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来顺：COVID-19的记忆工程，应非常审慎地处理社会心理敏感和博物馆专业伦理问题

目前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COVID-19）危机注定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一段永远难忘的集体记忆，一段关于灾难与痛苦、英勇与坚韧、团结与牺牲、反思与进步的记忆。

储存、研究、阐释、呈现和共享历史（包括当代历史）记忆，是博物馆最具专业特征的社会使命。在专业敏感和社会责任的双重驱动下，我国一批博物馆启动了围绕COVID-19的记忆工程。

像COVID-19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复杂的灾难主题，往往需要博物馆做更深入的理念思辨和更系统的行动战略。分析发现，COVID-19相关见证（物质和非物质的）的筛选入藏和信息储存，除一般文物分类学意义的标准外具有一定的“非传统”性，需要比以往更多关注特定时空维度下的那些社会元素；博物馆的相关研究和阐释将是“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通过信息属性分类和多学科互动，逐步还原出多维、联系而非线性、孤立的开放式的集体记忆；与艺术和文化题材相比，COVID-19这种难记忆的呈现和共享，应兼顾“望远镜”与“显微镜”即宏大叙事与凡人情怀的双重视角，应非常审慎地处理社会心理敏感和博物馆专业伦理问题。

关于博物馆保存集体记忆的社会责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大规模暴发，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世界赢得了时间，也为世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历史记录下了中国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子弟兵闻令即动、勇挑重担，社区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普通群众坚忍不拔、众志成城，其所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和其他各国人民一道抗击这场人类共同灾难的史诗般的进程，也犹如一面镜子，把人类社会应该总结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都真切地折射了出来，为从公共事业管理者、科技工作者到每一位社会公民提出了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参照系。

博物馆是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文化机构，它们以建设性社会态度、形象化的机构载体和专业化的传达体系介入当代社会的重大议题。其从事的收集、保护、研究等基础性工作服务于更广义的社会利益，而出于教育的目的而举办陈列展览等，则让博物馆为社会利益的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更加直接和具体。所以，储存和呈现历史记忆（哪怕是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记忆），既是博物馆所具有的职业传统，也是博物馆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所以，关于COVID-19这样一场全球性、全方位的灾难，作为一种记忆机构的博物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缺位的。

疫情在我国全面暴发后不久，专业的敏感与责任让中国博物馆不约而同地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运动”，即围绕COVID-19各种相关见证物的征集和专题展览策划活动。见诸媒体的信息显示，博物馆的征集活动在2020年2月18日已经开始，短短10天之内全国各地30多家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相继加入其中，随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家队也采取了相同的举措。3月1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征集和保存工作的通知》，从征集工作的领导、征集工作的范围、征集工作的机制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国性、系统化的见证物征集工作的正式启动。3月20日已有抗击疫情展览在线上推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专题展览将以现场或网络的形式与广大社会公众见面。在COVID-19记忆工程中的迅疾行动无疑走在了国际博物馆的前列，也再次地证明了中国博物馆事业近年来在专业性和前瞻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同时也应当承认，当博物馆欲意以社会集体记忆的名义介入COVID-19这一重大社会生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科技攻关乃至国家治理等议题的时候，情形会比一次地震、一次海啸，甚至一次局部战争要复杂许多。这里谨从博物馆理论的角度，提出几个基本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关于相关见证物的筛选和信息保存 

作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之一，征集、收藏和保存历史见证（无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毫无疑问是必要的。然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看，博物馆有选择地进行收藏和保存也是必然的。在时间维度上，即使考虑到大量抗疫一线见证物特殊的周期特征，在经过几个月不断更新和处理之后，围绕COVID-19留下来的具有代表性或象征性的见证物已经比较有限，但欲将其全部纳入博物馆仍然很难具有操作性；在空间维度上，即使是同一时间坐标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专题的博物馆，选择的目的性也同样重要，因为只有经过横向的比较，一些规律性的情况才可以得到证明。

