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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20 Issue2

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期刊简介：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寻求通过发表公共管理领域实践中最高质量的理论和实证工作来推进公共行政学术的发展。该期刊是多学科的，其涉及范围包括组织、行政、管理和基于政策的研究，从而提高我们对公共部门的理解。JPART致力于发展多元严谨的研究，拓展和构建公共行政理论。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JPART位列第9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JPART位列第3名。

研究类文章

01

1. 题目：Socioeconomic Represent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社会经济代表：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扩展

2. 作者：Katie Vinopal，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

3.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代表性官僚制；教育

4. 理论基础：代表性官僚制理论

5. 研究假设：

H1：与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老师相比，假设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老师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关系更亲密，冲突更少。

H2：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在高社会经济地位情境中的社会经济表征效应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情境。

6. 数据来源：该分析基于2010-2011年幼儿园班级儿童早期纵向研究的限制使用数据（ECLS-K），这是一项全国代表性的纵向研究，研究对象是2010年秋季和春季从幼儿园开始的学生，数据来源于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IES）内的教育统计中心（NCES）。对在秋季和春季上幼儿园的以及在春季入学的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进行访谈。

7. 研究方法：用于此分析的分析样本使用来自ECLS-K的三个波的数据：在春季入学的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考虑到包含变量缺少数据的观测值后，最终样本量为24,010个学生波观测值。为了控制潜在的混淆因素，此分析利用ECLS-K的面板性质，使用学生固定效应模型比较来自多个教师（每个年级一名）评估同一学生的数据。这样一来，控制了因时而异，因学生而异的混杂因素。

8. 研究结论：（1）就学校而言，总的来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经济代表性会影响教师对他们与学生的关系的认知，这超出了先前确立的种族代表性影响，这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黑人学生而言仍然很重要，并且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不管SES匹配是否包括在模型中。

（2）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白人学生来说，社会经济代表性似乎在组织环境中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非常突出，相对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更加明显。与高SES教师相比，高SES学校中的低SES教师与低SES白人学生的关系更加密切，冲突较少。

（3）种族、民族和阶级交集处的代表与一次沿一个维度的代表不同。对于低SES学校中低SES的学生来说，同时匹配种族和SES的老师能维持较高的亲密关系，但是仅沿一个维度或另一个维度（而不是两者）进行匹配可以减少冲突。

参考文献：Katie Vinopal.Socioeconomic Represent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187–201.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4

02

1. 题目：Competition and Federal Contractor Performance  竞争与联邦承包商绩效

2. 作者：Benjamin M. Brunjes，华盛顿大学丹尼尔·埃文斯公共政策与治理学院

3. 关键词：联邦合同；竞争性合同；承包商；绩效

4. 理论基础：联邦合同竞争理论

5. 研究假设：

H1：与单一来源的合同相比，具有竞争性的来源合同更不可能以终止告终;

H2：与第一次订约的承包商相比，以前与订约政府机构有关系的承包商与这些机构的合同较不可能提前终止;

H3(a)：服务合同比货物合同更有可能提前终止;

H3(b)：与可能更容易产生和理解需求的合同相比，复杂的服务合同（其中需求可能不清楚，可能存在能力缺口）将更可能提前终止;

H4：收到很少投标的合同(表明市场没有竞争，可能存在资产专用性)，将比收到很多投标的合同更有可能提前终止;

H5：与其他合同相比，在第四季度签订的合同更有可能提前终止，因为此时可能会削减公共预算;

H6：法律要求使用单一来源的合同比其他合同更有可能提前终止。

6. 数据来源：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合同。该样本包括24,396笔联邦最终合同，这些合同在2005财年至2014财年之间终止。最终合同是“相互约束的法律关系，责令卖方提供供应品或服务（包括建筑），买方付款”（FPDS-NG用户手册，第4页）。此类合同不包括购买订单，一揽子购买协议电话以及用于采购相当简单的商品和服务或利用不确定的交付合同工具的其他方法。这些合同于1998年之后启动（以确保记录的完整性），每份合同持续20天以上，联邦支出总计超过10,000美元（以确保有意义的资源交换）。数据集中超过90％的合同支出超过50,000美元。

