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娴：从“我如何传播”到“我们如何一起传播”
近日，第六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在上海科技馆召开。本次会议以“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为主题，旨在从科学传播学的角度看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从科学博物馆的角度看科学传播，促进科学传播与科学博物馆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本期内容整理自上海科技馆宋娴博士的会议发言，从当下国内科学博物馆现状、面临的挑战和国内外优秀案例等方面阐述了博物馆科学传播的新思路。
时代：困境中的选择
知识与娱乐——博物馆功能的两难困境
口头表述与文字表述——博物馆媒介的两难困境
事实与想象——博物馆内容的两难困境
观众的积极感知与消极感知——博物馆潜在效果的两难困境
商业与公共服务——博物馆责任与角色的两难困境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科技馆的观众平均年龄普遍偏低，因此很多观众会认为科技馆就是游乐场。这使得博物馆人常常要在传播科学知识和吸引公众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无论是从展览设计角度还是教育策划的角度看，知识与娱乐之间的平衡都是比较难把握的点。
无论是科技类展览的策展人，还是科学辅导员、讲解员，都希望自己能通俗易懂地表达生涩的科学原理，但是博物馆的媒介表达与科学家科研成果的文字表述终究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权衡科学内容的准确严肃性和展示内容的吸引力也让博物馆人在媒介选择时常常犯“选择困难症”，科技馆中泛滥的多媒体屏或许也是无奈之举。
“给展览留白，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是很多策展人在策展时希望做到的。尤其对于科学类展览，有很多待研究的科学问题和未解之谜，如何在展示时处理好事实与想象的关系，给观众巧妙的引导，并使其融入到各种展品互动和教育活动中，也是策展人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时，对于博物馆方而言，展览和教育效果的评估虽然很重要，但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学习效果往往很难被证实，而对于是否要证实这样的效果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区分观众在展览中的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却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是，是积极的感知好，还是消极的感知好？也是也是判断博物馆潜在效果评估时的两难困境。
挑战与机遇并存
随着公共化服务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不断进步，观众对博物馆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参观，人们更想知道博物馆背后发生了什么。
博物馆就像一个剧院，
我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剧院的后台每时每刻变得越来越可见。
以上海科技馆为例，建馆15年来，伴随了无数孩子的成长。可是这些孩子中有多少能够真正认真地参观一个展览？仔细去琢磨每个展品背后的故事和原理？反问我们自己，除了我们能够在博物馆中呈现给孩子们的这些展品之外，我们还能为孩子们提供什么？
2016年，上海科技馆在馆校合作中设计了一个“实习研究员项目”，让学生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博物馆的“后台”，参与博物馆的展览策划、课题研究、甚至化石修复等一系列的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中。
对于这样的活动，公众的参与热情都非常高，而博物馆怎样创造和满足如此大量的参与需求，使公众通过方方面面的渠道来了解一个博物馆的前台和后台，是当前各类型的博物馆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博物馆参观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参观什么时候开始？又结束于何时？
这两年，新媒体不断提到公众的参与性体验，什么是参与性体验？除了观众在场馆中的实际体验外，各种线上活动和APP互动也是博物馆参观的一种形式。对于博物馆参观边界的界定无疑会影响到博物馆未来的战略发展。博物馆边界越来越模糊，不可谓不是博物馆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网络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博物馆
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看门人和诠释者的地位，
它使博物馆的权威性变得可替代
对于人文类博物馆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一个诠释者的地位，在当下，其权威性却在慢慢被消减，科学类博物馆也一样。面对这样的挑战，科技类博物馆显然不能再仅仅依靠自己来设计展览和教育，只有与更多机构的互惠共建，才有可能支撑起整个科技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在新媒体环境或者是实体情景中
观众的自我生产和传播
对博物馆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我们如何融合？
无论是在新媒体的环境中，还是实际的情境里，观众自我生产和传播对于博物馆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如何来整合观众的需求？怎样处理这些自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成果?这也是博物馆在展览和教育过程中需要考虑一点。
从“我”到“我们”