按照一般推理，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例如一张照片、一件实物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活动和它们的表现形式，都在见证某一特定的时刻、事件或人物，所以在理论意义上都可以被纳入博物馆记忆的范畴。人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像我国最早发现冠状病毒的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场所，也可以成为博物馆记忆的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要在华南海鲜市场建一座纪念馆并举办专题展览的建议，尽管这种想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照此逻辑，这次抗击COVID-19疫情中，但凡博物馆可以加以分类且具有日后可以让观众了解和体验的外在形式的一切见证，都应该（或者可以）被征集。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博物馆在确定征集范围时，列出的是实物、文件文书、图像音视频、相关艺术作品等在藏品分类学上更有意义的内容。

理论上讲，这样划定范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值得探讨的是，这里着重划分的是拟进入馆藏的类型，但当回归到可能和可行的层面上，也就是当博物馆真的要面临选择的时候，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博物馆不能仅有一个用于分类和分析的模式，而在实际选择时没有可操作的标准。

由此可见，博物馆在筛选入藏品时，一定的数量规模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在此情形下，结合以下三个参考项应该有所帮助：

1

应该是已经从现实中剥离出来的，可以为已经发生的标志性事物提供最直接参照的实物或资料；

2

应该是博物馆可“编辑”的，并且通过博物馆的这种“编辑”，人们（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社会公众）可以深刻理解的实物和资料；

3

应该是能够与潜在的观众或其他使用者产生最直接、最真实的信息和情感联系的实物和资料，这一点对于关乎全社会每一个人的重大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博物馆选择和收藏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就是在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些记忆的“非传统载体”问题，它通常容易被博物馆忽略。在COVID-19疫情肆虐，社会生产生活处于隔离状态下，许多关键性记忆往往不是以实物或传统的影视片等形式留下的，而是各种各样的数字化信息，如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这些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数据所反映的特殊时期的社会真实及其记忆价值，在很多时候并不比实物资料逊色，有时甚至更具时间感和场合感。

当然，对这些数据或信息的筛选和入藏标准和操作程序会比一般实物资料复杂许多，但这种思路和策略是很有意义的。

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并结合前述三个参考项确定入藏品，只是博物馆保存记忆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保存哪样信息的问题。如果一座博物馆仅仅立足于征集一批“物品”本身而忽略了这些“物品”对博物馆特别是对“这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其记忆功能可能就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换言之，博物馆归根到底保存的任何见证（物质的和非物质）都是信息和价值的载体，而保存工作本身就是在保存信息和价值。

关于相关信息和价值的诠释和研究 

博物馆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不断研究和挖掘历史见证的信息和潜在价值，使历史的真实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和认知，并把研究和挖掘的成果转换成陈列展览、教育活动等可以通过体验而感知的形式回馈于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研究和诠释像COVID-19这样重大事件见证物方方面面的信息和价值，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寄希望于一蹴而就是不太现实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至少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包括医学界在内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本身及其传播机理的认知还是有限的，而COVID-19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我们目前仍处于“想象”阶段，这一切仍需假以时日才能完成；

二是COVID-19的记忆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这些方面往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文化中，重大灾难通常是一个敏感且多有禁忌的主题。研究和阐释灾难中那些汗水、眼泪、鲜血乃至生命的历史真实及其现实启迪，对于不少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研究者而言很可能是新的挑战。所以，博物馆应当以高度的专业化和职业伦理规范，分阶段、分类型地逐步推进研究和诠释工作。

1

信息属性的分类处理。

围绕COVID-19的信息无疑是多元的。博物馆在研究和诠释所征集到的代表性见证物时，可以尝试把信息按照属性划分为两种类型，尽管这两种类型之间是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的。一种是偏重于“信息本身”的，另一种是偏重于“纪念取向”的。前者的研究定位，是为这些资源日后的使用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原始资料，也就是说，博物馆扮演了一种“不在现场证明”的角色，为公众做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便利，在这里博物馆的结论性特征是相对比较弱的；后者的研究定位，是博物馆在准备以纪念的名义提出自己的观点，帮助人们“确信”某一特定的历史事实，并让这种认知合理化、合法化。经过这样的信息分类处理后，博物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信息资源使用的便利性和拓展性。

