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产业链、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疫情后中亚经济将走向何方？

欧亚地区是具有战略纵深意义的一个区域，而中亚各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国。后疫情时代，该地区将重点发展本国经济，还是推动区域一体化，抑或加大开放力度，融入经济全球化，需要从产业发展现状、中亚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和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等方面综合考察。中亚整体的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为落后，难以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然而，中亚自身的经济不够发达，工业尤为落后，不得不借助外部因素进行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疫情后，欧亚经济联盟将加大在中亚的推进力度，而中国倡导经济全球化新理念，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对中亚各国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中俄倡导“一带一盟”对接，使中亚避免选边站队的尴尬，同时也为中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由于产业结构单一，联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受到制约，欧亚地区如何构建高效合理的产业链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各国为防疫纷纷采取阻断人流和物流的系列措施，逆全球化之势隐然形成。这些措施究竟是临时性的，还是转折性的？是全球化浪潮的插曲，还是逆全球化时代的肇端？放弃全球化后，各国会闭关自守，还是会走区域一体化路线？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观察并给出答案。也许，答案不是唯一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许会有不同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欧亚地区是具有战略纵深意义的一个区域，而中亚各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国。疫情后的中亚经济走向何方，不仅事关中亚各国切身利益，对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也将产生结构性影响。

一、问题提出

虽然全球化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但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内涵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和全球性，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中已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论述。历史上，全球化就是指流通范围和生产范围扩大到极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扩大的结构表现为：国民经济领域完全消除了自由竞争，在国际上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但由利益不同导致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通过殖民统治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尽管看上去世界经济各个部分的联系密切起来，但现代世界经济的特征却是结构上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国际经济利益分配存在矛盾，国际化消除了民族经济在地理上的隔离状态，却不能使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迅猛崛起，然而在受贸易保护措施损害的国家中，中国亦首当其冲。

在肯定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可逆转以及利大于弊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需要倡导经济全球化新理念。2016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经济全球化确实进入了一轮结构性减速转型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逆经济全球化”，而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国要顺势而为，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2017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此后，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以及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建设性态度。

全球化新理念需要在行动中落实，需要真正发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优势，才能逐渐为他国接受，共建人类美好家园。“金砖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都是中国在全球化新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新举措。虽然实施起来并非一帆风顺，但也逐步获得了多国的支持和认可，发展前景向好。中国领导人多次宣示，欢迎世界各国，尤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然而，2019年年底暴发的疫情突然打乱了节奏。由于新冠病毒尚未被人类充分认知，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国家作出其可能长期存在的预测，甚至有专家警告或将感染2/3的世界人口。世界多国采取封城、隔离、取消航班和限制行动等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感染和死亡人数，中亚各国也不例外。

尽管中亚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人为的和地理的阻隔并不能完全控制新冠病毒扩散。中亚病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3日22时，哈萨克斯坦疫情较为稳定，乌兹别克斯坦疫情持续蔓延，塔吉克斯坦疫情逐渐好转，吉尔吉斯斯坦疫情波动频繁，土库曼斯坦官方至今未通报确诊病例（见表1）。中亚地区抗疫形势依然严峻。暂时看，中亚国家并未加入欧美对华索赔阵营，但“对华怀疑论”和“中国威胁论”上升。长期看，随着疫情加剧，这一地区是否会有极端民族主义措施出台还属未知。后疫情时代，该地区将重点发展本国经济，还是搞区域一体化，抑或加大开放力度，融入经济全球化，需要从已有产业链发育情况、现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和未来发展战略等方面综合考察。

二、中亚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历史上的中亚战争不断，经济不够发达。苏联时期，中亚经济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产业链的一部分而存在，参与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内循环，石油、天然气、农牧产品和其他矿物原料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工业发达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区，换回工业制成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平行的世界市场”，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也无法单独建立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纷纷独立，在积极培育民族认同的同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其中，哈萨克斯坦秉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分阶段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积极引进外资，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建立了相对完备的产业链条。然而，由于中亚整体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为落后，难以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1990年，中亚工业产值为108亿美元。独立近30年后，2018年中亚工业产值为851亿美元。在这期间，中亚工业产值在2013年达到峰值，为1 009亿美元（见图1）。

