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 潘临灵：如何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理解“非常态危机”？丨对话佳作037期

编者按

当前，新冠肺炎仍在全球肆虐。我国面临全球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复杂背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逐步加剧。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和潘临灵老师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期刊（2020年第4期）上的《“非常态危机”识别与防控—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点击阅读速览）一文，依据应对过程中“安全化”程度的不同，将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的危机分为“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两种，并研究了二者在“源起点、演变路径、演变结果、应对目标"等方面的区别。两位老师是如何解释二者之间关系？平台邀请余老师与潘老师就相关问题做延伸讨论。

嘉宾介绍

余潇枫，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维尔兹堡大学、比萨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

潘临灵，管理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与非常态危机研究。

访谈实录

Q1：两位老师近期在《探索与争鸣》上杂志发表的《“非常态危机”识别与防控——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一文的重点是什么？

余潇枫：在全球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双重语境下，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加剧。我们将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过程中按“安全化”程度，将其分为“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两种。常态危机是可防可控的“普通紧急状态”，非常态危机是难防难控的“例外紧急状态”。由于“安全化不当”所引发的非常态危机在源起点、演变路径、演变结果、应对目标等方面均与常态危机不同，非常态危机与常态危机又是一个相互关联与转化的缠绕过程。从危机的成因识别角度看，非常态危机可分为“理念错位型”“信息错乱型”“时机错失型”“资源错配型”四类。防控关键在于强化非传统安全危机意识，提高国家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即做到理念适合、条件融合、体制耦合、信息整合。

Q2：余老师您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已经有近二十年，根据您的了解，“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余潇枫：传统安全以国家为中心，非传统安全以人为中心。目前，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各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备受关注，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兴未艾，而且正在走向“制度化”，在中国还发展为一门“显学”。由我主编且刚出版不久的《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三版）》中强调了，“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多地综合了地缘因素、利益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语境也更为复杂与模糊，往往更具有威胁主体的模糊性、威胁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形态的复合性等特点。

Q3：能否向我们介绍几种“非常态危机”？

潘临灵：非常态危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复合型危机”。任何经过安全（议题）化的“安全威胁”首先是以常态危机形式出现的，它存在着危机的触发点、临界点与转折点的演化规律，但常态危机治理一旦失效，则就会像常见病症引发“并发症”而需要综合医治一样升级为非常态危机，需要国家动用一切力量来应对，由此引发的非常态危机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理念错位型，理念是危机治理重中之重的指针。理念错位，主要表现在“以常态思维应对非常态危机”，以“传统安全观”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造成安全化对象错位的不当状态。第二种是信息错乱型。信息是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错乱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舆情应对不及时，舆情引导存在缺陷，造成“安全化欠缺”的不当状态。第三种是时机错失型。时机是危机治理不可逆取的机缘，错失时机便是安全化启动阀失效。时机错失，主要表现为触发点、临界点和转折点这三个重要节点的错失。第四种是资源错配型。资源优化配置是危机治理极其重要的条件，资源错配造成去安全化受阻或失效。资源错配，主要表现为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人员、物资、财力调配等方面与危机应对的实际救援需求错配。

Q4：在非常态危机的生成机理中，是否存在危机无法去安全化的现象，条件又是什么呢？

潘临灵：无法去安全化现象是存在的。根据“危机常态化管理”理论，危机演化有四种路径 ：第一种是“一般议题→常态危机→危机终结”，即一般议题在常态化管理的条件下，“安全化”为安全议题（危机），并通过常态化应对机制，成功“去安全化”使其回归为一般议题。第二种是“一般议题→常态危机→非常态危机→危机终结”，即在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安全议题（危机）后，由于 “安全化不当”，演变为“非常态危机”，在达到“去安全化”条件后（此时一般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回归为一般议题。第三种是“一般议题→非常态危机→危机终结”，由于缺少相应的常态化机制而导致一般议题“安全化不当”而成为“非常态危机”，在达到“去安全化”条件后，回归为一般议题。第四种是“一般议题→非常态危机→常态危机→危机终结”，由于缺少相应的常态化机制而导致一般议题“安全化不当”而成为“非常态危机”，在达到“去安全化”条件后，即通过政策学习和制度化形成“常态化吸纳”，并形成常态化应对机制，回归为一般议题。

Q5：理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现阶段我国非常态危机防控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潘临灵：危机应对的过程，是一个去安全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多是使用“积极安全”的方式来消除威胁或是化解危机。从“积极安全”的角度看，安全能力建设属于一种“优态”的积极建构，危机应对是一种“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一是从关注事件安全转为关注“趋势安全”，二是从关注地域安全转为关注“全域安全”，三是从关注单一安全转为关注“总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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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丨成纪宏

审稿校对丨张珺   高光涵   景申榆   彭可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