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合作：始于学科，止于学科；切勿始于展品，止于展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博物院杂志 Author 陆澳波
博物馆发展至今，从保守的“收藏派”逐渐发展为积极的“行动派”与“开拓者”，社会性愈发凸显。
新时代的博物馆实践至少兼具三项社会功能：发挥收藏与研究功能，继续处理文化或生物多样性的讯息，为当代及下一代积累、传递更丰富的科学社会文化知识；打破知识的垄断，在不同的受众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博物馆的加值功能，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使其与社会生活衔接，成为主动式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与深化，让游离于传统教育体系之外的博物馆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博物馆致力于社会服务的转型升级以及传统教育的拓展延伸，使得馆校合作成为可能，通过活化文物，点化青少年，实现“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博物馆与学校为实现共同教育目的，相互配合而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它将博物馆这样一种文化机构与学校共同编入一个科学的系统协作网络，利用教育活动空间的扩大，课程资源的丰富，以及教育内涵的不断充盈，以期更优实现人才培养的意义。”
——王乐
”
“博物馆与学校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自身的行为策略，促进教育产品供给的行为。”
——宋娴
”
不难理解，馆校合作是博物馆与学校基于一定目标，以教育作为媒介，运用各自资源，达到预期目标的行为。
西方
中国
较之西方，中国的馆校合作显得模糊、滞后、松散，合作发展缺乏循序渐进、自我探索的过程，合作的表现形式也较为单一。这是由历史背景、制度框架、学校教育目标、大众精神追求、政府重视程度共同决定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社会需求。
安布罗斯（Ambrose）指出，馆校合作应基于四种需求：生态环境的需求；历史文化的需求；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艺术教育的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博物馆的自我转型提升以及中国学校教育制度、课程体系的改革等对教育提出了新需求，使得新型馆校合作成为可能。现今，中国的馆校合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199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博物馆要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开发智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016年
3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就“如何让文物资源活起来”这个议题，提出“发挥文物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方面，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建立了中小学生定期集体参观利用博物馆的长效机制”。
2017年
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建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制作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精品课程100个以上。开展博物馆教育示范点建设，建立馆校合作机制，创建与学校教学相结合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项目品牌。”
综上，关于馆校共建的关键词有：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教育活动、博物馆教育课程。联系现有实际，具体的合作形式有：导览教学、场馆资源教学设计、借出服务、文化活动、网上教育项目。
然而，在馆校合作的推行中，仍然存在文物利用率不高、教育目标不明确、作用不明显的缺点。
馆校合作的形式多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文物的再开发、再利用。
馆校合作促使博物馆重新审视文物的价值、促进文物满足学校教育的要求、引起青少年寻求价值取向的共鸣，以主动的方式运用文物、活化文物。
博物馆中的文物，其价值取决于博物馆和社会对文物的重新认识、管理和开发。
在“全民娱乐”的时代，博物馆中的文物元素被运用在综艺节目中已屡见不鲜。2017年8月20日播出的《极限挑战》，取景于四川成都，节目宣传片中背景底纹选取的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在这个快餐化的时代中正悄然变换着不同的角色。
如今，博物馆中的文物是展品，是教育资源，是研究基础，是沟通媒体，也是休闲载体。但在“馆校合作”的概念中，“教育价值”是其最突出的价值。
“专业博物馆之所以收藏物品，是因为这些物品是可能具有教育作用的样本。虽然收藏的首要用途是展出，博物馆工作人员依然必须坚持把收藏的价值（即教育作用）和藏品的展览作用（即受欢迎度）分开进行考量。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也是优秀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家与拙劣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家的区别之所在。”
——乔治·埃里斯·博寇
”
在探讨文物的收藏价值和教育价值时，他又指出：“博物馆的输入是以其收藏的物品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其产出则是公众教育”。
可见，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价值是其基本价值，公众教育是其价值的升华。
综上，文物的“教育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馆校合作中，文物的价值更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价值”。
若将文物放置于市场营销的概念中，馆校间的供需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催化剂。
“无论博物馆是否配备学习指导专家，和当地学校建立起密切联系都是博物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必须有工作人员负责与当地学校的教师保持联系，该工作人员应当确保学校知道博物馆的近况以及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同时也需要了解学校的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是，该员工有责任找出学校想要什么，并确保博物馆可以力所能及地去满足这些要求。”