7. 研究方法：使用多项逻辑（MNL）回归分析数据，MNL模型是适当的，因为因变量（合同的最终修改）是一组分类的无序值，与所有多项逻辑回归一样，假设不相关的选择（IIA）是独立的。

8. 研究结论：竞争性合同更有可能遭受绩效问题的困扰，但是承包商与代理之间的关系与较少的绩效问题相关，这表明竞争未必会带来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收益，而关系、共同经验以及其他因素在提高承包商绩效时可能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Benjamin M Brunjes.Competition and Federal Contractor Performan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02–219.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7.

03

1. 题目：Service Professionals' Response to Volunteer Involvement in Service Production

服务专业人员对志愿者参与服务生产的反应

2. 作者：Mette Kjærgaard Thomsen, Ulrich Thy Jensen  南丹麦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3. 关键词：志愿者；服务专业人员；威胁感知；核心任务；补充任务

4. 理论框架：威胁感知理论

5. 研究假设：

H1：当志愿者解决核心任务，而不是补充任务时，服务专业人士更有可能将志愿者视为对服务质量的威胁；

H2：当志愿者解决核心任务，而不是互补任务时，服务专业人士更有可能将志愿者视为对其专业特权地位和垄断地位的威胁；

H3：当志愿者解决核心任务时，而不是补充任务时，服务专业人士更有可能将志愿者视为对他们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工作保障的威胁。

6. 数据来源：我们的研究数据是从大型工会FOA的一个网络小组成员中收集的，该组织组织了在丹麦从事各种公共部门服务的成员，包括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疗助手。

7. 研究方法：实验法、问卷调查和访谈法

8. 研究结论：志愿人员可能被视为对服务质量，对职业特权和垄断以及对个别服务专业人员的工作任务或工作安全的威胁。基于核心任务和补充任务生产之间的主要区别，我们发现，当志愿者解决核心任务而不是补充任务时，志愿者将被视为服务专业人员眼中的威胁。当志愿者解决核心任务而不是补充任务时，卫生助理更有可能将志愿者视为对护理质量的威胁。

参考文献：Mette Kjærgaard Thomsen, Ulrich Thy Jensen. Service Professionals' Response to Volunteer Involvement in Service Produc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20–239.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8

04

1. 题目：Discretionary Authority and Prioritizing in Government Agencies 政府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和优先权

2. 作者：Maarten Pieter Schinkel, Lukáš Tóth, Jan Tuinstra，阿姆斯特丹大学

3. 关键词：政策执行；委托-代理；自由裁量权

4. 研究背景：政府机构在选择进行不同的可能行动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下，机构领导有权决定机构预算的一部分，以激励员工接案。机构领导不仅关心机构整体绩效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注重机构的印象管理。机构雇用的工作者也可以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之间自由选择。但这些不同任务的专长要求和完成后的社会福利收益却各不相同，其概率取决于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任务的复杂性。基于此，本研究对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下代理优先级决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5. 研究过程：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主要通过构建一个政府机构代理模型，设定了机构的两层组织结构，将机构领导(委托人)的专业知识、对预算的自由裁量权、可承接任务的难度、任务完成后的社会效益，以及机构雇用的工作者(代理人)的技能、知识和才能、完成任务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本等变量赋予了不同参数，并通过不同的方程等式分析了机构自由支配预算的规模，是如何影响其所委托的任务规模和类型。最后还结合一个反垄断案例研究，分析了研究发现对制度设计的启示。

6. 研究结论：机构预算的微小变化会导致从重大任务到次要任务的不同排序，超出特定阈值的自由支配预算变化会导致大范围的重组，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大幅变化。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是非单调性的，在预算中是不连续的。在一个跳跃的间断点，一个无限小的预算削减可能会导致福利的大幅增加，而不仅仅是直接的资金节约。在其他预算水平上，更多的自由支配支出增加了福利。因此，自由支配预算的规模是政府机构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控制工具，具有重要的福利影响，取决于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二级和三级绩效奖励措施以及负责人的个人素质等特征。

