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5岁的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乘火车在中国旅行了一年。他认为西方人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这妨碍了他们看清中国的真相。“西方人个个都喜欢道听途说，这导致他们对中国的想象虚假而不真实，所以不足为信。”为了向他的同胞展现真实的中国，他计划乘火车走遍中国的角角落落，“去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去它最炎热和最寒冷、最干燥和最潮湿、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他不仅去了北京、上海、广州，也去了西安、桂林、长沙、西宁、哈尔滨、拉萨。
1980年，索鲁曾经乘船沿长江游览过中国。六年后，他又一次游览中国，他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灰色的了，人们开始穿鲜艳的衣服，从事各种买卖，人们想购买的三大件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变成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电影院里在放《第一滴血》，电视里在放时装表演。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活跃了起来。在上海，“有人在家开课，教人英语、音乐或服装制作。花20元可以跟一位老裁缝学做衣服，每周两次课，总共两个月左右。要在以前，没有任何学裁缝的理由，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工厂生产的蓝色棉布套装。”在北京的孙中山业余学校，索鲁应聘了英语教师，英语是最受欢迎的科目，学校有三千多名学生，学习科目包括业务方法、打字、会计和计算机。年纪最小的学生八岁，最大的74岁。他们白天去上班，或者在自由市场摆摊卖从广东贩运过来的服装。这俨然就是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看得到的景象。80年代，一个老外来中国大概还是比较惹眼的。所以，索鲁完全无法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游客。所到之处会有美国的领事为他接风，有中方的外办乃至铁路局局长接待他。美国驻华大使夫人邀请了十多个文化人跟他一起共进晚餐，其中有北大教授、有作家萧乾、翻译家董乐山等人。索鲁对萧乾先生说，作为游记作家，他的座右铭是，“像狗一样咧嘴傻笑，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圣经·诗篇》里这句叫，像狗一样号叫，围城绕行。）”在厦门，他围观了一场吵架，一个小孩骂摄影师是王八。索鲁非要翻译给他解释清楚男孩骂人的话的意思。翻译说，王八即乌龟，也表示一个男人的老婆被别人睡了。索鲁对翻译说，在英文中王八是cuckold，有“傻子”的意思，用它骂人比较合理，而中国人这样骂人有些说不通，母王八并不是好的交配对象。翻译说：“你不但对吵架感兴趣，对生物也挺感兴趣。”索鲁说：“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他喜欢描述途中遇到的各种小动物，反感中国人吃野味。他认为各地纪念品商店或友谊商店的东西都不能算顶好的，如各种玉器、木雕、象牙拆信刀、熊猫玩偶、绿松石首饰、景泰蓝瓷器或无聊的卷轴画复制品。对外国人来说，值得买的、便宜又特别的中国物件是：螺丝刀、水彩颜料和画笔、铅笔、书法、草鞋、T恤、盆栽、真丝地毯和真丝靠垫套、热水瓶、药草、香辛料以及茶叶。竹子编的鸟笼子虽好，但他觉得被关在里面的鸟很可怜。80年代的中国还不够发达。列车上厕所总是很脏，列车员态度粗暴，人们爱随地吐痰，缠着老外换美元。“中国人常说老外好骗，这是他们洋洋自得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在作祟。”中国的餐馆、商店，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外国人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这些对常年走南闯北、曾经多次身处险境的索鲁来说应该都算不上什么。索鲁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好客，“他们总是很友好，没有半点戒心。他们渴望与人交谈，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上海小伙小王说，一个苏联芭蕾舞演员，看上了他脚上的运动鞋，耐克的，五十元买的。小王觉得，这位演员在自己的国家连这样的鞋都买不到，替他感到悲哀，就把自己的鞋送给他了，之后自己赤脚走着去办公室。索鲁发现，“中国经受的磨难，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她挺了过来，甚至繁荣了起来。”上海就像一个大工地，“极具生命力，它不像广州般世俗，却也不那么精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嘈杂，汽车喇叭声、警报声、垃圾车的轰隆声、人们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与纽约的背景音如出一辙。”北京的出租车达到了14000辆。上海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大概有两百个中国人，不是想找英语方面的工作，就是想申请说英语的大学。一位纺织厂的工程师月薪80元，但他想去酒店上班，那样每个月能拿250元。这位工程师说他对非洲很感兴趣。于是索鲁决定考考他，问他上沃尔特的新名字叫什么。“布基纳法索。”“它的首都在哪里？”“瓦加杜古。”他都答对了。索鲁不喜欢中国的大城市，哪怕是杭州，“杭州是旅游者的天堂，湖泊、寺庙、酒店、餐馆、面摊、快照亭，应有尽有。马可·波罗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这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惊艳之处。西方人在拥挤的地方会感到压抑，但中国人却是哪里人多就去哪，只有最值得去的景点才会吸引几百万人。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上海有许多人行道，很适合漫步观光，所以人人都跑出来散步，然后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喜欢歌颂城市的作家很可笑，因为每一个城市居民为了不丧失理智并在其中生存下去，都会设想出一幅自己的城市图景。”索鲁认为中国喜欢重建一些古迹，导致这些古迹失去了历史韵味。他写道：“我讨厌在中国观光。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建的废墟之后。重建做得很糟糕，不是修坏了就是漆得太马虎。中国人谈起恋爱来都很热烈，所以他们会不断地一起出游，为的是找地方躲起来亲热。在每一处圣山和名塔，都可以看见异常多的情侣，纹丝不动地抱在一起，有时还互相亲吻。”他最喜欢的是乡野间的西宁、黑龙江的朗乡，还有拉萨，地方不大，却有情有好，没有拥堵的交通，道路平坦顺畅，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市场繁荣。在火车上，索鲁跟他的同胞一起聊天打发时间，他说，西方人“对仆人说英语，对情人说法语，对马说德语。”同伴回他：“对洗衣工说汉语。对厨师说葡语。”他观察火车上的乘客，发现中国人在25岁之前看上去都挺年轻，但过了25岁就开始变得憔悴。到了六十来岁，又会恢复淡定从容的样子，越来越高贵优雅。索鲁主要是乘火车游览，这部分限制了他的视野，比如对杭州的论断就很不可靠。只靠英语跟人交流，这导致他的交流对象层次也比较高，对普通人的生活他只能观察而无法询问。但索鲁凭借他丰富的旅行经验，能发现不同文化的类似之处，比如桂林的岩洞，“类似迪士尼的风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俗气。”他会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国际交流多少能化解一些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