2

学科开放性的综合研究。

博物馆发现信息及其价值的过程，应当是建立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同理，博物馆记忆语境下的COVID-19，其研究和诠释则更需要科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关学科的相互支持与互动。唯有如此，博物馆化的COVID-19社会集体记忆才是多维的、联系的，而非线性的、孤立的，是关于COVID-19的一种开放式的记忆。

3

博物馆语言的成果转换。

博物馆对历史记忆的研究和诠释，还应重视以博物馆的语言逻辑将相关信息及其意义加以转换。学术研究活动通常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而研究成果也很容易成为一系列抽象结论的整理和摘要。然而，在博物馆的环境中，特别是当阐释成果转化成为陈列展览项目策划时，就要警惕它们被异化为一堆抽象口号和干瘪文字说明的可能性。

博物馆的研究者应当认识到，展厅里观众对COVID-19的认知，是需要围绕着一系列鲜活的、具体的感性体验展开的。假如展览的内容与观众对这场灾难的切身体会的契合点很少，并且这些少有的契合点又没有被加以人文化连接的话，我们就很难指望那些抽象的结论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理解和在他们中间引起共鸣和思考。所以，越是在涉及重大社会意义题材之时，博物馆就越要努力避免与公众产生专业和文化上的隔阂。

关于相关集体记忆的呈现和分享

如果说前述的筛选、保存、研究和诠释，主要是作为博物馆“内在”系统的一部分在运行的话，那么关于COVID-19的社会集体记忆的呈现和分享则无疑属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两者既有逻辑关联又有区别。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教育性活动等方式实现它的传播功能，这是博物馆最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部分，也是博物馆社会性、专业性和职业伦理最集中的体现。如何把COVID-19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博物馆独特的态度、方式和语言呈现给人民群众，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与做一个题材相对单一的艺术或文化展览项目有着诸多不同，需要对可能存在的所有内外部应力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社会心理、文化传统、舆论取向等因素。

从理论层面讲，博物馆所呈现和分享的COVID-19集体记忆应该是多维度并存的，知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例如呈现集体记忆中的家国情怀，未必总是采用宏大的叙事，可能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对普通人生活点滴的关照，就像歌曲里唱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的感动”。我们记得，今年2月19日《长江日报》一篇报道曾引起不少争议，因为文章标题把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肖贤友病危时写下的歪歪扭扭的遗书“把遗体捐给国家。我老婆呢？”的后半部分去掉了。虽然我们无从了解事情的细节原委，但仅就遗书文字本身而言，前半截是我们理解的一种家国情怀，后半截则最朴素的人性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自然流淌，而且后半截更让人无语凝噎。这个案例给博物馆的启发意义是，社会集体记忆的呈现不仅需要“望远镜”，也需要“显微镜”。

我们应当意识到，当博物馆希望并且努力通过历史记忆的呈现和分享来影响公众的社会态度（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时，它的边界要比博物馆研究者个体的成果表达严格得多。换言之，如果说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可以少有禁忌的话，那么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博物馆则有着源于社会责任的规范。特别是在互联网舆论仍然混乱甚至存在观念撕裂的今天，博物馆更应以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来巩固和强化社会对博物馆的高度信任。所以“审慎”二字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我们来尝试为博物馆历史记忆的呈现构建一个较为理想的原则框架的话，以下标准可以作为参考：

1

一要始终尊重见证物所代表的事物的真实性，

2

二要始终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

3

三要始终遵从主流的价值观念，

4

四要始终恪守博物馆的职业道德（如人类遗体、个人敏感信息等）。

在实践层面上，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博物馆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策展思路以向公众呈现COVID-19的历史记忆，但大多数博物馆仍在构思阶段，预计在不久和长远的未来，国内外会有更多博物馆推出类似专题的展览项目。

