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俐：新时代的博物馆应该讲述怎样的故事？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沙龙”（第二期）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召开。本期所讨论的主题是“多元性与公众史学”，由台湾“中研院”民族所王舒俐博士担任引言人，她在演讲中向听众介绍了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博物馆叙事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个人体会。本文根据王舒俐博士讲演整理，转载自“澎湃新闻”。

以往的博物馆用以展示过去，而近年来，欧美博物馆学界开始思考博物馆的叙事如何为未来填补当代，即如何展示现在的历史。我今天将分享两个主要案例，透过近年来欧洲和台湾的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些变化，来看看当代民族学博物馆如何处理其殖民历史的议题。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欧洲“国家博物馆”产生的背景。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国家博物馆的出现与民族国家兴起有关，在欧洲，这同时也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当然也包括以掠夺其艺术品为目的的侵略，如1897英国侵略非洲贝宁王国（今尼日利亚），摧毀其王宮，以取得其技艺精湛的青铜器，四千多件的艺术掠夺品中有三千多件是贝宁青铜器(Benin Bronzes)，其后欧洲不同的殖民势力也都试图取得其青铜器，现今这些文物多数藏于大英博物馆、德国与美国的博物馆，也因此有学者批判这是“艺术的帝国主义”。

就在最近（2018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法国的布朗利码头博物馆归还26件取自非洲贝宁与尼日利亚的文物。瑞典的近东博物馆也有大量中国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藏品，其中多数是在1920年代，透过有组织的科学探险、收藏购买等方式从中国取得的。

对于这类带有殖民色彩的藏品，一些左派学者批评传统的博物馆是关于他者的“拜物教”，因为藏品一旦进入博物馆就是一个去神圣化、去灵性的过程，藏品被从使用脉络中抽离，进入“拜物”的世界。有学者提出，西方博物馆在展出这些藏品的时候必须透过展演他者来呈现藏品自身的文化光荣与文化认同。

1960年代以来，全球民权运动等新思潮的发展也促使博物馆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考，使得过去博物馆以物为主的典藏形式开始出现了一些改变。在这波新思潮中，最大的一个批判者来自全球的“原住民运动”，这一运动认为文物和文化的认同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开始陆续要求博物馆返还所收藏的原住民文物。

到1990年，美国通过了《北美原住民墓地保护与文物回归法案》，确认了北美印第安人索取原住民文物的权利。更由于联邦政府项目挹注大量经费资助、鼓励博物馆典藏的北美原住民文物回归社群，这使得这三十年来美国各地博物馆从管理运作、研究方向到人事聘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博物馆被视为这些原住民文物的合法拥有者，也是合法的解释者，博物馆策展人与馆员赋予文物的解释与意义，而文物回归法案出炉后，不仅博物馆必须正视其与文物真正的拥有/使用对象的印第安原出社群的关系，也因为政府专案的经费支持，使其很大的侧重点都在处理文物返还这件事情上。

除此之外，198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也开始制定关于博物馆文物收藏的伦理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设有相关委员会接受国际间文物返还的诉求。这些新的国际趋势、原住民运动与新公民权益的认定，使得民族学博物馆的定位与角色受到质疑。

新博物馆学强调以社群作为博物馆的主体

在这些新的思潮推动下，博物馆本身的定义开始出现很大的转变，也就是19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的“新博物馆学”。我认为，新的定义关键在于强调博物馆文物的伦理性和正当性，要求博物馆为公众服务，博物馆自身的角色定位也从“物”到“人”。在新博物馆学影响下，世界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博物馆概念，如主张博物馆要和周边社群建立新关系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社群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以及强调博物馆应该反映不同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包容性博物馆（inclusive museum）。

在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其功能包括保存、研究、交流与展览人类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有形的无形的遗产，并以教育、学习及娱乐为目的。在此一新的运作框架下，更加确认了博物馆并非为文物而服务，也不再是拥抱过去，而是更进一步将关怀扩展到文物背后的使用社群，以及当代的社群，并以非营利、与公众教育作为主要目的。

在新博物馆学概念的影响下，民族学博物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民族学博物馆的文物典藏，一些学者批评说这是通过专家赋予文物以意义，也就是说博物馆所赋予文物的解释和其使用社群对物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因此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开始尝试以展览艺术品的方式展示文物，强调让物品自己说话。另一方面，“民族学”这个字眼本身和殖民主义有关，因而也被学者所诟病，所以在2000年以后，欧洲几家大的民族学博物馆开始去掉“民族学”的字眼，以世界文化博物馆取代民族学博物馆的概念。如荷兰鹿特丹的博物馆（Wereld Museum）、莱登的民族学博物馆(Volkenkunde Museum)、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Troppen Museum)，三者整合成了世界文化博物馆。我今天所要着重讨论的博物馆位于荷兰。荷兰是欧洲唯一一个首先正视并积极处理其博物馆与殖民主义关系的国家，其博物馆的去殖民运动，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起自民族学博物馆，后延续到美术馆，到2018年自然史博物馆也开始进行去殖民运动。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Tropen museum)，他们的“去殖民”尝试颇有特色。这是一座典型的殖民地博物馆，于1864年设立于荷兰哈姆，一开始主要展品是荷兰海外殖民地如东南亚、西亚、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日常用品。1920年代博物馆搬迁到阿姆斯特丹，并开始着重展示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制造者与使用者的生活。2015年以后，热带博物馆开始进行去殖民计划，邀请印尼人以及荷兰的少数族裔青少年到工作坊，参观、讨论并撰写心得，以此展现被殖民者、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观点。在原有的文物旁边，博物馆设立了临时性展板，由这些工作坊的参与者撰写解说词。除了这些展板以外，博物馆支持这些少数族裔社群自行研发文创产品进行贩卖，盈利也直接回馈地方社群。