7. 研究贡献：本研究总结并讨论了所构建的模型如何在更高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研究预算杠杆的最优使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在关于官僚主义控制的政治学文献中被更广泛地考虑，而且为管理当局提供了对所谓独立机构优先权的某种控制，通常适用于拥有正式和非正式自由选择任务的政府部门。此外，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也为新兴文献中关于竞争主管机构体制设计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背景。

参考文献：Maarten Pieter Schinkel, Lukáš Tóth, Jan Tuinstra.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and Prioritizing in Government Agenc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40–256.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18

05

1. 题目：Relational Mechanisms in Complex Contract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ivate Managers’ Satisfaction with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ntract Relationship 复杂合同中的关系机制：私人经理对合同关系的满意和承诺的相关因素

2. 作者：Emmeline Chuang, Bowen McBeath, Sarah Carnochan,Michael J. Aust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菲尔丁公共卫生学院；波特兰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

3. 关键词：复杂合同；关系过程；组织特征；承诺；满意度

4. 概念框架：人力服务承包中的关系机制

5. 研究假设：

——假设关系过程会影响承诺和满意度：

（1）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社会资本与私人代理的情感承诺和契约关系满意度显著相关；

（2）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使其他因素保持相等）相互依存将与情感投入和满意度成正相关。我们还假设，对公共组织的更大依赖将与更高的计算承诺联系在一起；

（3）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灵活性与更高的情感承诺和对合同关系的满意度相关；

——假设组织特征会影响承诺和满意度：

（1）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资产专用性将与计算承诺相关联；

（2）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服务多元化将与对合同关系的承诺负相关。

6. 数据来源：研究数据来自对五个县的私人HSO管理者的调查。这项调查于2015年进行，是作者与旧金山湾区的两个县级和非营利性HSO区域财团合作进行的一项大型公共——私人合同关系研究的一部分。服务合同的审查确定了五个参与县的329个独特的私人HSO，其中大多数机构（89％）是非营利性的，我们收到了来自206个私人组织的完整调查和工作表。

7. 研究方法：所有量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受访者被问及他们所在组织对与郡HSO关系的承诺和满意度。

8. 研究结论：当合同服务或产品很复杂时，关系合同可以作为关键的非正式问责机制。人力服务合同结果可能会受到不同关系过程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沟通质量、信任和灵活性改善了私人HSO对合同关系的态度；但是相互依存，灵活性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是维持合同关系的长期承诺的更好指标。灵活性对于合同关系的满意度和情感承诺的重要性，对寻求与私人提供者建立更好关系的公共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需要更加关注结构的多维性质，例如信任和承诺，更好地了解基于代理机构所有权的关系机制可能的不同，以及将这些关系机制与更远的人类服务合同成果联系起来的研究。

参考文献：Emmeline Chuang, Bowen McBeath, Sarah Carnochan, Michael J Austin. Relational Mechanisms in Complex Contract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ivate Managers’ Satisfaction with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ntrac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57–274.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1.

06

1. 题目：It Depends on What You Share: The Elusive Cost Savings from Service Sharing 这取决于您分享的内容：服务共享所带来的难以捉摸的成本节约

2. 作者：Austin M. Aldag，Mildred E. Warner，Germà Bel，康奈尔大学，巴塞罗那大学

3. 研究背景：在提供地方公共服务方面，市镇边界往往不够理想。开展市际合作(即“共享服务”)可处理这些问题，小城市也可通过不同类型的联合行动来提供服务。尽管这种分散的地方政府格局存在着公平性问题，但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工具，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市际合作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今的美国共享服务比营利性承包更普遍。有人认为共享是一种降低总体服务成本的效率改革，但是实际合作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市际合作被作为区域整合的替代方案提出，以提高地方服务效率。由于与欧洲地方政府相比，美国地方政府服务（例如公路和高速公路维护，消防和社会服务）的权力下放更多，因此美国的争论点在于服务质量和区域公平相关的问题上。这有助于澄清美国的文献更强调外部性，而欧洲合作文献则强调成本。美国学者在研究共享服务提供时，更多的是关注协调和质量问题，而不是关注实现更大效率和成本节约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进行评估合作对美国成本影响的多元实证分析。本研究旨在填补文献中的空白，将合作对美国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进行纵向分析。

