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智慧社会治理中人机合作的“能”与“不能”|对话佳作033期
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的运用日益普及，智慧社会正逐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空间。智慧社会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场景的无限憧憬，也促使人们对智慧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尤其是，智能技术的使用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又会造成哪些挑战？这些都是智慧社会治理中非常值得关切的问题。王锋老师在《智慧社会治理中人机合作的边界》（点击阅读原文）一文中以人机关系为线索，着重探讨了人机合作的“能”与“不能”、“能做”与“应做”等问题。本期我们邀请到王锋老师就智慧社会治理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延伸探讨。
嘉宾介绍
王锋，男，1973年7月生，陕西澄城人。东南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文化、智慧社会治理研究。美国北卡莱罗那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全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主持江苏省社科项目1项，江苏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1项。先后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访谈实录
Q1：您长期从事行政哲学方向的研究，在您看来，从哲学层面对公共管理若干问题的研究对该学科的发展具有哪些价值？
王锋：一是哲学可以提供一种整体性思维。就我个人这些年的研究体会来看，受工具理性的影响，行政管理研究中的技术化倾向比较明显，技术化对于提升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水平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不足也十分明显，这就是割裂了行政管理的技术性与价值性，也无法回答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基于此，我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双螺旋结构，试图从学理上来解释这一问题。
二是可以为行政管理研究提供一种准则。沃尔多说过，行政管理必须回应人的问题。如果说行政管理是善治之学的话，行政管理不应该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善于治理这一意义上，而应更进一步，必须回答行政管理如何促成良好治理，但良好治理也并不意味着只是社会秩序的有序，也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多样性，它必须有一个根本指向，即人的自由发展，这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Q2：技术的使用因社会结构的差异而不同，您认为智慧治理有哪些中国独特的优势与困境？
王锋：从中国的优势来看，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数据资源。智慧治理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将在技术治理的背景下转化为巨大的数据优势。有学者指出，在智慧社会中数据将成为最关键的知识资源，谁拥有了数据，谁将在社会发展及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此而言，我国所具有的数据优势将在智慧治理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我国的体制优势，使智慧技术的应用可以得到迅速展开，比如在智慧城市建设、比如在公共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得到迅速应用与普及，这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社会治理的智慧化水平，也使得智慧治理不再是一种想像，而正日益成为现实。智慧社会、智慧治理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从不足的一面来看，由于中国正快速步入智慧社会，没有经过西方社会自然演进的历程，也缺失这种自然演进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共时性建构性发展，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是在其自然演进过程中逐步出现的，而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发展环境，使得这些问题以共时性的方式出现。比如，中国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甚至也没有严格的个人权利意识，在智慧社会的推动下，又出现了私人领域公共化及商业化的双重转化，这就使得我国的智慧治理面临复杂的环境，也使得智慧治理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Q3：您在论文中多次提到传统治理中所面临的信息约束问题，您认为智慧社会治理过程中是否也存在信息约束问题？如果有，那它与传统治理相比有哪些不同？
王锋：智慧社会治理中也存在信息约束，只不过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信息约束是信息不足或不充分而引起的，智慧社会治理中的信息约束在于信息过量而引发的。众所周知，智慧社会借助于新技术，通过智能感知，可以随时获取大量信息，使得信息不足的约束得以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过量。智慧社会收集到的信息是多维度的、海量的，借助于大数据技术，人们甚至可以对治理对象进行清晰的数据画像，这是传统治理办不到的。这既是智慧治理优点，同时也成为其不足。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或有用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借助于大数据中的信息搜索，即关键词检索，可是，如果在代码设置中关键词本身是有问题的或者掺入了代码设计者的偏见，这就会影响决策者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中如何避免被数据淹没，就在于决策者如何能够迅速获得有用信息，这就取决于决策者的注意力，也取决于大数据本身如何能够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因而，有人指出，智慧社会治理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获得有用的信息，即如何能够让数据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当然，智慧社会治理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数据本身是真实的，但智慧治理收集的数据本身恰恰可能是虚假的数据。
Q4：非常规治理涉及情感、经验等因素，如果人工智能承担了常规治理活动，这对人类积累经验和锻炼问题解决能力是否会产生影响？
王锋：这个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长期以来，人自身是通过实践或者解决问题来积累经验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恰恰是需要时间的。但人工智能的应用则打破了人类积累经验或者获取知识的方式。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在某种情况下又不是截然分开的，非常规事项出现多了，人们积累了应对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循，它本身就变成常规治理了。一般来说，非常规治理则需要创造性知识和思维，而这种创造性知识一般来说又是专属于人的。但问题在于，没有经验与知识的长期积累，创造性思维又很难凭空出现。
Q5：有人认为：“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人的解放”，但也有人认为：“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人逐步沦为技术的附庸”。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王锋：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又只是具有部分合理性。如果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技术对于人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它可能既在把人从工具性中解放的同时，智能技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人从一部分智力活动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增强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说以往的技术是关于客体的技术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则是指向主体的技术，即指向人类自身，指向人的智能，而一旦指向人的智能的话，那就极有可能出现利用人工智能对人自身的改造。虽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但这种担心始终是存在的。
Q6：去年美国宣布的脑机接口引起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重新思考，您认为神经科技和人工智能（AI）是否会打破现有规则，重塑人机关系？比如出现科幻电影中的半机械人的现象。
王锋：我在几篇论文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人机关系的变化，而随着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确切地说，随着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类似脑机接口式的技术不再是想像的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对人及人的存在方式的重新理解。如果从人类自身的至上性出发，我们可能不能接受半机械人的形象，甚至会否定它是人。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方式都指向我们对人、对生命的理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迭代发展，当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后，能够完成意识的升级后，我们能否称它是具有生命的？这自然涉及我们对生命本身、对人本身的理解，一旦，我们对人、生命、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发生变化后，人机关系自然也就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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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景申榆 张珺 成纪宏 高光涵
编辑：景申榆
审校：高光涵、张珺、成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