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应该到城里去吗？他们能不到城里去吗？在是否去城市的选择题中，他们有多少分自愿，又有多少分是顺从于时代洪流的无奈？当走进城市已经不再成为一个能寄托人生价值的理想时，我们在城市里迷失、迷茫。于是有人走向农村，却看到了另一群依然在渴望着、挣扎着，准备要走去城市的人。
作者：纪君
2001年出生
想要实践一种社会学式的活法，生活的疆域，皆为田野
三千多年前，摩西率领四十万名以色列人奴隶，反抗埃及法老拉美西斯迫害，越过红海、走出埃及，是为《出埃及记》。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听过很多这样古老而恢弘的叙事。我们听信着这些伟大的传奇，然后转头扎进现实，去具体生活中寻找自身与时代的交接点，去洪流中锚定个人最小化的福祉与确定性。
2023年，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到了黄土高原的一个小镇上。草滩镇在塬上。塬是黄土高原上四边陡，顶上平的地貌，像一座座削平了脑袋的山。去草滩镇的班车从县城出发，在盘旋的山路上边喘气边爬坡。初夏，窗外的色调是八分黄掺着两分绿。约莫两个小时后，色调里忽然多出一抹粉色，那是草滩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一幢三层建筑。教学楼四周是偌大的空地，前面矗立着旗杆，侧面几百米开外是旱厕，一排涂成了亮橘色的平房。风是这里的常客。风从河西走廊一口气跑过来。风俯掠过黄土，滚了一身泥味。在城市里奔跑时，风容易被林立的高楼撞开裂。在塬上时，风可以贴着连绵的平地跑。风恣意。跑过塬的风，继续跑过教学楼前的空地，摇动升旗台上穿着国旗的木棍，使其撞击旗杆发出当当的响声。塬上的小镇太安静了，风要给自己壮壮胆。很多个晚上我伴随着这样的撞击声和呼啸的风声，越过这几百米的距离去上厕所，心中都充满了寂寥，更多是害怕。厕所的灯是声控的。远远走去时忽然发现灯亮起了，走近却发现里头无人。于是我知道，又是风来上厕所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曾评价“陇中苦瘠甲天下”。草滩镇就在这一片区域里。这里举目皆黄土，这里十年九旱，这里靠天吃饭。有的居民因为难以置信有一天能通自来水，没有在家埋水管，至今还习惯使用从硬化路面收集起来的雨水。这里冬天的风呼啸着从旱厕的坑里往上钻，有时让厕纸都难以丢下去。草滩镇很小，一横一竖两条街道拼接在一起，就是整个小镇生活的主干道。镇上有一所小学，孩子共计170多个。他们中多数是村里的留守儿童，或者为了来镇上上学而短期流动到此的孩子。虽然大多数孩子平时很难见到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但他们对远方的爸爸妈妈充满了不可置疑的想象。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告诉我，妈妈在福建的一个玩具厂上班，每天会给十个娃娃涂颜色。我来到这里做志愿服务，偶尔也给他们上一些课。新学期的第一课我让大家写下新的愿望。我们把写好了心愿的便利贴贴在一张大白纸上，再用画笔添上树的形状，就做成了一棵五彩缤纷的愿望树。我把愿望树贴在了课室的墙上。他们的班主任通过微信，把每一个孩子的便利贴都拍给了家长。一个小姑娘在便利贴上写的是：“爸爸回来陪我几天”。几天之后，她跑来告诉我，在外省打工、已经一年半没见面的爸爸妈妈来电，说争取过两个月闲下来的时候，回来一趟。还有一张便利贴写的是：“我要长大有一百亿把农村修成城市。”可人都应该到城里去吗？中国五千万农村人口的幸福生活，应该在何处兑现？我的父母均在20世纪70年代下旬出生于珠三角地区。伴随着他们一起呱呱坠地的，还有改革开放。影响我命运进程的和影响中国命运进程的新事物一同诞生了。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促成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繁荣，小城镇也开始飞速发展。1993年，广东城镇化率27.5%。同年，甘肃城镇化率22.8%，北京城镇化率74.7%。中国的城镇化率28.1%。这一年，我的母亲从农村来到县城上卫校，我的父亲则从中专毕业，进入镇上的机械厂当工人。我母亲生长于佛山丹灶镇的一个农村里。因为是长女，从小就帮家里干许多的活儿。四五岁时，身高仅仅和灶头高齐平，就要背上舅舅、踩着板凳帮忙做饭。被派去后山山岗捡牛粪烧火，捡着捡着，夜幕从头顶笼罩下来，四周无光亮，害怕得撒脚狂奔。最怕的事情是放牛，小腿被田地里的蜞乸（水蛭）冷不丁叮上，血液就成为黑色蠕动物的填充。母亲儿时常走的小道，通往后山的竹林