观察发现，即使针对同一个公共事件，不同博物馆所选择展示角度也会多有不同。例如1918年美国暴发的大流感是全球公认的超级卫生事件，影响到美国全境乃至世界多个国家。有媒体介绍，为纪念大流感暴发100周年，2019年美国两座博物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史密森学会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暴发——连接世界的流行病（Outbreak: Epidemics in a Connected World）”展览，邀请观众与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兽医、公共卫生工作者一起，共同来识别和应对如艾滋、埃博拉、流感和寨卡等病毒。该展览旨在公共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全社会的公共卫生意识。与自然历史博物馆不同，作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的纽约市博物馆，也在1918大流感暴发100周年的背景下举办了名为“细菌之城——微生物与大都市（Germ City: Microbes and the Metropolis）”展览和教育项目，所不同的是它选择的角度更加综合，更加强调社会的反思，探索了纽约与传染病作长期斗争的复杂故事，触角涉及政府、城市规划者、医疗专业人员、企业和社会活动家，不仅揭示了疾病如何改变人类的身体，还探讨了其与社会、文化、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见，面对重大灾难的主题，博物馆的历史记忆呈现工作绝不简单和轻松。

国际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为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确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纵观国际博协1992年开始为博物馆日设立主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选择这个主题，就像主题本身一样不同寻常，它将博物馆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点引向了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领域。一方面人们在主观上都认同博物馆是一种历史记忆机构，但另一方面，又由于种种原因，对一部分记忆，博物馆和公众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愿过多触及，或者没有机会触及。国际博协希望通过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鼓励博物馆在那些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理解、沟通与包容，推动理性的社会反思和积极的社会变革，为建设更加美好和更加和谐的社会做出博物馆的贡献。

目前COVID-19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正在与之奋力抗争。几周之后，我们将迎来2020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国际博协在做主题阐释时再次强调，“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被信赖的机构，博物馆从未像今天这样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现代社会政治、社会、文化议题，以此展示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要鼓励社区和博物馆从业者拥有多样化的观点，鼓励博物馆利用展览和讲故事的方式克服偏见”。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现实中每一座博物馆都有意或无意地“制造”过或正在“制造”历史记忆，而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需要引起博物馆的警惕：一种是对最直接的历史记忆见证的重视不足，过度自信于主观的推理甚至假设，从而降低了博物馆所呈现和分享的历史记忆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另一种是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来任意解读和剪裁记忆的信息和意义，并轻率地做出结论，从而削弱了博物馆所呈现的历史记忆的严肃性和可信度。

所以，在博物馆呈现和分享COVID-19的社会记忆时需要对历史真实性的忠诚。在此基础上，还要努力为公众的思考、探索和自我发现留出充分的空间。

本文改编自《博物馆集体记忆功能语境下的COVID-19》，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0年第2期（总第20期）。作者：安来顺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院》杂志2020年第2期

专题    博物馆与公共事件

博物馆与公共事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访谈录/《博物院》编辑部

“博物馆与公共事件”主题笔谈/陈卓 罗向军 蔡琴 宋向光 张元成 肖海明 周伟 杨蕊

博物馆集体记忆功能语境下的COVID-19/安来顺

为了明天收藏今天——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博物馆使命与行动逻辑/潘守永

公共知识服务——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再思考/徐玲 王骋远

新形势下博物馆社会功能研究——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侯宁彬

网络数字时代的博物馆——社会公共事件下的再思考/白杰

理论研究

传统的未来——当代非遗馆场域建构的思考/朱莉莉

关于威海海草房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几点思考/吕伟涛

人类学视角下的女性文化遗产——石寨山青铜器扣饰的记忆/沈宁

商末周初青铜圆形鼎的范式及大盂鼎的复制/张鹏宇

南阳淅川葛家沟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研究/曾庆硕 陈典 崔本信 罗武干

湖南战国楚地贵族墓葬出土玉器黑色水银沁现象再研究/赵瑞廷 于平 邵芳 李玉玲 张雪鸽

博物馆实践

见人见物见生活——传统手艺展示与传承的思考/李吉光

“互联网+博物馆文物教育”初探——以女红传习为例/余楠楠

我国中小型博物馆现状思考与发展对策/王焕文

日本民俗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探/方云

美国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设计解析/秦晴

《博物院》杂志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主办，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期刊。该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专著与论文述评；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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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博物院》2020年第2期（总第20期）

原标题《博物馆集体记忆功能语境下的COVID-19》

作者：安来顺

编辑：miyagi#康忙北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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