4. 研究内容：作者使用2013年纽约州政府的原始调查来评估公共服务共享的水平和结果，并将调查与20年间的服务水平成本数据相匹配，以探讨12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共享方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首次对美国地方政府的合作和成本进行了多元分析，并且以分类分析的方式评估了广泛的公共服务，分析包括12种常见的本地公共服务并利用服务成本数据库（该数据库跨越20年，即1996至2016年）研究合作对每种服务的成本的影响，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服务显示不同的结果。鉴于面板数据的结构，检验服务共享随时间变化对成本影响的性质。最后，作者认为共享服务研究需要超越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并建立有关合作组织形式以及关于服务质量和区域协调的成果重要性的理论。

5. 研究假设：虽然此研究没有针对每项服务的一组精确的假设，但作者希望可能呈现出较低成本的服务将具有资产松弛的特定资产要素（专业员工和设备），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包括公路和高速公路、固体废弃物处理、下水道服务、水资源供给、治安和图书馆服务。通常像质量和区域协调等更普遍目标的服务中，作者预计可能无法节省成本，包括青年娱乐，养老服务、经济发展以及规划和分区。消防、救护车/急救在组织交付形式上表现出多种多样，并且共享历史悠久。这种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可能会增加共享的交易成本，但是长期的共享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这些组织交易成本。

6. 数据来源：（1）2013年对纽约州所有市政当局进行的地方政府调查数据；（2）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为每个地方政府提供的每项服务的年度成本数据；（3）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人口统计数据；（4）美国社区调查（ACS，2009年至2013年5年估算；（5）涵盖20年成本数据（1996至2016年）的财政数据补充调查数据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提供的每项特定服务。

7. 研究结论：作者通过多元时间序列模型发现，服务共享可降低固体废物管理、道路维护、治安、图书馆服务和下水道服务等服务成本；对经济发展、救护车/急救、消防、水资源供给、青少年娱乐的服务成本没有影响；但提高了养老服务、城市规划和分区等服务成本。以上差异由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服务是否具有资产专用性或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二是共享是否提高管理强度或促进如质量或区域协调发展等其他目标。作者还分析了一段时间内共享对服务成本的影响，发现固体废物管理、道路维护、治安和图书馆服务是其中呈现成本持续下降趋势的公共服务，这表明即使在特定资产服务中，规模经济的作用也有限。综上可知，（公共服务）成本节约是难以捉摸的，因此公共部门的改革者应谨慎看待此类问题，不能认为共享均能节省成本。理论上公共服务共享的理论基础超出了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范围，学者们可更多地关注组织形式和更广泛的共享目标。

参考文献：Austin M Aldag, Mildred E Warner, Germà Bel, It Depends on What You Share: The Elusive Cost Savings from Service Shar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75–289,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3

07

1. 题目： Building Institutional Trust Through Service Experiences—Private Versus Public Provision Matter 通过服务体验建立机构信任—服务由私人提供还是公共部门提供重要吗？

