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天晗 钟玮：风险沟通如何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丨对话佳作073期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年来，国际上几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并控制疾病扩散，还可以使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维护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早在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中，就将风险沟通定为成员国必须具有的八项核心能力之一。2018年，世卫组织发布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世卫组织针对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政策和规范的使用指南》，为各国建设和加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总体上的循证指导。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景下，公共部门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风险沟通中又面临哪些挑战？哪些实际措施可应用于风险沟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桂天晗老师和钟玮老师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3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实践路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循证文献的扎根理论研究》（点击阅读原文）一文，探索了在国家框架内实现风险沟通所需要的要素、原则和措施，建构出一套风险沟通机制模型，为公共部门设计制定风险沟通战略措施提供了政策建议。平台有幸邀请到两位老师对论文延伸问题做进一步分享，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桂天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博士，在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公共管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纽约总部从事过三年项目评估工作。现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性别、国际组织等。 钟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管理博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在Public Management Review、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现主要从事政策仿真、复杂科学、大数据与可视化决策等方向的研究。
访谈实录
Q1：两位老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2021年6月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实践路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循证文献的扎根理论研究》一文？您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关注到这一研究议题的？
桂天晗&钟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交通运输的进步、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等因素使得许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传染范围越来越广，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针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就成了当今公共部门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的几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并控制疾病，还可以使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维护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然而，各国在应对最近的几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却在风险沟通方面频遇挑战。2020年初我国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新冠疫情的发现、扩散和全面应对也暴露出我国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在风险沟通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在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存在一些沟通不畅的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焦点。因此，我们产生了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循证评估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路径的想法。在前五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世卫组织均对其会员国在这些事件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过系统性的循证评估并撰写报告，以指导未来实践。这些评估报告由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及评估专家撰写，包含大量可有效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实践经验。我们从世卫组织的文献库中将这些文献搜索了出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基于这些评估文献，我们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各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实践展开了研究，探索了在国家框架内实现风险沟通所需要的要素、原则和措施，并建构出一套风险沟通机制模型。研究发现，从以往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经验来看，国际组织、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信息发布者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上做好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的工作，在沟通时效、沟通内容、沟通方式这三个方面做好规划。与此同时，战略计划、能力建设、专项财政支持则是确保风险沟通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基本保障机制。但世卫组织的许多评估报告也指出，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尚属一个新的治理领域，因此各国的应对措施都存在一些空白。例如，如何建立风险沟通的信息反馈环，如何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纳入风险沟通有效性的监测和评估等等，都是各国需要继续探索的重要环节。在文章的最后，我们也结合中国场景，为公共部门设计制定风险沟通战略措施提供了政策建议。
Q2：我们关注到钟老师长期关注流行病期间的风险沟通研究，桂老师也参与过多项联合国项目的评估工作，请问丰富的实践经历对本研究有哪些影响？
钟玮：我对风险沟通的关注始于2009年春季。彼时正值2009H1N1流感疫情在美国爆发，我所在的研究机构是州政府防控行动的合作伙伴，因此有机会参与了一些州政府针对当时疫情开展的研究项目和防控实践。在此过程中，我发现政府与大众间的沟通并不顺畅；特别地，政府发布的信息并不能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政府建议的防护措施（如个人卫生措施与社交隔离措施）也并未被大众普遍采纳。同时，美国政府系统内各层级间和各部门间的风险沟通行为并未有效协调。这个问题在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中也常出现。例如，最近CDC正式更新了防疫指导意见，建议在几种场合下，无论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都要戴口罩。这个指导意见并未得到所有州长的支持，有些州长在此指导意见发布后公开否定戴口罩的必要性。这种政府系统内信息的不连贯性与相互矛盾会引发大众疑惑，降低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概率，进而影响疫情的控制效果。这些问题与现象都深刻提醒着我们需要系统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交流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实践”，以为公共部门有效开展风险沟通、有力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益借鉴。在广泛查阅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发现联合国的评估报告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此研究目标的文献，由此开始了这篇文章的相关研究。