图中是我的外公
一面是这种在乡村里起早摸黑、耕田犁地的苦，一面是迅速发展的城镇里蒸蒸日上的景象，年幼时母亲的理想是拼了命也要走到城里去，再也不愿下地当农民了。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我的外公，虽然母亲成绩极好，但见识多而谋虑远的外公在女儿中考之后，坚决不同意她继续报读高中。那时候，读职业学校才是接入城市职业体系的捷径。于是本来见针就晕的母亲半推半就地读了卫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城区医院当护士，扎针变成了日常功课，户口也从农民变成了居民。195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大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从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我母亲的出城，完成的不只是空间上的迁移，更是在户籍上、社会身份上的转移。我的父亲出长于佛山官窑镇的一个农村里。爷爷常年外出打工，在父亲的孩提时代，周末的固定活动是下地帮忙干活，分担奶奶一人耕耘十几亩地的重任。稍微和母亲不同的是，父亲有时还是一个货郎，自行车后座载满农产品或者鞋子，框框当当骑到镇上、骑到广州卖货。父亲的姑妈外嫁到省城广州，有一次藉卖货之由，他去到姑妈家里，省城的邻居和表哥打趣：卜佬又出来探望你们啊。（皮肤黑黑，衣着土土，即为卜佬，是粤语里对乡下人的蔑称。）表哥随即反击：你先系（才是）卜佬，城市里面嘅卜佬，一啲（一点）见识都无。货郎生涯塑造了父亲对经商的兴趣。90年代，地处珠三角腹地的佛山恰逢制造业的风口，草根民营经济蔚然成风。中专毕业的父亲先在镇上的机械厂做了两年工人，又到县城里的维修厂做了两年工人。积攒了几年工作经验后，他决定要离开乡镇来到城里，一手创办自己的生意。在认识我母亲一年后的1997年，父亲在城里租下了铺面，经营自己的工厂。2000年，为了迎接母亲腹中的胎儿，他们变卖了工厂的货车，凑够钱在城里买下第一套房子，领证，举办婚礼。数月之后，婴儿呱呱坠地。我出生在2001年的1月1日，家里为我取名为“纪君”，有“世纪君子”之意。我的户口跟随母亲上在了医院的集体户，甫一（刚刚）出生，就是一个“城市居民”。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2011年时，我国城市人口历史性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欧美发达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的城镇化率，从20%左右增长至50%，分别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而这一进程，中国只用了30年。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发展格局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为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立下汗马功劳。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广州和佛山是两座市中心距离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只有18公里。2009年，“广佛同城”正式启动。这两座珠三角的排头兵欲强强联手，在高歌猛进的城镇化进程中拔得头筹。这一年我从初中毕业，考入了区里最好的高中。我的高中坐落在广佛交界处的黄岐。因为紧挨着广州的中山八路，黄岐又被称为“中山九路”。黄岐城中村多，因为毗邻广州且房租便宜、交通便利，这里像是广州的卫星城，很多广州打工人在此居住。城中村里的房子摩肩接踵，又有握手楼之称，走在楼下抬头不见天。骑手的电动车在昏暗的街巷里横蹿，把外卖小作坊生产出来的食物，忙不迭地送到各色食客手里。过去的黄岐治安令人堪忧，即便医院与学校只有一路之隔，大半夜急性肠胃炎的学生，还是不敢贸然去求医，因为操场栏杆外那些游荡的、站街拉客的，让人心生不安。学校门口便是珠江。岭南潮热，夏季的雨水像年轻人一样火力猛，耐力足。