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经验与策略——2019第七届艺术长沙”在湖南省博物馆一楼艺术大厅正式开幕。自2007年创立以来,“艺术长沙”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已然成为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而湖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湘博”)作为该项目的发起单位之一,连续七届参与举办工作,今年又是策展的主要单位和展示场馆,这在中国大型历史艺术类博物馆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典型性”的文化景观。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承载着传统优秀文化的博物馆与极具现代感和个性化的当代艺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距离。此外,如何向观众展示、阐释当代艺术也是博物馆面临的一大难题。 那么,湘博又是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解决相关问题的呢?为此,弘博网有幸采访到第七届艺术长沙的总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请他谈谈湘博举办当代艺术展的“经验与策略”。
“艺术长沙”的创立:
博物馆专业、艺术与城市文化的对话与共生
“艺术长沙”的构想与当时艺术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相较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拥有良好的艺术资源、社会氛围以及完整艺术生态的一线城市,21世纪初刚刚涉足当代艺术的湖南,无论在艺术创作、艺术展览,还是在艺术市场,均不完善。究其原因,一方面,当地的画廊、美术馆、艺术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美术院校建设仍比较薄弱;另一方面,虽然当时湖南的娱乐、大众文化等比较发达,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未得到完全开发,高雅文化艺术的发展氛围不浓,城市文化发展格局还有待创新与突破。基于如此尚待开发、具有潜力的艺术文化现状,“艺术长沙”于2007年正式开启,并将首届举办地点定在湘博。“艺术长沙”的创立标志着长沙这座城市开始大规模地介入当代艺术。自首届“艺术长沙”举办以来,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长沙美术馆、李自健美术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湖南省美术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家美术馆、艺术馆纷纷拔地而起,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博物馆新馆先后建成开放,后湖国际艺术区等艺术生产聚落开始形成,为公众的艺术体验提供更多选择,也使得“艺术”一词与长沙紧密相连,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明朗的城市文化格调促进着城市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然而,放眼博物馆,尤其是以古代历史艺术为主的博物馆,介入举办当代艺术展览并不多见。虽有部分博物馆尝试举办一些当代艺术展览,但像湘博如此定期地、一次性集中展出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博物馆业内实属少见。
对此,陈叙良表示,这也是站在博物馆专业与自身发展的角度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博物馆藏品来源不足、获取不易的现状无形中影响到博物馆的研究和展览等相关工作,影响到博物馆服务公众的能力提升。所以,博物馆需要寻找尝试增加和扩充藏品的新方式。因此,支持和参与主办当代艺术展,博物馆既有机会了解艺术作品的创作和艺术行业发展现状,又有可能通过获得当代艺术作品的捐赠来增加藏品。与此同时,当代艺术的观念与学术观点无疑增强博物馆的学术活力和专业影响,丰富多彩的展陈形式的引入将使得展览更符合当代人的观展取向,以达到更优质的教育宣传效果,为公众创造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此外,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所表达的,当今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传播和创新中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也发挥着非常关键性作用,博物馆不再只是“收藏历史”的场所,更是增加了连接现实与未来世界的价值趋向。在传统观念看来,博物馆汇聚了优秀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原则上应该更多地收藏与展示那些已被写入艺术史的杰作。不过,陈叙良认为,博物馆除了收藏历史之外,也要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发挥桥梁与中枢作用。因此,“艺术长沙”也是在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性。博物馆介入社会生活就是拓展博物馆的边界,对开阔公众眼界,推动社会价值取向正向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由于社会观念和技术的变革,“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推动文化艺术繁荣的内在动力。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也要在新的形势、新的观念与新的技术条件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才能让文化活起来,让文化遗产对当代的生活产生影响。依据这样的思考和判断,湘博对于“博物馆举办当代艺术展”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并加入到此队伍中。