桂天晗：我曾经的工作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项目进行评估。开发计划署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防治传染性疾病的项目，例如疟疾、登革热、霍乱，以及近些年开始大规模流行或是刚刚引起重视的埃博拉、寨卡病毒等等。这些项目从设计到实施都需要当地各级政府的积极配合。许多国家虽然经济状况落后，但是在同这些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还是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采取了不少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措施，并且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对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将会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能力。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除了建立风险沟通机制模型以外，还结合了许多具体案例来阐释模型中的信息发布者、信息接收者以及风险沟通保障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为公共部门设计制定有效的风险沟通措施、有力防控包含大流行性传染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益借鉴。
Q3：文章中提到“针对政府的风险沟通实践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您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
桂天晗&钟玮：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在交通和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传染病的波及范围远不如今天广泛。如今随着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人类疾病也如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样日趋全球化。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传染范围越来越广的情况下，人们才逐渐意识到风险沟通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世卫组织也是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给予关注，在2005年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中将风险沟通定为成员国必须具有的八项核心能力之一。在这之后，世卫组织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实施了一些相关项目，为各国建设和加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沟通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总体上的指导，但许多指导原则和政策建议仍然处在探索阶段。我们在检索了世卫组织总部及其下属六个区域办事处的文献库之后也发现相关文献并不丰富。如此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国际上仍然是新生事物，需要各国政府和学者们共同探索治理之道。Q4：请问您认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的特殊之处是什么？不同规模、不同类别、不同要素的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桂天晗&钟玮：风险沟通的目的与原则具有一定普适性。针对类别和规模各异的突发公共事件，公共部门均应在事件发生前、发生过程中和发生后采取干预措施，确保每个风险面临这能做出知情决定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的生存、健康和福祉不受威胁；其核心目标是帮助和激励个体及时做出科学合理的决定，并采取有效适当的自我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公共部门应坚持与贯彻及时、准确、一致、平等与透明等原则进行风险沟通相关活动，以降低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应对更离不开有效的风险沟通。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持续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并减少疾病，还可以使各国和社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维护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也都能切身感受到及时准确的风险信息在疫情应对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这类突发事件往往包含比其他类别突发事件更高的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相关风险和防控措施的效果常随着事件的动态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如何及时更新风险信息、并协调各部门的风险沟通活动以确保信息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是一直困扰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一个重要问题。
Q5：请问您认为自媒体时代“信息流行病”对公共部门风险沟通提出了哪些挑战？“政府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桂天晗&钟玮：“信息流行病（infodemic）”是世卫组织在其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的一个新词汇，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信息的迅速传播，其中包括谣言、蜚语、及其他不可靠信息。全球化为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过量且难以甄选的信息使得这种不确定性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近些年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化，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新型全球公共舆论平台，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终端又是信息的发布者。而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大量涌现并且难以辨别真伪的信息会加重公众的恐慌，使得事件向更加不可控的方向发展。Q6：谈及风险沟通，值得一提的是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采用的“大喇叭”等沟通方式，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桂天晗&钟玮：大喇叭广播和流动宣传车这些疫情防控宣传方式十分接地气、直通基层优势，能够使疫情防控政策和相关知识更加深入人心。世卫组织也在其多个评估报告中提到，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基层社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应对措施，而基层工作人员的参与则可以将应对措施同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制定出更加灵活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2016年的寨卡疫情中，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基层政府在抗疫宣传中都采取了多样的方式，其中包括召集基层文体明星通过演出活动宣传防疫知识等，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在2018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中，有的非洲国家也通过地方广播、移动电影车、防疫传单和手册等多种形式向当地居民发布疫情信息、传递防疫知识。这些具有当地特色并且贴合民众喜好的宣传方式往往能够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使防疫工作事半功倍。
Q7：两位老师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产出多篇文章，能否分享一下使用这一方法的感悟？您认为应如何科学的运用这一方法？
桂天晗&钟玮：扎根理论旨在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出一个理论框架。研究者在研究开始前并没有理论预设，而是从直接的观察入手，运用归纳的方法对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从而提取出研究理论。这种方法适用于研究人际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不仅可以创建新理论，还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验证。因此，它主张研究者带着问题，对原始资料进行经验概括，自上而下地归纳出概念和命题。
这种方法虽然说主张研究者在对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之前不带理论预设，但并不是说研究者可以对前期研究一无所知。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概念化分析能力，能够从杂乱无章的资料中形成概念，并转化成理论框架。扎根理论的创始人Glaser & Strauss后来也提出，研究人员应当大量阅读文献并且了解已有的理论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敏感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才能够对现有的理论作出延伸，或是提出新的理论。
此外，扎根理论并不是对原始数据简单的呈现，它强调的是从经验中总结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而提炼出理论陈述。因此，它需要研究者对资料或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从相对表面的观察提取出抽象的理论概念，并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数据搜集和分析应当持续地相互作用，从而完善研究者所提取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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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珺 苏芮 成纪宏 吴芳 高姝蕊
编辑：成纪宏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