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汉宇：行贿意愿在粤港有差异吗？|对话佳作034期

编者按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肖汉宇老师、公婷老师和劳婕老师在《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2期发表的《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点击阅读原文）一文对香港与内地的行贿意愿差异及廉政合作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对话佳作我们邀请到肖汉宇老师就行贿意愿、反腐败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交流。

嘉宾介绍

肖汉宇，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2015年博士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学系，本科与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主要从事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改革、政府预算与财政管理两个领域的研究，文章发表于Governanc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licy & Socie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等中英文期刊。联系方式：[e-mail]。

Q1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与公婷老师、劳婕老师在《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吗？

肖汉宇老师：

我们在设计问卷时使用不少的问题，但是最终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大湾区合作相关的行贿意愿这个现象上，这个有新意。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参与公婷教授的一个研究项目需要对香港的普通民众进行深度访谈。其中，有一位受访者提到，随着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更为频繁，香港的腐败水平可能会上升。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新奇，感觉这里面有故事。于是，我就很有兴趣地追问。他也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跟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合作公司的同事交往时，对方暗示他要给回扣。他提到这让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这在香港属于违法，另一方面，这个合作对他（公司）蛮重要的。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们在2019年的电话调查当中，就设计了两道题，看一下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初步分析的结果出来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发展出这篇文章，结合大湾区廉政治理合作的加强有可能出现的行贿现象的增加，试图为治理跨境的行贿提供一些政策建议。不知道怎样，这篇文章后来被《政治学人》公众号转载，吸引了2600多次阅读。这个是超出我们的意料的。最近跟一位ICAC的官员聊天的时候，得知他们对大湾区廉政治理很感兴趣，我也尝试简要地将我们这个研究跟他们沟通。

Q2

您研究“反腐败”已有十年之久，是何种原因使您一直持续关注这一议题？

肖汉宇老师：

我才意识到已经关注腐败领域的研究有十年时间了。这里面的因素可能蛮多的，更多的是与个人的学术经历有关。我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一次偶尔的机会，和倪星教授的硕士生陈永亮一起做了几十个访谈，是关于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的调查。这个研究成果后来发表了，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研究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个研究是受香港城市大学公婷教授委托的。后来从她得知香港有不错的读博士机会，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其实是考雅思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跟着公婷老师从事廉政方面的研究工作。因为公婷教授是研究中国廉政建设方面的大家，我在博士期间选题也就从廉政方面选题，最终选择了当时蛮普遍的一种现象—过度三公消费—作为研究话题。

我对这个话题也是从最初的怀疑、否定，经过后面调研和文献的不断深入积累与写作之后，我才慢慢地对这个看似普通而有东西可写的话题有了信心。终于四年时间完成博士阶段学习。最终，与公婷教授合作，将我的博士论文发表于Governance上。这算是给自己的博士训练一个很好的肯定，也坚定了我从事廉政研究的信心。

毕业之后，也得到公婷教授的照顾，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些关于香港廉政研究的项目。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时不时会讨论一些关于廉政方面的话题，也有不少项目在合作与推进。

除此之外，在这个博士学习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也得到不少廉政方面的师友的鼓励与帮助。数起来的话，这肯定是蛮长的一串名字和感恩。我跟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也在开展一些合作，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因此，可以说，我在这个领域坚持下来是得益于周围的师友的帮助与鼓励。

其次，我觉得廉政与腐败是一个有东西可以挖的研究话题。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就开始梳理SSCI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段时间是读了大量的关于腐败研究的成果，的确是受到了很好的启发。这使得我相信，腐败与廉政建设是一个值得努力，并会得到回报的一个领域。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多成果的领域，我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面有所贡献？复旦大学熊易寒老师建议在选择研究领域时要选择蓝海而不是红海，这样会更容易出成果。这句话对我很受启发，腐败研究已经是一个红海；而我要在这红海里面找到一小块蓝海。我至今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也在做一些尝试。

当然，除了腐败研究，我最近也在拓展自己的研究兴趣，包括预算与财政方面，行政问责等。我希望是多关注一些有现实意义，而自己又能够通过研究做一些东西出来的领域。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建立在我现有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空地在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里再开始耕耘。