1990年，中亚工业产值在亚洲占比为0.65%，在世界占比为0.19%；2018年，中亚工业产值在亚洲占比为0.91%，在世界占比为0.46%。即使在相对占比最高的年份，也不过区区1.2%（亚洲）和0.58%（世界），可谓存在感极低（见图2）。1990~2018年，中亚工业产值增长688%，但占比只增长0.27%，说明中亚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世界平均速度。

尽管如此，中亚工业仍在缓慢而艰难地发展。经过独立之初约10年的下滑和恢复阶段，从21世纪开始增长。结合图1和图3并对比当年价格和1990年不变价格可以看出，除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和2015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外，中亚工业增长速度年均为6%左右，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升，从1990年的19.6%升至2018年的31.8%（见图3）。

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规模各异、层次不一，不能对各国等量齐观。在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基本实现了工业化。2018年，哈萨克斯坦工业产值超过500亿美元，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超过50%（见表2）。除政治和经济政策因素外，丰富的资源无疑是哈萨克斯坦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哈拥有大量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煤炭资源，铁矿和锰矿集中在中部地区，阿尔泰地区以铜、铅、锌、黄金、锡和稀有金属矿床而闻名，卡查尔斯基、索科洛夫斯基、萨尔巴彦、科尔宗库尔的磁铁矿特别丰富，普拉尔地区盛产铬铁矿、铜和石棉矿，阿克托本斯克地区以磷矿和优质镍矿而闻名，铅锌矿在米尔加拉姆赛、拜占赛和阿奇赛得到开采，里海沟和曼吉斯套半岛出产优质石油和天然气，里海盆地的表盐和钾盐储量也很丰富。中亚盛产棉花，但哈萨克斯坦例外。哈境内可灌溉耕地仅占可耕地的7%，不适宜大量种植棉花，而以种植小麦为主，是世界第七大小麦出口国。仅在阿穆达里亚和西尔达耶盆地发展集约化棉花种植，棉花种植中使用大量的水和肥料是咸海污染的源头之一。哈萨克斯坦的农作物较为单一，长期大面积种植小麦导致土壤养分退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2013年，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发布了稳定粮食市场的总体计划。该计划制定了2013~2020年粮食生产、消费和出口的目标，并对现有政策进行调整。预计小麦播种面积将有明显改变，从2012年的1 350万公顷降至2020年的1 150万公顷，减少200万公顷（14%）。大部分减少的面积将被饲料作物所取代，主要是饲料谷物。2015年5月23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签署伙伴关系协议，支持哈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并携手帮助该区域其他国家。

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工业并不发达。主要工业产业分布如下：燃料工业，主要是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工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工业；采矿业，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黄金、铀和铜开采业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铀、汞和多金属开采业；矿物化学工业，主要是土库曼斯坦的玻璃盐和硫黄开采业以及塔吉克斯坦的食盐开采业；电力，主要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型水电站，如努雷克水电站和托克托古尔水电站；有色冶金，主要是塔吉克斯坦的铝业（图尔松扎德）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铜锌业（阿尔马利克）；机械制造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装配汽车工业（阿萨卡和撒马尔罕）、飞机制造业（塔什干）、电气工业（塔什干和安集延），吉尔吉斯斯坦的机床制造（比什凯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奇尔奇克）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农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主要有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希）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炼油厂，乌兹别克斯坦（穆巴廖克）的天然气加工业，土库曼斯坦（查尔朱）和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撒马尔罕、阿尔马利克、奇尔奇克、费尔干纳）的化肥业，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和费尔干纳）的化纤业；轻工业，主要有棉花清洗业，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布哈拉、费尔干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的棉布业，土库曼斯坦（查尔朱）、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纳曼甘）、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和胡占德）的丝绸业，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羊毛业，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针织业，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和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的皮革业以及土库曼斯坦（哈桑古丽）的地毯业；食品业，主要是土库曼斯坦（巴伊拉姆阿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乌根奇和费尔干纳）、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的黄油加工，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和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的肉类加工；黑色冶金工业是该地区最薄弱的行业，只有乌兹别克斯坦（贝卡巴德）有能力生产。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农业国，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45%以上，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5%。哈萨克斯坦农业发展程度低于上述四国，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33%，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水稻、小麦和大麦是中亚最重要的农作物。此外，该地区还生产各种农产品，包括玉米、亚麻、葡萄、土豆、甜菜、向日葵、烟草、杏、梨、李子、苹果、樱桃、石榴、甜瓜、无花果、芝麻、开心果和坚果。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阿穆达里亚下游地区发展了水稻种植，吉尔吉斯斯坦发展了烟草和甜菜生产。中亚盛产棉花，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尤其享有盛名。但棉花生产严重依赖灌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80%以上的耕地可灌溉。中亚畜牧业较为发达。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骆驼和卡拉库尔绵羊的主要产区，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了养马业。农业人口过剩和人口结构不合理是中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交通不便和环境污染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中亚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