本届“艺术长沙”选取了罗中立、段建伟、杨茂源、梁远苇、何岸、李津、刘庆和、武艺、王迈、傅瑶等十位极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并分设湘博、长沙博物馆和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三个展区。这十位艺术家不仅年龄差异明显,创作观念、技法、材料、表现形式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但是,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以及沟通后,作为总策展人的陈叙良发现,参展艺术家的创作总体上开始转向对直接、个体、历史以及本土经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挖掘,很多作品既有真实、生动、鲜明的个性表达,又体现出一种东方民族的文化底色。同时,在经验的基础上,艺术家通过对材料、技法、形式、观念甚至艺术价值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形成有利于实现预期创作目标的完整策略。陈叙良认为,经验与策略两者之间相互渗透、不断转换和有序递进,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艺术创作本身的经验,都是作为艺术家策略性选择的结果,从而影响到周而复始的艺术创作。因此,“经验与策略”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表达,试图揭示当代艺术目前的一种发展趋向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由此提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话题。
湘博展区的展览分为两部分,分别展示了罗中立和段建伟的油画展,杨茂源、梁远苇和何岸的综合作品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5个准个展,每一个参展艺术家在这里平等而自由的发声。展览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或“论坛”,既有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又有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但又通过一定的逻辑建立起一种内在关联性,并在空间和形式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参观流线与表达。比如开篇是罗中立的作品《父亲》,结尾则是何岸的作品《玉枝》也可以称为“母亲”,富有人文与情感的寓意与张力。
罗中立《父亲》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初期,鉴于当代艺术起源于西方并已高度成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以模仿、借鉴、学习西方的观念或方法为主的阶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不同时期还是出现了不少突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力作,比如,罗中立的“乡土系列”在不同程度上虽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但也走出了一条极具个人风格与情感冲击力的路子。据了解,该系列作品的创作灵感与罗中立曾在四川达县大巴山区学习、工作的经历、经验不无关系。这一段工作经历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大巴山区农民的生活,用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农民劳作、休息、男女之间情感互动的艰苦、质朴、真实的生活,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境。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罗中立将自己归于农民的视角与体验,从而创作出区别于城市视角下的田园牧歌般的农村生活或农民闭塞、落后的形象。
罗中立《洗脚系列》
段建伟与罗中立一样,也是根植于乡土、民族、传统题材的研究,通过不同系列的油画作品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时代变迁。他的油画充满不真实的空间序列,采用平面化、变形、夸张的艺术手法,又抽离出木讷稚拙的庄严静穆感,虽然包含了对西方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美术绘画经验的借鉴,但更多的是强调对中原大地乡土形象及精神世界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不断介入中、西方艺术史,寻找绘画中的中国经验位置。
段建伟《跳舞》
杨茂源和何岸的作品采用现代雕塑、纸本文献、大型装置等,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沉淀积累的艺术创作经验,运用策略性与创造性思考,隐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某种历史联系。杨茂源对历史存留之物的个体经验式的感知,让人体会到历史之物的温度和趣味,从而重建我们对历史、对人类文明的感受力。何岸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现代诗意,而视觉上又带有物理和心理上相悖的冲击力,反映着对中国城市化现象的情感表达和视觉特征。
梁远苇的油画作品和水彩作品不同于常规的架上绘画,她花费了大量精力深入研究与思考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分解、变化、重组,构建出令人惊叹的新的艺术生命体,于繁花似锦中又透露出严谨细腻的理性之美。近年来,她的绘画系列影响广泛,其充满创意的绘画不仅得到了众多艺术机构的欢迎,也使她在绘画中探索的方法论得到了广泛认可。此外,梁远苇的影响力也被很多具有视觉要求的时尚品牌所关注与重视,并被邀请参与视觉意象的设计工作的。
梁远苇亚麻布油画
“艺术长沙”作为一个艺术展示的品牌,既保持着每个参展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又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兼具多个艺术家的群展效力。比如,同样是讲“母亲”,罗中立的《春蚕》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质朴感人的母亲形象;何岸的《玉枝》以其母亲的名字“刘玉枝”命名,以钢铁为原材料,按照建筑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以还原何岸小时与母亲的相处点滴记忆。两个时代、两种艺术手法,在讲述“母亲”这一主题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同样具有震憾人心的力量。
罗中立《春蚕》
何岸《玉枝》
而这种作品间的巨大差异不仅限制于这两幅作品中。可以说,看似人数不多的十位艺术家,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艺术理念,都有独到的、个人化的特征与理解。所以,想要把这些“不同”融合进同一个展览,陈叙良认为这十分困难,所谓主题,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所以,还是更多地希望观众带着轻松、开放的心态来体验感受这些艺术作品,以及思考隐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东西。
