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石 牛美丽：预算透明会让公民更满意吗？|对话佳作035期

编者按

开放透明是现代政府的应有之义。早在2007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及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产生哪些影响？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显示其影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王秋石、牛美丽老师基于广州预算信息公开，通过跨越5年的两次社会调查数据，构建了预算信息、预算满意度、政府信任与公民对公共服务绩效认知的关系模型，在公共管理国际顶级期刊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PMR)2020年第3期上发表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budget information and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in China（点击阅读速览）一文。两位老师是如何讲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故事的？平台邀请王老师与牛老师就相关问题做延伸讨论。

嘉宾介绍

王秋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秋石从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校区）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市政债券及债务政策、公共养老金管理、公共预算和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文章发表于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Finance Review等期刊，曾获2014年公共预算与财政Jesse Burkhead最佳论文奖。

牛美丽，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美丽从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校区）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主编Value for Money: Budge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Australia、《广州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等多本著作，担任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副主编。

访谈实录

Q1：两位老师近期在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发表的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budget information and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in China主要讲了哪些内容？

王秋石 牛美丽：这篇文章以广州市的部门预算公开为契机，探讨了预算信息对公民的预算满意度、政府信任以及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我们通过对两次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预算信息与预算满意度本身有负相关的关系，但是与政府信任和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比较新颖的结论是，更多的预算透明可能并不会提升公民对预算本身的满意度，但是却可以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间接增加他们对政府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满意度。虽然这个研究的着眼点是预算信息，但是我们的结论应该对其他种类的政府信息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Q2：调查从2010年开始，论文发表于2020年，研究时间跨度长，这一过程中研究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两位老师认为最有挑战性的任务是什么？

王秋石 牛美丽：是的，这篇文章从2010年开始构思到2019年在线发表一共渡过了漫长的9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与困难。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5年春天，为了讨论第二次调查问卷的细节，我们两还利用美国ASPA年会的机会（当时一个作者在中山大学工作，另一个作者在美国新泽西工作）专门约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短暂见面。另外，在数据分析阶段，我们为了解决两次调查问卷相互匹配的问题，还专门请教了多位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方面的多位高手，最后用了3-4个月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最初的构思比较简单，就是利用广州市在全国首先公布所有部门预算的机会，来检测一下预算信息公开是否会提升公民对预算本身、政府公共服务等的满意度。但是，我们在分析2010年调查数据的时候发现，仅使用一次问卷带来的问题很多，包括无法解决共同方法偏误，很难判断因果关系等。另外，由于没有机会做前测，我们也无法比较部门预算公开之前和之后的差别。2014年8月，人大修订了《预算法》，其中对预算信息公开做出了若干具体的规定。于是我们又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再做一次相同的调查，然后把两次调查综合起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随着预算公开的深入发展，公民对预算过程、政府信任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是否有相应的变化，而且还有非常有利于推导因果关系。2015年调查完成以后，我们完成写作又花费了大约2年时间，之后就是投稿、修改到发表的时间，加起来时间就比较久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挑战，除了前面提到的两次问卷匹配问题，最困难的还是解决共同方法偏误的问题(common method bias)。由于问卷数据全部来自受访者的主观回答，因此有可能产生在同一方向上的偏误。我们参考了目前所有的检测和纠正方法，但是没有一种是完全可靠的。另外，我们也无法获取受访人的客观资料，所以也没有办法使用主、客观混合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后的做法是详细讨论共同方法偏误的可能性和危害，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检验（比如Harman’s test）来大致判断一下该偏误对我们结果的影响。最后，使用两次独立的问卷数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共同方法偏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两次问卷都获得了相关的经费支持，因此得以通过比较专业的调查公司来完成问卷调查，因此在样本的代表性，问卷质量等方面都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Q3：论文中使用了粗化精确匹配（CEM）以连接不同时间点的调查数据，是怎样想到这一方法的，CEM相较于其它方法有哪些优势？