中亚自身的经济不够发达，工业尤为落后，不得不借助外部因素进行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北向，按照传统做法，把石油、天然气和矿物等资源出口到俄罗斯，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循环；二是东向，引入中国的资金兴办企业，其产品或在当地销售，或返销中国市场，参与“一带一路”的经济循环。由于苏联解体打破了原有的中亚—俄罗斯供应链，且中亚国家不满足于长期处在俄罗斯产业链的末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北向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东向的经济联系尽管发展较快，但受到语言和文化制约，再加上“中国威胁论”等因素的干扰，潜在危机不可忽视。当然，中亚也存在南向和西向的经济联系，南向与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西向与外高加索三国、土耳其和欧洲的贸易关系，都对中亚的经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因素所产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在此不做分析。

中亚经济如何发展，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老问题又叠加了新问题。按照36个国际组织在联合报告中发布的最新贸发会议数据，冠状病毒流行使2020年第一季度的全球贸易额下降3％。根据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CCSA）的报告，预计第二季度经济下滑将加速，全球贸易预计将环比下降27％。不出预料的话，中亚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都将下滑。然而，至少从2020年前几个月来看，中亚地区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点。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年1~4月，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24.36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19%；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32.35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18%。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13.31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3%；中国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4.02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38%。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出口0.71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10%；中国自土库曼斯坦进口24.5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22%。中吉口岸关闭两个月以来，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6.92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59%；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0.13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18%。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2.52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36%；中国自塔吉克斯坦进口0.25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7%。也就是说，2020年1~4月，中国对中亚国家总出口47.82亿美元，自中亚国家总进口61.34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3.52亿美元，其中总出口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9亿美元，同比下降29%，总进口比2019年同期减少4.64亿美元，同比减少7%，基本符合国际经济组织预测的贸易下降幅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局的数据，2020年1~3月，俄罗斯自哈萨克斯坦进口10.92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15%；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31.5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11%。俄罗斯自吉尔吉斯斯坦进口0.57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12%；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3.91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13%。俄罗斯自塔吉克斯坦进口0.07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略有下降；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出口2.02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26%。俄罗斯自土库曼斯坦进口0.3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11%；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出口2.26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277%。俄罗斯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2.64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6%；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9.66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23%。也就是说，2020年1~3月，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出口49.44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逆势增长18%；俄罗斯自中亚国家进口14.5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减少11%。

或许有人认为，与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就是欧盟和东盟动辄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相比，中亚进出口总量都太小，对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没什么影响，也不值得关注其变化情况。此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单从经济层面而言，中亚对世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然而，若考虑到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则中亚与哪个方向加强经济联系都意味深长，不能不做一番探究。

如果说，仅凭2020年前几个月的数据无法判断趋势性问题，那么我们比较2015~2019年中亚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进出口数据就能看到，中亚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黏性孰大孰小。黏性是从物理学中借用来的概念，本意是描述流体在运动状态下抵抗剪切变形速率能力的性质，即流体的流动为层流动时，层与层之间的黏性力与液体中定向运动的速度梯度和流动方向切向面积成正比。此处用点的面积表示贸易量的大小，用时间维度反映变化趋势，自内向外呈现流动速度的变化。之所以选择2015年为起点，是因为2015年既是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年，也是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年。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更为均衡，且进出口较为平衡。俄罗斯只与哈萨克斯坦经济联系较为密切，与其他四国的贸易额都很低，且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见图4和图5）。从2015~2019年数据来看，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黏度大于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黏度，这更说明2020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与中亚贸易逆势快速增长非同寻常。