Q3

香港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效比较显著，您认为香港经验能否适用于大陆地区？

肖汉宇老师：

这个问题要回答清楚比较困难。最好的方法是参考公婷教授和Ian Scott教授最近合作出版的新书（Scott, I., & Gong, T. (2018). 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Routledge）。这本书很系统地梳理了香港在反腐败成功的因素，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从中借鉴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回答这个问题，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独立的廉政公署之后，香港的反腐败走上了一条非常独特而成功的道路。这些经验有些是可以被其他地区所吸收并促进廉政建设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的要素都可以拿来即用，当地的制度、背景、历史发展轨迹等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廉政发展道路。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我觉得有一些实操层面的经验，内地可以向香港借鉴学习的。例如香港对私营企业的腐败非常重视，大量的工作都是花在打击私营领域的腐败。除此，香港非常重视民众的反腐败意识，以及增养社会的反腐败大环境。也就是重视社会反腐。

Q4

文中提到在香港，受访者越认为社会有公平机会，提供非法佣金意愿越高。您认为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肖汉宇老师：

你们的眼睛很敏锐，看到我们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的一个较难解释清楚的定量发现。的确，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香港民众越认为社会能够提供公平的机会跟更高的行贿意愿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篇文章并非探讨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也意识到文献对社会公平感知以及市民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个发现如何解读，基于这么简单的统计结果，我们并不能做过多的解读来猜测。只能说，这个发现与我们的常识不太一样。有可能是研究设计、变量操作化所造成的，又或者是真的存在这样的关系。

Q5

您认为反腐败机构的能力具体由哪些要素构成？

肖汉宇老师：

公婷教授、Ian Scott教授和我合作的一篇稿件正好尝试解读反腐败机构的能力。我们尝试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分析反腐败机构的能力，第一反腐败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例如机构的组织结构、权责、程序以及廉政能力等；第二是反腐败机构适应外部环境并做出调整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应该有所区别。这篇文章还在审稿当中。希望晚一些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信息。

Q6

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能人腐败”这一现象？会带来何种影响？

肖汉宇老师：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几年前写过一篇短评。我的观点是，“能人腐败”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外部的环境与组织制度所塑造出来的，跟中国的政绩评价体系、科层制运作方式，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有密切的关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官员拥有一定的职位时，他的权力行使是否受到足够的有效的制度性约束很关键，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谁在这个位子上都会“心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有能力的领导者与引领者。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这些掌握着资源的领导者的权力与话语权是非常大的。需要加强制度与机制的建设，这不仅仅能够减少风险，更是保护这些重要的组织无形资产。

Q7

近年来，“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人民的名义”等反腐倡廉的纪录片、电视剧进入老百姓的视野，媒体对于腐败案件的报道也有所增加，您认为这些变化会对公众的行贿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

肖汉宇老师：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不少研究在讨论中国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所带来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有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一方面，腐败信息的公布使得社会能够接受到的腐败信息变多了，民众有可能会有更高的腐败感知水平。另一方面，这也可能被解读为反腐败的力度变大了，从而民众的反腐败信心增加了。因此从理论上讲，完全相反的假设是有可能说得清楚了。这需要严谨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反腐败斗争对民众的影响是怎样的。最近，朱江南老师与康思勤的文章就有这方面的讨论（Kang, S., & Zhu, J. (2020). Do People Trust the Government More? Unpacking the Distinct Impacts of Anticorruption Policies on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doi:10.1177/1065912920912016.）。李辉老师和孟天广老师的新作也有讨论（Li, H., & Meng, T. Corruption Experience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Anti-corruption Crackdowns: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1007/s11366-020-09672-w）。

我也在关注一个民众反腐的研究话题。其实，与香港的民众相比，内地民众的举报意愿是相对较低的。从个体的层面来看，举报意愿不仅能够反映出市民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反映出民众对自己在反腐败当中能否起到作用的一个判断。目前正打算收集研究数据，希望不久之后能够形成文章。这对如何促进社会反腐或许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如何能够提升民众的反腐败意愿。

进一步讲，学界对腐败的原因和带来的严重后果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遗憾的是，关于反腐败方面的研究却仍然不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个案和定量的数据当中总结提炼出规律，让学界以及实践界能够更好地理解反腐败的进程。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学界同仁一起在这个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廉政建设研究的发展，为廉政事业出一份力。

非常感谢肖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祝肖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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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访谈：高光涵，张珺，景申榆，成纪宏

本期编辑：高光涵

审稿校对：张珺，景申榆，成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