2. 作者：Monika Berg，Tobias Johansson；厄勒布鲁大学社会学系，厄勒布鲁大学商学院

3. 研究背景：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福利服务使用第三方提供者。在以前主要由公共提供服务的国家中，这种增长尤为明显。这种趋势在2000年初由Milward和Provan（2000）提出并引出了问题，他们讨论了美国背景下的合同关系的网络治理。这些作者认为公共服务的契约化增加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他们称之为空心国家的发展。他们还认为，政府与第三方提供者签约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尚不清楚。目前在欧洲国家，公共管理和行政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传统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私人提供（通过签约）由公共资助的服务已变得更加普遍。尽管有这些发展，但在公共管理或机构信任文献中，我们对福利服务的组织模式如何影响国家合法性和公共机构信任建设的研究有限。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享有较高的制度信任，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依赖公共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这一事实进一步引发了这一问题。信任和国家合法性直到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由于私人提供服务而延伸的问责链对归咎于国家的后果。因此，先前的研究表明，必须考虑福利国家的组织和所使用的提供方式。它敦促有必要扩大我们对第三方供应和混合供应系统的后果的了解，也就是说，该系统利用公共内部公司和合同私人供应商来提供税收资助的公共服务，同时提供负责任的公共机构。在本文中，作者将更直接地回到Milward和Provan（2000）提出的总体问题上。并提出以下问题：为了建立公民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由公共或第三方私人提供者提供福利服务是否重要？

4. 研究内容：借助系统信任的概念，本文提供了关于混合配置福利系统如何调节服务体验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影响国家合法性的理论说明。在瑞典进行的一项普通公民调查中，通过与参与者进行的随机小插图实验，作者研究了如果福利服务是由公共机构或第三方私人提供者提供的，则对于建立机构信任是否重要。

5. 研究假设：

H1：负面的（积极的）服务体验会导致对提供商和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较低（较高）。

H2：服务体验与对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的信任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提供模式，因此，与私人第三方提供相比，公共机构内部提供的效应更强。

H3：服务体验和提供者信任之间的关系不（强烈地）取决于提供模式（公共机构内部还是私人第三方）。

6. 数据来源：（1）瑞典的老年护理案例，选取此案例的原因是本文重点关注老年护理相关的公共服务，这也是福利国家的核心责任，也是一种真正的关系服务。同时瑞典的养老服务是混合提供者福利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2）作者自己设计的基于调查设计的实验。在该实验中，受访者收到了有关场景的信息，然后被要求回答有关该案例的实验后问题。

7. 研究结论：在公共和私人服务提供模式下，访问点的服务体验对信任者的信任效果相同。但是，提供方式始终会影响溢出到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的信任量。从组织边界和机构原理上到接入点的距离会减少服务经验对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的影响。与公共提供者的体验相比，私人提供者的体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影响较小。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影响是其两倍。更详细的分析表明，这种模式仅在积极经历的情况下成立。在提供负面服务经验的情况下，公共和私人提供者的案例在预计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方面没有发现显着差异。因此，接入点的距离似乎并没有减少负面护理体验对机构信任的减弱作用，而只是减少良好护理体验的正面作用。总之，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信任从提供者的积极服务体验到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的溢出程度更高。因此，使用公共服务时，利用福利服务建立对福利系统的信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参考文献：Monika Berg, Tobias Johansson, Building Institutional Trust Through Service Experiences—Private Versus Public Provision Matter,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290–306,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9

08

1. 题目： Supervisory Leadership at the Frontlines: Street-Level Discretion, Supervisor Influence, and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ttitude Towards Clients 基层工作中的监督领导力：街头自由裁量权、监督者的影响力和街头官僚对待当事人的态度

2. 作者：Shelena Keulemans，Sandra Groeneveld；拉德堡德大学，莱顿大学

3. 研究背景：自由裁量权可以使街头的官僚们获得管理和主管指示的自主权。街头官僚的职业地位加强了他们的自治地位，这些职业地位源于指导他们并赋予他们对其工作的控制权的职业意识形态。街道一级的自由裁量权和专业精神不仅赋予街道一级的官僚自治以上级指示的自主权，而且还为基层领导阶层提供了机会。通过展示领导才能，基层主管能够塑造街头官僚的默认信念和看法，这些态度和看法不可避免地指导他们在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时做出的人为判断。因此，基层主管在政府行政管理中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管理层。街头自由裁量权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层面的实践，主要是在街头官僚的控制下进行的。Lipsky（2010）认为，街头官僚利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可能与上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像这样的概念化忽略了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由街道一级的官僚与其上司之间协商的关系结构。他们也没有对街头工作实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做出公正的评价。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街头官僚在使用酌处权时征求上级的反馈，而不仅仅是将其用作提高自治能力的工具。最后，它忽略了街道官僚机构中上层的实际支离破碎：在这些组织中，大多数基层主管是前街道官僚，他们被提升为主管职位，从而导致官僚及其基层上司要在自己的专业背景中找到共同点。