学校所在的地方以前是农田，是一片洼地，每次密不透风的大雨过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的雨水在校园里积聚不散。2018年的高考，我的师兄师姐们在课室里答卷，外面雷雨大作。考场门窗紧闭，玻璃窗发出细密的颤栗，在气流的冲击中负隅顽抗，守护里面正播放着的英语听力。考生们从英语考场出来，学校俨然已经成为一座水上之城。后花园水塘中间的廊桥只露出遮阳的蘑菇顶，水蛇在水下的桥面上游走。整个田径场被水淹没，龙门成了两座孤零零的浮岛。由于地处交界的尴尬、基础设施的老旧，加上校园里浓郁的乡土气息，我们总是自嘲母校是一所“乡村学校”。隔壁省城的一些高中，对于非广州籍的优秀生源，专门设置了针对奥赛专长的自主招生。备战中考的那一年，我的心理压力不来自于那些和我同一赛道的竞争者，反而来自那些游刃有余应付课业之外、还在埋头钻研奥赛，一心要考取广州学校的同学。当我还在与中规中矩的中考真题苦苦鏖战时，他们早已放下与基础知识的周旋，去研究那些对我而言宛若天书的数理化竞赛题，一种自卑感从我心里油然而生。我满目所及皆是自己被理科、被奥赛拒之省城门外的落败。后来，一些同学如愿乘借数理化的天赋跃出城际，到了广州的高中，而我也来到了我的“乡村中学”。一个夏天，我去广州的一所学校探望初中的朋友。一个人来到车水马龙的省城，顿觉茫然不适。我为还在军训的朋友买了一瓶防晒霜，在晚饭的间隙，她跑出校门匆匆见我一面，试图通过和门卫求情，想要带我进去吃一顿食堂的晚饭，没有得到允许。在广州的街头，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切并不属于我，所以总有轻易的借口把我拒绝。彼时我的宿舍在七楼，每天从床上坐起来，就能隔窗眺望到霓虹流转的广州塔“小蛮腰”。广州离我很近，但有一种只能远眺无法跨越的距离感。城市以外还让人有出城欲念的地方，在15岁少年的心中叫做省城。2019年，广东城镇化率71.4%，北京城镇化率86.6%。那年前后，关于阶层固化和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甚嚣尘上。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学生基础教育差距，成为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表面上看起来绝对公平的考试成绩，也很可能从生成的那一刻起，就被深深地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这一年我经历高考。之后，我直接跨越省城，来到了都城求学。我来到了一个城市之中的城市。但是很遗憾，因为三年的疫情封控，难以和校园以外的城市生活建立更多的联系。求学者与消费者的混合身份让我和这座城市发生着暧昧又复杂的联系。我享受着学生身份的福利，万万谈不上北漂的艰辛，穿过国贸、三里屯、后海、五道口，穿过形形色色的灯火阑珊后，依然有一方安稳的庇护等我归宿。只是越迫近毕业，越觉得这里留给我的归属感并不强，假以时日，大概终会离开。学校林林总总的饭堂里有五湖四海的地域风味，北京烤鸭、新疆大盘鸡、武汉热干面、天津煎饼果子，十来二十块钱一份，就能在舌尖上旅游，或在舌尖上思乡。大二时，因为一门课程的研究需要，我找上了港式烧腊档口的老板。老板是广东湛江人，带着几个老乡一同来到北京打拼。他操着一口广普，与我交谈时会很自然地切换成粤语。烧腊档口时常是食堂里排队的冠军，他也总是忙得闲不下来。对于自己烹饪的风味，他总是很自信：“南方人吃过的，回头率都占80%。如果在广州佛山这边，我很自信说这句，很多厨师都未必做到我这个味道。”从南到北，背井离乡，能给他带来每月净收入两万的回报。“如果两万多块（都没有），我在广州深圳都能赚，又何必走这么远呢。”时常到了晚上八点半之后，他才真正停歇下来，有时间坐下与我认真闲谈。摘下厨师帽后，汗水浸润他稀疏绵软的头发。他说，如果三五年之内仍然是“碌碌无为”，便打算回广东发展。“南方人都是很传统的，落叶归根，肯定会回去的，无论做成什么样都好......现在还有梦想，在外面，闯一下先啦。”我知道他说的梦想，是真正拥有自己的烧腊餐饮，做一个实打实的小老板。这种自立门户的向往，让我眼前仿佛闪烁过自己父亲的身影。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仍然是飘萍。听到一口乡音，便有了无需多言的亲切。大四的中秋节，我忽然收到老板的邀请，去和他们一起吃顿饭。食市结束，饭堂师傅们开始张罗，用自己的方式过节。这边的粤派桌上，清蒸鱼、炒花蛤、白灼虾登场，佐以档口自有的叉烧、烧鹅、烧肉、豉油鸡，还有五仁馅儿的广式月饼。这是我四年以来在北京吃过最地道也是最温情的一顿粤菜。