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佳作005期 | 杨志云：何以塑造“稳定的奇迹”？

点击阅读原文

编者按

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问题和“稳定的奇迹”激发了学界对国家强制机构的浓厚兴趣。然而，中国警务运行机理的“黑箱”尚未完全打开。针对五个公安部门的访谈表明: 执政党对中国式警务的政治属性并不隐晦。社会治安的政治定位使公安部门的地位、编制和经费获得相对倾斜。公安部门则通过动员、整合和渗透等组织技术以及户籍与分类管理、信息技术与网格化管理、目标责任制等技术治理机制支撑“调控中的社会秩序”，以回应社会稳定挑战。如是，以“治安的政治定位”和“调控中的社会秩序”为核心的警务运行机理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平安之路”。

嘉宾介绍

杨志云，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嘉宾对话

杨老师：

您好！感谢您接受平台“对话佳作”栏目的专访。

Q1：通过阅读您的代表性论文，我们发现您从求学期间就开始撰写有关警务的论文，您是怎样确定这一公共行政中相对“无名”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杨老师：非常感谢大家对拙作和警务领域的关注。我涉足这个领域，既有注定的“缘分”，又有巧合之处。说注定的“缘分”是因为其中暗含着师门传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始就是警察服务（first policing study）。我的导师毛寿龙教授早年师从Ostrom教授夫妇，并在1999年前后将Ostrom教授夫妇的相关著作译介给国内学术界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公共服务的制度构建——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等有关警务的学术著作。在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读书会上我接触和阅读了这些著作，为之后博士论文关注这个领域埋下了“种子”。说巧合之处是源于我在校外兼职的经历。2009年我博士二年级在警察学院兼职授课以贴补学习生活之用。警校的学生非常乖巧，上课统一制服、坐姿端正。他们毕业都将从警，我得以近距离接触和观察这么多“准警察”。因为接触，所以关注。之后，每当看到警务有关的新闻时都会格外注意。特别是看到有关警察的负面报道时，我常常会想，到底是怎样的制度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和改变了他们？随着文献积累的增加，我的博士论文初步打算研究这个领域。

当然，正式进入公共行政中相对“无名”的警务领域则颇为艰难和周折。警务领域的文献很多都是内部发行，普通高校的馆藏非常少。不过，我不断提醒自己，公共管理研究应该通过具体的政府部门切入。警察占公务员总数的四分之一，着实是非常好的研究对象，舍弃这个领域确实心有不甘。我只能利用有限的经费购买公安史志资料以增进对现实的理解。所以，博士期间尽管生活拮据，我还是尽可能购买更多的文献资料。此外，在导师和同门师兄弟的帮助下，我顺利进入公安部门开展田野调查。虽然田野调查经常会碰到涉密而无法深入的难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博士论文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实地访谈，都非常粗浅。我记得当时在中部一个省会城市访谈刑警队，我曾问接待的探长基层警队是否缺枪支弹药。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当时自己傻气十足。不过，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接受我访谈的警官，他们分享的经验和智慧激发我对警务领域保持兴趣和热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跟导师和公安大学的朋友参访的地方越来越多，慢慢也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感觉。

Q2：您在文章中以问题链的形式呈现出来您的研究思路，并且提到研究问题属性决定了研究方法，您认为发现研究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杨老师：我在拙作中将研究问题拆解成逻辑关联的一组问题，用了“问题链”的表述。有关研究问题的属性决定研究方法的选择，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并非我的提法。

回到如何去发现研究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通常会强调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和文献的价值等。首先，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保持对研究领域的持续关注，能够启发自己找到好的研究问题并在同行的基础上做出边际贡献。国内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资讯真的非常多，让人应接不暇。可以选择参加一些质量较高的会议，例如栗林论坛、公共治理青年论坛等。当然，参加学术会议仅仅是寻找学术共同体和进入某个领域的快速通道，无法替代案头的文献阅读和追踪。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将自己带入与作者对话的角色，有助于提炼研究问题。此外，我个人觉得，学者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保持跟研究对象的互动对于提出真实的研究问题非常有帮助。公共管理本身是研究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学问，我们的研究过程离不开同公务人员的互动。比如，在警察的激励问题上，访谈过程中经常会听到“从优待警一句话，从严治警一本书”的自嘲和无奈。这些鲜活的语言比较形象的概括了现实问题。