4. 研究内容：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基层主管如何影响个人倾向来指导街道一级官僚如何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对当事人的态度，从而探索在街道一级官僚机构中监督基层领导层的潜力。从变革型领导理论中汲取经验，作者将重点放在监督者的榜样功能和他们所表现出的支持性领导行为所带来的态度反应上。在构建了将酌处权，态度和基层领导联系起来的概念框架之后，作者介绍了变革型领导的概念，并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街头官员对客户态度的影响的潜力。

5. 研究假设：

H1: 对于个体的街头官僚而言，其上级对服务对象的态度越积极，他们自己也更有可能对服务对象有积极的态度。

H2: 对于个体的街头官僚而言，其上级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支持性领导行为，他们自己也更有可能对服务对象有积极的态度。

H3: 个体的街头官僚对服务对象的态度与其上级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由于上级表现出较支持的领导行为而变强。

6. 数据来源：2016年夏季进行了两次电子邮件调查。由于中小型企业部门的所有税务审计师和主管人员都包括在研究中，因此未执行抽样程序。使用税务机关的内部数据库识别了受访者。这产生了4639名街道税官和415名主管的样本。作者采用了多种选择标准，以将受访者纳入最终样本。首先，只包括那些确认是与客户保持联系的税务审计师并且对关键变量有有效答复的街头官僚。其次，排除了所有未参加主管调查的街道税务官员。反之亦然，没有下属参加的上司被丢弃。最后，排除了对特定团队不承担全部责任的主管，因此排除了具有多个主管的所有团队。这些情况将阻止将观察到的影响归因于特定的基层主管。仅监督多个（即两个）团队的主管在数据集中重复。由于他们是这些团队中街头官僚的唯一主管，因此可以直接将效果归还给他们。最终得出了971名街道官员的最终样本，这些官员受到203名主管的监督。每个主管平均有3.6名街道官僚参加。受监督的官僚人数在1到12之间变化。在样本中，街头官僚的平均年龄为52.1岁，而其主管的平均年龄为53.3岁。

7. 研究结论：通过将重点从正式权威转移到街道官员与基层主管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显示的领导属性，本文证明了在基层监督中进行领导的潜力。因此，监管者可以促进街头官僚在态度上的一致性，并且通过这种能力，可以构成维护官僚程序和结果合法性的关键角色。从总体上讲，它建议寻求引导街头官僚的上司应该投资于与他们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由于主管充当情感态度信息的榜样，因此本研究强调了主管了解自己对当事人态度的重要性。主管人员态度对街头官僚的重要性意味着，要在官僚中激发当事人特殊立场的监督和组织努力应考虑到主管自身的态度。此外，正如本研究强调的那样，支持性领导可能会缓冲街头的官僚机构，使其对客户形成消极态度。

参考文献：Shelena Keulemans, Sandra Groeneveld, Supervisory Leadership at the Frontlines: Street-Level Discretion, Supervisor Influence, and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ttitude Towards Client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07–323,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19

09

1. 题目：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React to Termination Threats 政府机构如何应对终止威胁

