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管道出现了四个泄漏点。管道中充满燃料，破裂产生了宽度达800米的气泡，上浮到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表面。就在泄漏发生前，附近检测到了爆炸。欧洲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表示，这是一起蓄意破坏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则将矛头指向了美国。这一管道长达760英里（约合1223公里），耗费了数十亿美元，从俄罗斯西伯利亚气田通往德国，途经波罗的海海底，大部分在水中。北溪管道于2011年开通，设计的年输气量为550亿立方米，足以供应德国超过一半的年消耗量。《纽约时报》说，目前的事态就像一部间谍惊悚片：一些人猜测，破坏活动是使用无人潜航器或潜水员进行的。在泄漏消息传出后，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近20%，大约是一年前的五倍。前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托尼·朱特多年前就说，当今时代是一个恐惧时代：“恐惧正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活跃因子。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是当然的，还有其他的恐惧：对失控的改变速度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在资源日益分配不平等的时代对落他人之后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状况和常规活动失去控制的恐惧，最大的恐惧可能是，不只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那些当权者在面对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力量时也对局面失去了控制。”他也把这个时代称为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我们度过了一个稳定、确信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经历过之前那个经济时代解体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社会里的私人和局部利益压倒公共目标，遮蔽共同利益时会发生什么。”托尼·朱特2010年病逝。2016年，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斯曼把他的一些文章选成了《事实改变之后》一书，收录了他撰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朱特的妻子霍曼斯在序言中说：“朱特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他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朱特没有偶像，但她指出朱特最崇敬两个人：加缪和奥威尔。他认为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朱特比较痛心的就是人们不再讲道德、公共领域在消失。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斯密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提案或倡议被提出后，人们不会去问它是好是坏，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朱特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私有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过去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卖了之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公共部门也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私有化从理论上说如此完美，但操作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现实表明，把公共责任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投入以及维护成本高于收入。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政府给予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买家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其次，私有化会造成道德风险。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效率明显低下的公共项目的唯一原因是国家会帮他们消除或减少风险。比如伦敦地铁，政府保证购买伦敦地铁的公司不会遭受重大损失。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理由是，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行不善，比如管理不力、投资不足，尽管如此，邮政、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等机构，不管怎么运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在被卖掉后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受制于市场的变化。这些机构先天就需要有人进行监管。”所以朱特认为，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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