——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著《博物馆基础》
”
馆校合作是基于文物，通过陈列、展览、活动、数据库、工作人员，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共享。当学校了解博物馆有什么，而博物馆明确该为学校输送些什么，文物也被更多地利用起来，需求也随之增加。
“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看到我们自己。”
——哈佛大学教授皮尔宾
”
在馆校合作中，由于阅历和知识储备的不同，文物的价值会因人而异。
传统观念认为“教育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而展览就是达成此一功能的手段。博物馆研究人员以艺术手法排列物件，设置解说牌借以形塑一个展览，并试图传递给观众某种新的教训；他们认为观众只要仔细欣赏展览，就能领受这些教训。”
1996年，时任史密森机构研究中心主任的朵玲发表论文驳斥上述想法，她认为：“博物馆展览对观众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传达新的教训，而在确认、加强和延伸观众即有的信仰——观众最满意的展览，是那些能够和他们个人经验产生共鸣，并能够提供新的资讯，借以确认和丰富他们个人世界观的展览。”
让文物走进学校，让青少年对文物产生共鸣，文物不再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个体，而活化成了与个体有着千丝万缕的知识构成，不失为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之一。
在我国，大众对博物馆的印象容易局限于“圣地”“神龛”“严肃场所”几个既有观念。为逐渐转变这一观念，“让文物活起来”已经成为广大博物馆工作者的行动指南。
在藏品来源逐渐枯竭的背景下，提供公共服务对传统大型博物馆来说，是防止其结构老化的良方之一，而对新成立的博物馆来说，则是其发展的唯一出路。
可见，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都能满足“让文物活起来”这个要求。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与其囿于博物馆中的文物，不如在馆校合作中“让藏品活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对博物馆的“成见”。
2015年4月25日—9月27日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何为奢侈”一展中，博物馆利用藏品进行了自我反思。展览的第一部分有大量制作精美的文物和物品，虽设计不同，但均由稀有或特殊的材料制成，为大众展示了奢侈的直观感。展览的第二部分则围绕概念性设计，对“奢侈”这一概念进行探讨，假设如今的普通物件可能成为未来的奢侈品。策展人避开了消费主义视角，选取的展品并不局限于文物，深度展现了手工艺是如何改变和创造材料的价值，并深入探讨了“奢侈”之于个人和社会的联系。这一展览的理念也正契合了“为明天而收藏”这一博物馆新经验，这也是21世纪藏品变化的新面孔。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馆校合作中博物馆的介入和引导是改变青少年的开端而不是结果。馆校合作的目标是青少年在学校、博物馆之外的后续学习，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以及个人素质的不断提升和完备。
在博物馆的参观群体中，家庭群体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对于年幼者而言，父母的陪伴和引导理所当然也不可或缺。
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的馆长杰夫·帕琴认识到：“很多陪同孩子来参观博物馆的家长也想从中有所收获，所以儿童博物馆的体验既包括儿童也包括成人的学习。不同领域的博物馆教员开始为家庭观众提供各种项目，而不再是把儿童观众与儿童家长分割开来。这些努力使得‘代际学习’成为博物馆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儿童博物馆的特性使家长的参与度也相应提高，但更普遍的现象是在参观时，有些家长“既没有给孩子解释展示，也没有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并激发他们的兴趣……大多数成年人都只顾着互相谈话，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听任自己的孩子四处乱跑或是跟在他们身后……这些大人来到博物馆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他们带小孩一块儿来只是为了不用雇人看孩子罢了……由于父母对他们不闻不问，有些小孩看上去非常无聊和麻木。”
对博物馆兴趣的缺乏加之有限的精力，使得在代际学习中，家长本应承担的参观责任缺失。在这种情况下，馆校合作是对家长“角色”缺乏的有益补充。
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
馆校合作很容易将博物馆简单定义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第一课堂”已让青少年无法喘息，“第二课堂”可能会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入纯参观或游览的老套路。
乔治·埃利斯·博寇指出：“最新式的博物馆希望将学校团体对博物馆的参观变成真正的教育性的体验，而不仅仅是从日常教学活动里走出来度假。”
我们也应当区分“教育性体验”和“教育”，馆校合作的重点在于“学”而不在于“教”，馆校合作应当是将青少年从学校教育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成人世界，助力课堂知识的整合，增强运用博物馆的能力，让博物馆成为为改善青少年思考方式而设计的社会机构。
馆校合作增加了学生参观博物馆的频率，也大大提高了其受美学熏陶的概率，为学生建立美学感受的敏感度和通道提供了可能。博物馆培养青少年审美能力的方式很多，如基于文物的赏析、在教育活动中融入美育内容、博物馆的设计和氛围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等。
除了被动接受美学熏陶，在馆校合作中通过学校的引导，青少年也可主动参与博物馆事业，让他们的经验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如开发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博物馆文创产品、甚至举办一次展览。
2016年，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想象中的朋友”（The Imaginary of Friend Collection）的展览，这个项目源于博物馆2015年的一次活动，60名孩子将他们想象中的朋友画了出来，包括八英尺高的恐龙、戴着眼镜的狐狸、三眼少女、四条腿的怪物等。创意代理公司负责把这些画变成了3D电脑模型，然后由艺术创作者把它们制作出来，将创意变成了实体手办。这种实践恐怕是培养美学修养的最佳手段。
V&A“想象中的朋友”展品