2. 作者：Jostein Askim，Jens Blom-Hansen，Kurt Houlberg，Søren Serritzlew；奥斯陆大学，奥胡斯大学，丹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3. 研究背景：长期以来，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界一直认为，政府机构具有粘性。一旦创建，它们将保留下来。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中，政府组织是不朽的吗？Herbert Kaufman（1976）发现代理机构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耐力。但是，他仔细阐明了他的研究的局限性，随后的研究证实了他的发现。在有影响力的文章中，Lewis（2002）发现政府机构实际上并非永生，而是面临着巨大的解雇风险。大量研究调查了政府机构寿命不同的原因。代理机构的生死取决于外部因素，例如政治更替，问题压力和预算约束，内部代理因素（例如规模，职能）以及它们的起源是立法还是行政法令。然而，有关代理终止的文献仍处于起步阶段。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机构终止的原因上已经产生了重要的见解，但不利于对机构终止的其他重要方面的研究。许多其他问题需要学术上的关注，尤其是代理战略，即威胁终止的代理如何反应。实际上，专注于代理策略使我们回到了考夫曼经典研究中一个有趣但被遗忘的见解：政府组织在政治游戏中并非无能为力，因为它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是积极，充满活力，坚持不懈的参与者。它们的领导人和成员维护他们所属组织的动机非常强烈。他们可以使用的技术和经验都很丰富（Kaufman 1976，9）。

4. 研究内容：作者首先阐述代理终止研究的方法论挑战，并提倡使用地方政府合并作为代理终止的案例。然后，通过在面临终止的代理商策略的博弈理论模型中分析面临终止的代理商的激励结构来扩展Kaufman的论点。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机构在面临解雇威胁时会如何反应？

5. 模型解释：博弈论模型。有关代理终止的文献表明，代理实际上是致命的，死亡率取决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机构终止的前因上。但是，解雇的风险不仅使机构有理由为保护自己而斗争；它还可能会促使机构在为时已晚之前更改政策。但是，代理机构实际上如何改变政策取决于他们面临的动机。作者认为，这些激励措施取决于解雇的类型，解雇的确定性以及对解雇的偏好。基于公共池问题建立论点。一般而言，当一个有利于一小群人的活动的成本在大群人之间分担时，就会出现共同资产池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小团体可能会对较大的集体团体有害，也有动机参与该活动。当代理机构面临解雇时，即使对于集体组织而言效率低下（它会利用公共资源库），它也可以选择进行囤积活动，或者选择不参与囤积活动（这将保留公共资源库）。当然，从公共资源库文献中得出的基本见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使用公共资源库，因为囤积的好处落在面临终止的代理机构上，而未来支出的收益落在了更大的群体。这个问题可以用博弈论模型来形式化，其基本逻辑如下：公共机构通常可以从为未来支出提供缓冲中受益，这意味着机构通常不会立即支出所有可用资源。如果稍后的支出现值立即超过支出值，则为将来的支出节省一些资源将具有吸引力。但是，冒险终止的代理机构将折衷未来支出的现值，因为它们很可能在将来实际上不存在，因此无法支出资源。这些知识可以导致该机构诉诸囤积。

6. 数据来源：为了衡量处理变量（不确定性和合并偏好），作者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基于对市政当局的合并意图合同，县长向地方政府和现代化部的建议以及市政局的决策进行的文件分析关于是否开放合并。不确定性的变化源于教育部和县长的行动和建议。关于偏好，市政当局可以声明他们是否希望合并。他们的愿望可以被上级政府拒绝或认可。作为此过程的结果，市政当局可能最终会属于以下四类之一：某些自愿合并，潜在的自愿合并，潜在的强制合并或某些自愿自愿合并。在研究之时，没有已知的合并是肯定被强迫的，也没有已知的合并是失败的。

7. 研究结论：当从终止风险下的战略行为的角度来看合并时，很明显，这种改革强烈地刺激了支出的增加。这种经济政策几乎可以在宣告终止的可能性后立即开始。除非采取反措施，否则这些激励措施可能导致集体的不良结果，并至少在短期内破坏改革的真正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正在研究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一旦政府说出“合并”一词，市政当局便开始囤积，从而减少了政府（或纳税人）因正在考虑的改革而可能为改善成本和分配效率所抱有的希望。通常，我们认为，由于必须收购某些利益相关者，公共部门的重组最终可能会非常昂贵。本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原因：重组可能导致昂贵的最后一刻支出。

参考文献：Jostein Askim, Jens Blom-Hansen, Kurt Houlberg, Søren Serritzlew,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React to Termination Threat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24–338,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2

书评

01

1. 题目： Uncooperative Federalism as Innovation 【作为创新的不合作联邦主义】

2. 评论著作信息：Ben Merriman. 2019. Conservative Innovators: How States Are Challenging Federal Pow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9 pp.