传播的主体是什么？仅仅是博物馆本身吗？显然不是，对于博物馆而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怎样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不仅是避免场馆展品同质化的关键，更是场馆常开常新的有效路径。因此，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很重要。
开放设计是博物馆常开常新的关键。什么是开放设计？一个是我们不要把展示空间做得太满，有一些留白的空间，让策展人随时有机会根据科技的发展和不同的热点调整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我们要让传播主体更多元，建立有效的对话交流，并把这种对话有效地表达出来。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这无论是在博物馆的传统的互动展品中，还是在各种新媒体媒介中，都会隐藏着这样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的表达需要博物馆在各种项目设计时给公众留一个入口。
博物馆对于活动的预设往往在于知识的单向传递，而根据2016年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显示，博物馆教育人员的职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教育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要告诉你什么”，而是更多地要求教育人员能够把观众的反馈整合到展览和教育活动中去。由此，重新梳理交互关系对于科技类博物馆的科学传播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悉尼动力博物馆为例，通过整合藏品素材并发布到官网，收集观众的反馈进行设计，并且不断引入新的元素和互动方式如无线定位、众筹、继续创造等，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梳理与公众的交流，扩大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形成了良好的线上互动模式。
悉尼动力博物馆
同时，线下活动也十分重要。例如莱顿自然博物馆的Live Science教育活动区，在藏品信息化的过程中，通过合作开发APP的方式，将学生吸引到博物馆，帮助工作人员一起整理藏品并将标签内容添加到数据库中。对于博物馆来说，此举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有效降低了成本；对于学生而言，能够参与博物馆藏品的布置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因此，会有很多学生愿意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而这种给公众一个通往博物馆的虚拟“入口”的开放设计方式，是值得国内借鉴和思考的。
如何能够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呢？上海自然博物馆在2016年策划过一场“街头博物馆之我的百宝箱”活动，通过线上征集把观众的藏品整合到博物馆的展示中，最后在博物馆里举办了一个属于公众的展览。如此，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互动的模式。
对于人文类的博物馆而言，因此自身馆藏的差异，展示上很少出现同质化的现象。但对于国内科技类博物馆而言，同质化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明显且普遍的现象。
同质化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科技类博物馆的展品都大同小异。而反观国外，各个科学博物馆之间、科学中心之间的相似度非常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以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当代科学展为例，作为一个临时展览，其内涵的信息量却十分丰富。在这个展览中，整合了非常多的资源，如国家通信公司、国家大数据中心和各类高校科研院所等，这些机构的参与不仅保证了展示内容的先进性，同时也让展示内容的及时更新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国内也有场馆这么做，但是怎么把内容做得吸引人，而不是做成成就展？怎么让各方发挥所长，积极主动参与到展览设计中？这些其实与社会文化、博物馆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还有制度建设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何避免同质化？如上面所说，其实制度很重要。除了在展览内容中引入更多资源外，制度保障是很重要的方面。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科学公园中，设置了很多专为科学家准备的研究空间，这种叫做Window of Science的教育空间，其实是科学家和高校科研人员在博物馆中的实验室，实验器材和实验经费由学校提供，而老师在这里的工作和科学传播成果也可以直接计入到工作时间和绩效考核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制度能够激励科学家更好地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中来，也会让很多科学类博物馆避免千馆一面的尴尬。
同样，在Newcastle的Live center,也有同样的Meetthe Scientist 项目，即“在博物馆遇见科学家”。博物馆会帮助科学家进行各种培训，教他们如何向公众介绍他们科研成果，并且帮助科学家一起设计科学传播项目，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科研工作。这样的项目在国外越来越普遍，比如大英自然博物馆的达尔文中心也同样有类似的项目。
这种融合只是众多融合中的一种，融合的对象可以有很多，不仅是高校。但这个过程博物馆单方面的开放并不够，各类机构对科学传播的重视度、相关激励制度的完善其实也直接影响的这种融合的可持续性。
来源：会议现场录音
整理：闲凝眄
审阅：宋 娴
编辑：大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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