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玛格丽特·兰朵（Margaret Lindauer）认为博物馆的参观者有三类：
典型参观者
代表了在教育背景、社会经济、种族和人种身份以及已有的博物馆体验等方面的平均水平。
理想参观者
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都有归属感或者对所提供的信息有政治认同感。
批评型参观者
常常会研究没有表现出来或展览之外的东西。
在馆校合作中，我们希望学生通过参观、学习，培养认识世界的方式，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和辩证能力的个体。这是对青少年最高的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博物馆与文物正是为青少年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最佳平台和媒介。让青少年解读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触摸文物的温度，感知文物背后的人文精神，从而树立起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这一意义上，馆校合作能更加广泛地发挥场馆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责任。
开展馆校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馆校共建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活化文物的最佳效果，并在最大程度上点化青少年。
在中国国情下，“博物馆与学校的相互协作若缺乏政府资源的支持，是不能得以开展的。同时，政府实际上还扮演着馆校双方相互合作的发起者、激励者、评估者的角色，为双方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是最为重要的第三方主体。”
常州博物馆在这一方面做了尝试，其馆校合作是在市文明办、市文广新局、市教育局的共同协调下开展的。这一做法赋予馆校合作工作一个强大的领导机构，自上而下地推动博物馆和众多学校深层次多方面的合作共建。
上海的博物馆则直接和教育部门合作，由教育部门主持工作，由博物馆设计活动项目，教育部门协调学校参与。这种方案涉及的部门较少，操作更为灵活。上海市教委组织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与200多所中小学开展馆校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全国大部分博物馆而言，仍缺乏可以同时领导、调控、指导学校和博物馆的上层机构，博物馆的活动很难真正大范围地进入学校，不少学校参与博物馆活动的热情也不高。即使存在合理的上层管理机构，组织和操作方式目前也缺乏相应标准，尚不统一。
这些年来，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越来越丰富，引起的社会反响颇为积极。但中小型博物馆往往由于教育工作者的数量限制和专业限制，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教育。比如，中小型博物馆往往只配备了两三位专职教育工作者，却要设计面向涵盖了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青少年观众以及成人观众的教育活动，这显然不切实际。如果与学校合作，依靠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对青少年的直接了解，把博物馆的资源转化为教育活动，那无论是教育活动的种类、形式，还是效果、影响范围，都会比博物馆本身组织的更为丰富、深远。
博物馆可以通过与学校合作，最直接、最便捷地实现最良好的教育目的。最优方案也许是寻求平衡，合作前获得学校管理层的支持和认可，尽早在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学校教师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理解学校关于课程及地方教学改革方面的需求，让博物馆与学校相互理解各自的组织文化，为合作创建一个明确的期望值。计划和评估必不可少，在计划中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获得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为博物馆与学校的对话提供开放的沟通环境，让教师在馆校合作项目中获得专业发展，鼓励博物馆与学校专业人员进行各种创新性实验，寻求家长和社区的参与。
近几年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愈加丰富，内容更加多元。但是，随着教育活动的深入，不少博物馆教育人员认识到：
一方面，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上过于偏重动手体验，内容上缺乏深度，甚至不少活动偏离了博物馆的藏品。如何让博物馆藏品与教育活动更好地结合成为一道难题。
另一方面，博物馆在教育活动方面的经验无法和学校相提并论，往往是博物馆借学校之力发挥教育功能，而非学校迫切需要博物馆。加上中小型博物馆由于经费投入、人力不足等因素，教育活动规模较小，影响范围有限，要把教育活动推广到学校，更是难上加难。
怀特海说，教育是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它所要传授的是对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思想的条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以及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与知识掌握者的生活有着特别的关系。
馆校合作的初衷是博物馆与学校的相互需求，上层的合作使得学校中的青少年有机会通过博物馆学习来重新认知自我，塑造自我。
“博物馆这个行业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为人民的生活品质创造差异。”
——史蒂芬·威尔
”
馆校合作对文物和青少年的价值反映也许在短时间内并不明显，但倘若坚持“馆校合作应始于学科，且止于学科，切勿始于展品，止于展品” 这一理念，甚至是开展始于学科，高于学科，源于文物，高于文物的合作方式，那么馆校合作不仅可以活化文物点化人，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可做出些许贡献。
本文改编自《活化文物点化人——试论馆校合作对文物和青少年的双促性》，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1期（总第7期）。作者：陆澳波 常州博物馆。
《博物院》杂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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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原文
作者：陆澳波
编辑：大侦探#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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