3. 评论者：Robert J McGrath，乔治梅森大学

4. 主要内容：Ben Merriman的《保守创新者：国家如何挑战联邦权力》令人难以置信地及时了解了近年重组了美国政治的重大变化。简而言之，美国联邦制已经改变了形式，地方（州）单位在政策导入方面的增长并不是因为国家政府的明确授权，而是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特权。Ben Merriman的书提出了两个与公共管理和政治学学者有关的主要观点。首先是美国联邦制发生了变化，以允许为很大程度上界定当代政治的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敞开大门。这涉及结构良好的机会理论及其决定因素，尽管没有明确表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研究领域，Ben Merriman对这个过程的治疗很有说服力。第二个贡献在于确定州级政治保守派如何识别这些结构并创新地利用它们以获得游击党和意识形态的收益，有时非常有趣地模仿过去时代的自由主义策略。

参考文献：Robert J McGrath, Uncooperative Federalism as Inno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39–341,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39

02

1. 题目：Introducing Story into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将故事引入经济史和政策】

2. 评论著作信息：Robert J. Shiller. 2019. 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77 pp.

3. 评论者：Sandford Borins，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

4. 主要内容：席勒撰写《叙事经济学》的目的是“鼓励人们识别并将有助于界定这些事件（如经济萧条、经济衰退或长时间停滞等）的经济叙事融入到自己的思维中，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处理重大经济事件的能力”。他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经济学研究没有强调人们对彼此间和对自己经济生活的叙事。若是错过大众的叙述，便也可能错过对重大经济变化的有效解释”。席勒将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行动者纳入进自己的研究，因此他做的研究应该也是公共行政学者感兴趣的。

参考文献：Sandford Borins, Introducing Story into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41–343,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40

03

1. 题目：The Role of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 Reducing Seismic Risk 【网络、信息和技术在降低地震风险中的作用】

2. 评论著作信息：Louise K. Comfort. 2019. The Dynamics of Risk: Changing Technolog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Seismic Ev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12 pp.

3. 评论者：Alex Greer，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4. 主要内容：本书的目的是捕捉地震后响应和立即恢复期间信息流的类型和变化率。为了探讨这一主题，Comfort研究了组织网络在地震后的立即响应和恢复期间如何协同行动。作为本文的主要宗旨，Comfort认为，信息可以促进响应，而适当地运用技术可以增强响应网络并克服地形和地震事件本身带来的挑战。这包括本地，内部响应网络以及响应系统外部组织内的信息流。

参考文献：Alex Greer, The Role of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 Reducing Seismic Risk,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43–345,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42

04

1. 题目：Trials, Triumphs, and a Path Forward: A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Military Service 【试验、胜利和前进的道路：非裔美国兵役研究】

2. 评论著作信息：G. L. A. Harris and Evelyn L. Lewis. 2019. Blacks in the Military and Beyond. Lanham, MD: Lexington Press. 268 pp.

3. 评论者：Matthew Vanderschuere，美利坚大学

4. 主要内容：Harris和Lewis所著的《军人及其他地区的黑人》凸显了非洲裔美国人为确保美国公民身份而走的漫长而异常艰难的道路。通过描述性的历史叙述和详细的数据分析，Harris和Lewis使读者了解了黑人与美国军方的相互依存关系。该书着重考虑了随时间演变的各种教育，经济，文化，士气和体制因素，突出了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军方的互惠互利但有时不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Matthew Vanderschuere, Trials, Triumphs, and a Path Forward: A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Military Serv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ume 30, Issue 2, April 2020, Pages 346–348,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aa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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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张梓妍 翁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