王秋石 牛美丽：这篇文章的最佳研究设计方案其实是追踪式调查，即对同一组调查对象做两次问卷。但是由于我们最初的计划只做一次问卷，而且追踪式调查实现的操作起来困难也很多，所有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了。目前为止，最接近追踪式调查的数据处理方法就是Gary King等人提出的CEM方法。和其他匹配方法相比(比如PSM) ，CEM可以通过一定的控制变量（年龄、性别等）完全地实现一对一的匹配效果。然后再将匹配后的结果叠加在一起，即可获得近似的追踪式数据，甚至是多年的面板数据。当然，这个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需要比较大的原始样本，同时不能使用太多的控制变量，因为每增加一个变量，匹配成功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匹配方法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精确匹配方法虽然也可以，但是对样本的要求更加苛刻）。

Q4：可能公众对预算信息的关注基于城市层面，而某项公共服务的质量受到更低或更高层级政府的影响，是否有必要考虑实质评价对象的层级差异？

王秋石 牛美丽：我们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我们论文中的场景设定就是比较大的城市。在更低层级的政府层面，无论是预算信息还是公民对预算的关注度和满意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或县城，我们很难想象当地的群众会对预算、公共服务等问题感到太大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只适用于预算宣传比较充分、预算知识比较普及的地区。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调查对象也仅限于广州主城区的常住人口。

Q5：广州市的案例相较于中国其它地区有哪些代表性与特殊性，这一研究结论在何种程度适用于其它地区？

王秋石 牛美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在文章中也专门做了说明。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公众开放部门预算的城市，不仅预算信息比较透明，而且该市财政局和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还常年通过各种形式对公民进行预算方法的宣传和教育。另外，广州的市民和当地新闻媒体对对预算的关注程度也相对比较高。综合这几点，广州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预算方面研究的地方。当然，结论的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结论缺少代表性，而是因为在一些预算透明度不高、相关宣传很少的地区，同类的研究根本无法实施。我们相信，随着我国《预算法》的逐步推进，预算问题会受到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大部分地方的预算透明度和关注度都得到提高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结论应该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得到复制。

Q6：两位老师是怎样选择期刊的，为何最终选择PMR而非财政、政府绩效等领域的期刊？

王秋石 牛美丽：我们这篇文章虽然是关于预算信息的，但也较多地涉及了政府信息，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概念，因此从题材上说比较适合综合性的公共管理杂志，比如PAR，JPART和PMR等。但是，我们的样本全部来自广州市，这一点对有美国情节的PAR和JPART来说就比较难接受，因此我们选择了对中国故事更加友好的PMR。当然，这篇文章如果要发在财政类的专业杂志(比如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一个现实的考虑是，中国高校都极其看重SSCI杂志的等级，而财政类的杂志等级普遍都不高，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远不如PMR。

Q7：顶级期刊对研究质量和研究对象有诸多考虑，两位老师对在国际期刊上讲 “中国故事” 有哪些心得？

王秋石 牛美丽：我们的初衷是研究好中国的预算问题，而并没有刻意追求在国际期刊上讲好“中国故事”。从经验上说，如果要想在最好的公共管理杂志上发表中国题材的论文，我们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选题要能够与主流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比如公共服务、政府信任这些都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2、理论阐述要详细、清晰、严谨。目前所有顶级的公共管理杂志对定量论文的理论部分的要求都很高，因此要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把这部分内容写好，然后才能引入相关的假设和数据检验；3、数据质量要高、分析模型要出彩、解释结论要滴水不漏。使用中国的数据具有天生的劣势，因此要花大力气描述数据获得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要让读者充分相信数据具有比较高的质量。在模型方面，要尽量推陈出新，在现有的方法库中选择最适合、最新锐的方法。最后就是，在具体使用方法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该方法的相关要求，一一完成相关的操作程序和检验程序，不可以有遗漏。4、选择适合的杂志。一般而言，美国杂志比如PAR和JPART每年发表的中国题材论文都不超过个位数，相对而言，欧洲的杂志比如PMR和PA等对中国题材就比较友好。因此在选择杂志的时候，最好提前考虑好论文适合发表的杂志，这样可以提高一些命中率，避免无用功。

王秋石 牛美丽：最后，非常感谢公共管理共同体为我们提供这个交流的机会。祝愿中国公共管理学越来越强，也祝你们的公众号越办越好！

对话佳作：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祝两位老师不断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生活幸福！

▼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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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珺 高光涵 景申榆 成纪宏

编辑：张珺

审校：高光涵 景申榆 成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