无障碍措施增添社会成本？---“最多数的最大幸福”vs.“最少数的最小不幸”

青屿简介：
重度耳聋，口语+手语族。湖北美术学院研究生，主修艺术史论，研究课题是聋人艺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访问学者。

编者按：
最近逗逗君的合理便利的随感一文引发众多人的共鸣，继而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在中国，聋人群体并不是少数，即使是少数群体，也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们生来的语言以及文化。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聋人群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手语，有的人需要字幕或其它，但不论是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合理便利的提供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是互相的，当每个人都敢于去提出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别人才会知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才能让少数的不幸变成多数的幸福。

（图为青屿和朋友的对话截图，引发了此文的思考，经授权发布於此。）

聋人对手语翻译的正当需求，不仅健听人所知甚少，甚至在聋人群体中，也有一种“不要给社会增添成本”的心理——认为对手语翻译的需求是给社会增添了负担的、值得惭愧的行为，主要理由是：咱们社会以健听人为主，而我们是少数群体，如果社会热衷响应各种少数群体的需求，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不是资源浪费，也是资源分散，不利于解决那些更主要的大事情。——真真是体谅社会啊!然而，这个看法正确吗？

这里想说说思想史中，在面对“社会资源与少数群体的需求”这个问题上的两个著名立场——“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与“最少数的最小不幸”，这是对于理想的理性社会的两种描述。

“最多数的最大幸福”——语出杰里米·边沁，这个理念被称为边沁主义。这个观点认为，在利益分化的社会里，一些人的好运总伴随着其它人的厄运，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当我们试图赞成或反对某一种行为的时候，应该取决于这种行为能否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利益或幸福。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和幸福，这个社会就在进步。

“最少数的最小不幸”——语出卡尔·波普尔，是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波普尔的出发点与上述相反，他认为，赞成或反对某一种行为，应该取决于这种行为能否把少数人可以避免的不幸降到最小。我们不必相信那些给我们幸福的许诺，只需坚持理性，一点一点地去纠正不足，逐步拿出实在的措施来减少不幸，就能确定社会正在通向进步。

——哪种更符合你的价值观？

关于边沁主义，拥护者众，后世获得了诸多创造性补充，如：
1、 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和幸福，而有的人仍然弱势，那么而弱势人的弱势是他自己的问题，比如生育过滥、生理心理原因、甚至太懒惰。
2、 为弱势群体办事应该由政府来办，所以政府天生就是处理“无能”事件的。如果连政府也不能为弱势群体办事，那这样的政府能力值得怀疑。于是有人弱势是政府的问题。
3、 公开援助的结果会背离初衷。任何形式的帮助弱势群体是对弱势群体的公开伤害，会打击他们自尊、或纵容他们消沉。他们一定要受到大苦大难的严酷刺激才能奋发向上。
4、 谁都不容易。适者生存，适者生存得好，人类质量才能提高。

波普尔这边，相对的，也有诸多回应。如：
1、 积极援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是为了生存而作竞争，每个人都有可能走好运或厄运，为他人减少不幸就是为自己减少可能的不幸。
2、 大部分弱势不是政治问题，不该仅仅由政府来过问。理想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当政府疏忽时，也不会对弱势者造成重创。否则，即使这个府政积极于公益，也许也仅能使小部分人受益。
3、 弱势常与自由呈反比，比积极援助更重要的是：话语权无价。
4、 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文化选择，才是人类生存的方式。——每个人都主动寻求改善生活的方法，同时也为他人创造改善生活的条件，才能最大程度上丰富“什么样的社会质量才是好的质量”这个问题的答案。

Now，你的看法是……？

参考资料：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作者：（英）卡尔·波普尔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

守语者说：

中国政府已于2007年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年开始生效。意思就是我们同意该公约的内容，必须实践公约当中对障碍者权利的保护。也就是说，已有一个支持的倾向了，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提出这些想法。

延伸阅读：

点击原文查看本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说了什麽～

“2015国际残障人日：融合至上——实现所有人的参与和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