我想无论是学术共同体、案头文献还是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积极互动，都有助于寻找到真实的研究问题。如果非要说哪一种更关键，我的排序会跟大部分学者一致，那就是阅读文献仍然是最有效的捷径。

Q3：您写作这篇文章是基于一个怎样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社会需求的，您的研究视角是放在整个的社会治安系统还是各个实现社会稳定的要素呢？

杨老师：拙作主要是试图提出一个理解警务运行机理的概念框架，并通过经验事实阐释该框架的有效性。就理论基础而言，主要是加入“维稳型国家”和有关国家强制机构的对话；就研究视角而言，重心放置在整个的社会治安系统，并且聚焦在警务部门。虽然在组织技术等环节，将政党带进来阐释执政党主导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但整个论文的展开确实是“以政府为中心”的。

如果是以实现社会稳定的要素，那么，犯罪、抗争甚至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和情绪等都需要花费大量笔墨去着色。我的专业背景是公共管理而非社会学，对我而言，“以社会为中心”的叙事确实太有挑战性了。不过，您的问题确实启发了我从新的视角开展后续研究。

Q4：您论文的落脚点是“当代警务”，同时也做了大量的档案梳理和历史研究，您认为本文的解释框架在纵向维度上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这些细致的历史梳理资料翔实，使得分析更有力，文章更丰厚，您在这方面有哪些心得体会?

杨老师：拙作的解释框架在纵向纬度上增强解释力的努力主要得益于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匿名审稿专家希望拙作的解释框架更具动态性，我积极尝试去修改完善了概念框架。针对框架在时间维度的变与不变，“社会治安的政治定位”一直没有改变，只是不同时期围绕的中心问题在变。比如，1980年代社会治安领域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打击犯罪，特别是青少年违法犯罪；1990年代末期则新增了维护稳定的职责；进入新世纪则再次增加水平和程度更高的平安和谐等内容。“调控中的社会秩序”的两个要件，组织技术和技术治理都保持不变，但其内在细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组织技术为例，“运动式治理”无疑是持续的特色。不过，即便如此，从政治运动到“严打”再到专项行动，“运动”的强度和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嬗变。以技术治理为例，户籍登记和重点人口管理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规训”制度。不过，现在的人口管理已经从重点人口扩展到重点人群，从过去的“管控”到现在嵌入“服务”的内涵，分类管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是，不变的是这套机制，变的是支撑这套机制的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细节。

在念博士的时候，系里的多个老师都反复强调好的研究要有立体感。我想时间维度是增强这种立体感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命题。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发了“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治理”专题系列论文。这些都表明扎实的历史梳理和社会科学内部各个学科结合的巨大空间。我想，青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忽略历史研究的厚重，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青年学者可以多多关注“历史社会学”的相关成果。

不过，在警务领域收集相关史料确是成本高昂的一项工作。时间成本和经济投入都是如此。一方面，警务领域的资料多因内部发行或涉密问题，无法轻松获取。公安大学的图书馆馆藏目录校外无法访问，公安档案馆更是无法向普通学者开放，这意味着政法系统外的学者要想获得这些文献的信息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和警政史料普通高校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都非常少，要做研究就必须自己购买。而一些早期的史料价格昂贵且不可能开具发票，这意味着即便有相关课题支持也需要自掏腰包。而且，一些收藏家非常敏锐，在公安收藏领域出手“阔绰”，人为抬高了学者从事研究的成本。值得庆幸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丰富的馆藏，而且这些文献都是开架阅览，非常方便。例如，拙作关于重点人口管理等相关的制度细节就来源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查阅。非常感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拙作的篇幅和细节，使得我耗费大量精力爬梳的史料得以呈现，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Q5：老师您在文中提出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财政和警务技术三个层面来来分析党政体制如何实现维护稳定和秩序的需要，那么您认为这三个层面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内在逻辑呢？