展板一：在一小时的博物馆参观过程中我不禁落泪，因为博物馆的文字与语言都充满了殖民意向，在整个博物馆参观经验中，隐含种族歧视、隔离、物件的去人性化，使展品原本的使用者被忽略，而他们的历史被用来包装博物馆。于是她问:博物馆的展示叙事是为了谁?我们真能透过新的另类文字叙事而达到博物馆的去殖民化吗? 也因此，这个计划只是一个开端，博物馆提供观众留言的箱子让观众书写，以观众书写内容来作为将来博物馆展示更新的依据。而我们要做的是使各式有色的族体来到这座博物馆能感到自在舒适。

展板二：博物馆的展示对于殖民主义的描述，呈现了一个稳定、人性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接触的过程，事实上整个过程充满暴力、压迫、贪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贪腐状况往往被荷兰历史所忽略，只着重在荷兰殖民时代的光荣，而博物馆也错失了借由殖民地文化的展示来矫正其历史叙事的机会，博物馆应该要说明这个展示误导了荷兰黄金时代被殖民的印尼人的真正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将其与另外一座博物馆作比较，那座博物馆展览主题正是荷兰的黄金时代，现在也面临着新的转型，因为所谓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建立在被殖民者的痛苦之上的，因此这些少数族裔在观看展览时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此形成对比，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欧洲那几个著名博物馆在展览时，其解说词很少涉及这些文物的来历。在这一点上，荷兰的做法是比较积极的。

印度展厅

像这个印度文化的展厅，原有的展示面板意在说明印度人群、他们的观念与物件，每个物件都叙说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这些物件呈现了印度的节庆、经济、历史、神灵与英雄等等。然而新的展示牌却更加关注博物馆是怎么取得这些藏品的？作者从印度人的角度去思考，认为有的展览把他们的宗教低俗化和物化了。

同时，新的展示牌直接告诉观众：这些藏品是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被殖民者以暴力、偷窃，或是贱价取得的。殖民者并非用平等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展品的制造者。传统的展览展示的是殖民地的富庶，以及与殖民者相比，被殖民的人群是多么“不同”的族群，这隐含了殖民者优于被殖民者的阶序关系。

最后，展板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参观者要如何透过欣赏文物来了解文物背后的人群？这些撰写者往往聚焦于博物馆应该如何展现被殖民者和少数族裔的历史，反映出与传统观点相异的多元化视角。我认为，荷兰热带博物馆的这些做法，拉近了博物馆与少数社群间的关系，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现在台湾一些博物馆的做法，有一些案例是我自己亲身参与过的。近年来台湾鼓励开放资源（open source/crowd sourcing），充分利用数位媒体建设公共资料库，尝试接纳多元意见，纳入当代观点。在我所服务的“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馆，特别针对过去典藏的原住民文物，我们鼓励相关地区、社群、机构、团体提交申请合作策展。民族所博物馆已经成功举办两次与原住民部落的“共作展示”。

第一个是关于泰雅族文物的合作策展，这个策划由两个泰雅族年轻人申请，在宜兰县史馆、武塔国小协助下推出，民族所的负责老师是黄约伯与刘斐玟。这两位来自部落的策展人提到展览的初衷说：“只是单纯地想，我们自己虽然能去‘中研院’调阅这些文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南澳乡全部的人都带去。如果文物能回来，让族人尤其是孩子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原本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最直接的。”而在这个行动中，台湾民族所借展的文物大部分是1960年代由林衡立、李亦园等学者陆续搜集的，这些物件和其中所使用的技法很多在今天的泰雅族中也已经失传了。我们选择武塔国小作为展览地点，由小学生担任讲解员，同时举办工作坊讨论这些文物，邀请各地泰雅族大学生参加，这种形式大概也确如两位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是最直接的途径，让人们更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第二个案例是更早之前阿美族原住民要求祖灵柱返还，这是由民族所的前辈胡台丽与蒋斌老师任内所处理的案例。阿美族人认为祖先的灵魂死后会停留在石柱中。几年前，在民族所博物馆展览祖灵柱时，阿美族的年轻人与巫师参观展览，感受到柱子里的祖灵在哭泣、挨饿，因此他们要求在博物馆祭祀、做法，并举行仪式将祖灵迎回阿美族。

我们前面讲到，文物进入博物馆后是一个去脉络的过程，对于博物馆来说，祖灵柱只是单纯的石碑，但对于阿美族人来说，重要的是柱子里的祖灵。最后双方协议，由民族所出钱制作复制品，让迎回去的祖灵有居住的家。这主要是阿美族人认为博物馆典藏的仅仅是石柱本身，而有生命的灵魂已经通过仪式迎回了阿美族。这让我重新思考不同的群体如何看待这些物件本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由胡台丽老师拍摄的纪录片《让祖灵回家》。近年来，为了强调原住民的主体性，台湾修建了许多原住民博物馆，但我认为，这些博物馆其实也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没有考虑物的使用者，这是我目前正在处理的研究之一。我曾经对一些原住民访谈，他们认为真正让物具有永恒性的方式是使用它，而不是仅仅放置在博物馆，特别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文物，如何处理原住民文化与博物馆典藏的矛盾，是需要博物馆工作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分裂且多元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一再挑战过去以国家视角出发的博物馆的展示和叙述，这使21世纪的博物馆必须不断思考，博物馆要如何重新梳理过去？它在当代社会又扮演何种角色？博物馆首先必须正视当代多元的价值体系与多重的身份认同，我认为一座成功的博物馆可以将大众对历史/过去的争论、与对当代社会的关怀带到公领域，与参观者一起创造历史想象和当代论述。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张官鑫 整理 王舒俐 校订

编辑：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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