毕业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坐在地铁上编辑了一条消息，发给了他。我祝他生意兴隆，心想事成，他祝我人生旅途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比起烧腊老板这样来北京讨生活的人，像我一样藉由求学之故来到这里生活的学生，家庭和学校是我们的庇护盾，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自由探索生命，而不必有生活负担之忧。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无法生发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整个四年，我都在经历或更多是在见证着，身边的同龄人在努力和这座城市发生联系，但更多时候是指摘这座城市与自己的理想生活无法匹配。皇城根下，一群水土不服的大学生，骂骂咧咧了好几年。毕业之后，他们四散，一部分人选择回到家里工作生活。选择回去的，要么能够安于一隅，要么天赐好故乡、被命运眷顾。我时常在想，如果大家的成长环境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的“矜贵”，会不会更多地感念这座城市中各种机会与资源的丰腴，能够少一些由异乡感生发的恐惧与排斥？或者说好的事物必然有难的一面和对等的代价，而都城的生活对于这代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再是那轮白月光了。但也许不能骂的，也就不是母校，也就不是那座朝夕相处的城市了。2023年，广东城镇化率75.4%，甘肃城镇化率55.49%，北京城镇化率87.6%。中国城镇化率66.2%。彼时距离2001年国家推行撤点并校已过去20多年，距离2021年推出的双减政策则刚刚过去2年。此两项都是在社会上争议颇大的重大教育政策。对于撤点并校，支持者认为其有效整合了农村教育资源，缩小了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批评者则认为它忽视了中国复杂国情，加剧了农民的负担、学生辍退率的上升和农村的瓦解。对于双减，政策设计上期待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解决义务教育短视化、功利化的问题，然而基于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距，又有人揭示出双减弱化了学校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功能，助长了新的教育不平等。这一年我从北京毕业，并来到甘肃参加教育志愿服务，展开了长达半年的驻扎。此前22年的人生里，我从未在乡镇里长期生活过。来到这里我才了解到县城、乡镇、村庄的概念与区别。我所在的县城，到市区要坐3小时车；我所在的乡镇，到县城要坐2小时车；一些学生家里所在的村庄，到镇上要步行2、3小时。我的服务对象是一群偏远乡镇的孩子，工作内容是营造社会化学习、提供情感陪伴，为这些短途寄居镇上的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成长支持。在一个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乡镇的中心小学里，我们守护着173个娃娃。镇上除了小学，还配有一所幼儿园、一所初中，学生共计400人不到。二十世纪初，镇上的初中有学生1000余人。2016年，镇上初中有学生200余人。2023年，镇上初中只有学生80余人。城市化浪潮下，人口衰减成为乡镇不可逃避的宿命，村小也走向衰亡，时至今日要么只剩残垣断壁，要么人数比学生还多的老师，守着一双手能数得过来的几个孩子。一些家在村里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一家人来到镇上租一个平房小单间专职陪读，一家几口的起居都挤在这十几平米的空间中。据说二三十年前，在全县的教育中，乡镇的表现甚至力压城里一筹。下来巡视的领导见自己在城里读书的儿女成绩竟还比不上乡镇的娃娃，来了个“脑筋急转弯”，开始把乡镇师资向城里抽调。老师走了，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学校、住房、医疗等配套公共服务也被城市甩得越来越远，于是农民们被吸引着、被推搡着，进入县城里，住进20层楼高的商品房，把孩子送进有着塑胶跑道和冲水厕所的小学里。