杨老师：这三个维度是我根据现有文献进行的总结提炼。国家治理维度视野宏观，重点关注党政体制对政法和警务工作的影响机制。财政和国家强制能力偏向政治经济分析，用公安财政支出和警察编制数量等来衡量国家强制能力的变迁轨迹，挖掘不同时期的警务运行。警务技术维度相对偏中观和微观一些，关注各种警务策略和模式。例如，群众路线警务、社区警务等。

三个层面之间除了层次差异外，内在逻辑关系相对比较清晰。国家治理角度提供了根本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和警务运行机制。同样，财政从经济层面也塑造了警务运行机制的特色。相比国外，中国以非常少的公安经费支出和公安编制规模塑造了“平安奇迹”。换言之，三者之间呈现出“嵌套”关系。

Q6：技术治理是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普遍现象，您认为受到其“治安的政治定位”影响的中国警务的技术治理与其它国家警务的技术治理有哪些区别呢?

杨老师：技术治理具有两个面向，一是现代政府通过引入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来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能；二是政府的管理技术和治理手段越来越技术化。就此而言，技术治理的第一个面向具有世界范围的共性。例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广泛使用。具体到警务领域，各国都普遍采用智慧警务。中国公安部门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积极拥抱者，而且由于法律制度约束的相对宽松，视频监控等技术运用的比国外更广泛一些。技术治理的第二个面向则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中国警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管理技术同其他国家截然不同。比如，网格化管理、“平安细胞工程”等组织技术和管理技术融合创新在国外基本上难以想象。另外，虽然各国警察都有绩效管理，但中国的考核和目标责任制也有非常强的独特性。在国外，绩效管理基本上是一种学习策略，诊断实际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国公安部门的绩效考核乃至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都存在较强的自上而下控制导向和压实责任的意图。这意味着，执政党对社会治安的政治定位的战略目标能够非常有效的被嵌入到技术治理之中。

有关技术治理的内容，我最近一年一直在思考《技术治理何以塑造中国的“平安奇迹”？——基于警企联盟的实证研究》，并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对框架部分做了一个内部展示。今年暑假，我完成了公安科信部门和代表性安防企业的补充田野调查。不过，我目前在国外访学，相关的文献资料不能携带出境，只能留待明年回国再完成该研究。

Q7：以“平安XX”为名的市级警务微博普遍在各类政务微博中运营质量较高，影响力较大，您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警务的运行机理是否有关系？有何关系呢?

杨老师：“平安中国”和全国各地的平安建设同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公安部门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部门，但却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警察的职能定位中，打击犯罪、维护秩序和提供服务都是重要的内容。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各地的警方通过警务微博平台发布警情提示、犯罪热点、重大案件案情、便民服务指南等业务信息。这些信息同很多部门发布的政务宣传信息不同，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警务微博在政务微博中内容更实用，老百姓的关注度更高，影响力较大。如果说警务微博运营质量和警务运行机理具有相关性，这种相关主要是中国的公安部门重视信息技术，以及需要通过信息公开来实现渗透和整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在智慧警务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果公安部门不重视同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和群众路线的传统，那么将会影响警民关系以及现有警务运行机制的有效性。正因如此，当下公安部门一方面特别强调“科技兴警”和智慧警务，一方面重拾“枫桥经验”。

最后，再次感谢您和大家对拙作的关注。如果没有您和大家的关注，我可能没有机会静下来系统性反思拙作的写作过程和背后的经历。

往期推荐

本期访谈：赵焱鑫  张珺  果果  李磊

本期编辑：李磊

审稿校对：赵焱鑫  张珺  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