以湘博展区为例,由于当代艺术与博物馆天然的距离感,以及展区中的绘画、雕塑、装置等多种展品类型,这些都对展览的展线、光线、展墙的设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在展览设计上,策展人和设计师首先为观众创造了一个尽量贴近作品本身的机会。它突破了常规艺术展的展示逻辑,即按照艺术家的顺序一个又一个的陈列作品,而是在第一个展厅将罗中立和段建伟的作品混合在一起,采用共用临时展墙内外对话的形式,与博物馆本身的实体展墙保持距离的同时,又天然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参观选择,令展览更生动有趣。但我们又注意到,策展人把已经成为经典的罗中立的《父亲》放在博物馆的实体展墙上,形成一种当代艺术与博物馆建筑、文化与体制的一种对话与联系,极具话题性。如果说,第一部分的难度在于两个艺术家作品间的“对话交流”;那么,第二部分的难度则在于如何为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进行展示空间和灯光的设计。杨茂源的作品包括装置、雕塑、绘画和文献,被划分在不同区块运用不同的展示方式;而何岸的装置作品相当于在展厅又开辟了一个新空间,观众可以在这个空间任意触摸和感受。因此,设计师将这件装置作品放置在展厅中较为空旷的位置,给予观众最大的参观自由度。值得注意的是,该装置中原本是有水的流动与滴落,但考虑到博物馆的安全问题,将这部分改为滴水的录音。
何岸
在灯光设计方面,梁远苇的作品主要以绘画为主,因此,作品被放在相对独立的空间,灯光相对集中照下来,方便观众专注地欣赏艺术品。但并不是所有展品的灯光调试都是如此顺利。据陈叙良透露,按照原定展品摆放计划,有一件自身发光的装置作品不得不挪到两个展厅之间的“黑暗”过渡空间展出。杨茂源的作品需要比较高的环境灯光,而何岸的一些装置作品却需要把灯光暗下来,这些反差极大的“灯光要求”令策展人、艺术家、灯光师使出了“洪荒之力”,但最终也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梁远苇《写生》
由此可见,湘博在本届“艺术长沙”的展览展示方面,基于博物馆现实的考虑和观众体验需求的考虑,做出了很多努力与尝试。据陈叙良介绍,除了展览本身,湘博还将策划一系列学术讲座和艺术教育活动。12月初,教育中心推出“艺术LAB”艺术教育课程,并计划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周末、寒假、小长假,分别为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开展相关主题的艺术课程,通过互动式参与,实现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目标。除此之外,湘博还会陆续开设主题讲座,邀请艺术史家、理论家与艺术家为观众讲述艺术作品的灵感来源和依据,复原艺术作品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件作品,最终落地博物馆,在展厅中呈现的全过程。
透过湘博连续七届参加举办“艺术长沙”的实践经历,陈叙良表示,博物馆的收藏、研究与展览工作还是要基于本馆的专业定位与使命。湘博作为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其展览的主流自然还是要以古代历史艺术为主。作为代表中华区域文明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湘博一方面需要展示湖南区域文化,因此,新馆精心打造推出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和“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两大基本陈列;另一方面,也要立足馆藏专题和特色临展,为湖南以及来自海内外的观众提供更加多样化和高品质的文化服务。比如,省博不断更新的临展就有湖湘文化、中华区域文明、世界历史与中外艺术等四大系列,其中中外艺术当然也会包括当代艺术的展览。当然,因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收藏、研究、展示、教育重要机构的特性,博物馆在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示持一种开放态度的同时,又必须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文化立场。在艺术家选择、展览主题、作品属性、展示方式、收藏定位、效益取向等方面,博物馆应与画廊、拍卖公司、收藏机构、学院甚至是展览馆、美术馆拉开一定的距离,形成自己独特的专业原则与工作方式,以避免与博物馆伦理及公共利益产生冲突的可能。因而,这需要博物馆、策展人与艺术家之间加强沟通,在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基础上,进行当代艺术展的新探索与新尝试,不断完善博物馆参与举办当代艺术展览的理念与机制,共同把“艺术长沙”的办得更好,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陈叙良认为,当代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它以艺术的形式,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对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关注与思考。因博物馆比较注重历史文化的沉淀与传承,所以如何在当代艺术与历史文化之间建立更加密切和合理关系,是博物馆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另外,如何帮助公众看懂当代艺术也是值得博物馆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博物馆举办当代艺术展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陈叙良说道。
在采访的过程中,陈叙良反复提到当代艺术与社会现实、博物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在笔者看来,“经验与策略”这一主题同样表明了当代艺术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正是艺术家们将专属于自己的社会经历与经验应用于创作中,使得当代艺术作品自完成之时,不仅具备个性化特征,还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社会性的特质。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进入到当代艺术领域,当代艺术的社会性就会随之不断增强,会更加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当下社会现实。
所以,博物馆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交流平台,不止是双方社会性的高度契合,还为博物馆收集社会记忆,诠释社会发展引入更多资源,进而为观众提供多领域、多文化的参观体验,带领观众看到更多的当下与未来。
图片来源于湖南省博物馆及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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