我曾到访过一些县城的小学，动辄几千人的生量，比我们的整个镇子还热闹得多。那些还留在乡镇里的家庭和孩子，多少有种孤凄。但他们本应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拥有一个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我从城市里来，去守护那些还没法到城里去的乡村孩子。可人都应该到城里去吗？可他们能不到城里去吗？在是否去往城市的选择题里，他们有多少分自愿，又有多少分是顺从于时代洪流下的无奈？2014年，我国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持续了56年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户口本上“城里人”和“乡里人”的区隔被拆掉了，但它在现实世界里留下的区隔仍然是横贯在许多人生活中的隐痛。固守是痛，流动了，还是痛。2022年，在一番苦苦争取之下，我和母亲登记在城市的户口，终于实现“外嫁女从夫居”，跟着父亲转回了农村，觊觎的是集体土地的股权和分红。“以前搏命想转户口出去（城里），现在不一样啦，争破头都想迁（户口）回来（农村）。”母亲说，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那些势如破竹的潮流，也终将会有调转势头的一天吗？才相隔三十年不到，这个时代比起父母所生活成长的那会儿，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红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一部分人乘上诺亚方舟，迎风驶舵，英勇弄潮。但是更多人被裹挟进浪潮里，自生自灭，就像一首歌的词所言，“水向下流，沉底的位位都有眼有口有手，面目模糊不入镜头，无聊地奋斗，无权留在方舟，在洪流下怎出走。”历史洪流摧枯拉朽。个体或许还会听见那些时势造英雄的伟大叙事，也可以怀抱很宏大的抱负，但实际能做的努力有时微乎其微。这种落差感或者宿命感限制了很多人的勇气，我们对于他人的生活失去想象的能力，耗尽全力只愿独善其身。在聊到代际差异时，父亲说，现在的年轻人获得快乐的成本变高了许多。当走进城市已经不再能成为一个可以寄托人生价值的理想时，我们在城市里迷失、迷茫。于是有人走向乡村，却看到了另一群依然在渴望着、挣扎着，准备要走去城市的人。粤语中的“出”，有“去”之意。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我们的城市犹如围城，屹立在时代的浪潮里，也蹲踞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洪流里。
后记
我平平淡淡地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幸福，但也有点乏善可陈。而窗外的世界又是那样风起云涌，我恨自己为何不是那个弄潮儿，或者被潮弄也行，总之，生活可以更加故事性一些。这大概是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悸动。
所以参加青年叙事营的初衷也是这样，想听别人的故事，也想逼迫自己好好沉下心，挖掘一下“在具体生活中自身与时代的交接点”。谢谢益微青年（EV）提供的机会，谢谢何满老师的引导和意见，最后我写出一篇还算成型的稿子，也意识到人不需要以任何一种经历或者身份为耻，只是需要对每种经历和身份都加以反思和审视，不以弱者自怜，也不以特权自居。我的故事里糅杂了很多远远近近的人的生命轨迹。人就是这么神奇，生在这个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再远的人，再宏大的脉络，也总有和我们打照面的可能，或者必然。我特别喜欢大学班主任的一段话：“和别人接触多了，发现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更能容纳自己，也更能容纳别人，就会在个体性和总体性、一般性和个别性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我被这种社会学式的价值观深刻影响。我的理论学得很差，所以不愿多讲理论，只想讲点故事。但如果故事也讲不好的话，也没关系，就先去沉浸式地生活吧。
感谢何满老师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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