鉴于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也比较了哈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其他四国的贸易往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哈每年自俄进口额都比自中国进口额多一倍以上，而近年来对中国出口与对俄出口相比增长迅速，增长率从2015年的20%增至2019年的39%。考虑到进出口总额及其在本国贸易中所占比重，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贸易黏性大于中国（见图6）。尽管贸易黏性与产业发展不是严格的对等关系，但也能从侧面反映产业链的供需状况。

由于中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较少，很难做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配合，因此在地区内并没有形成上下游之间的产业联系，与俄罗斯和中国也没有形成密切的产业合作，借助外资促进产业发展恰恰是中亚各国的诉求。近年来，随着地区大国政权平稳过渡和政策开放导向日益明显，中亚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正在孕育之中。俄罗斯和中国积极助力布局，帮助中亚各国建设与资源加工和民生相关的工业企业，有助于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活跃度反映产品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国际贸易的活跃和贸易结构的优化也是产业链层级提升的结果。从目前来看，除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具备产业升级的初步条件，其他三国还任重道远。 

四、疫情后中亚经济走向 

疫情过后中亚经济走向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闭关锁国，这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可能性不大；二是中亚五国联合起来实现区域内经济一体化，但五国间矛盾重重，缺乏龙头带动，可能性也不大；三是与俄罗斯共建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后苏联空间的区域一体化，这具备一定的现实性，但受制于中亚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和俄罗斯经济实力下降；四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借此融入经济全球化。究竟哪一种选择更为可能？后两条道路不分伯仲，也可能兼而得之。一般情况下，区域一体化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但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则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有话语、权力和利益之争。中亚将向何处去？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亚各国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看法中发现端倪。

2018年2月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亚国家若要提升竞争力，必须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此外，中亚国家间应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如成立中亚统一签证区（中亚申根区），方便投资者以较大的市场为导向，在不同的行业投资。穆迪公司也作出了类似评价，认为中亚各国融入全球贸易的程度很低，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增长潜力。多数中亚国家认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明显拉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中俄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也对这些经济体构成一定的风险。哈萨克斯坦担心，如果与俄罗斯按原定时间表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到2025年两国将最终统一金融市场，而卢布汇率下跌对哈坚戈汇率产生压力，2015年坚戈已随着卢布大幅贬值。而且，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制裁也会给其他成员国带来许多问题。

和平、平衡的多边外交政策是哈萨克斯坦的一贯主张。近年来，哈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与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与中国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疫情过后，哈萨克斯坦对外经济政策可能面临新一轮调整，主要导向是自力更生和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哈总理马明强调，“必须减少对不太稳定和地域分散供应链的依赖”，“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主要进出口流动的方向，使之有利于独联体国家”。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工业与投资合作比贸易更重要，因为这是该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多样化和减少对初级产品依赖的关键。哈可能寄希望于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资源整合找到发展本国工业的着力点，从而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欧亚经济委员会也加快了整合区域经济的步伐，欧亚经济最高理事会通过了《2020~2021年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目标》。文件要求联盟及各成员国采取稳定宏观经济、加快投资增长、开发科技生产潜力、促进需求稳定、扩大出口规模、发展相互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消除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稳定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欧亚经济委员会正在拟定《欧亚经济联盟关于建立统一过境运输系统的协定》草案，明确在过境货物运输中使用电子关封，并列明追溯系统的应用条件和过境货物种类。协定将于2021年正式签署。

乌兹别克斯坦明确指出，鉴于悠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独联体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乌将在2004年6月16日《乌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和2012年6月4日《关于深化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等文件基础上深化与俄罗斯的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有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是2012年6月6日签署的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3年9月9日签署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双边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2017年5月11~13日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达成的协议等。乌也将发展与美国的全面、互利和建设性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就加入世贸组织进行研究，认为充分参与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和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有助于保护国家利益。加入世贸组织的议题在乌兹别克斯坦已搁置多年，这个研究的开启也许意味着乌将向经济全球化迈出新的步伐。

与乌兹别克斯坦相反，早已加入世贸组织的吉尔吉斯斯坦如今对全球化提出质疑。有专家认为，吉加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没有什么意义，遵守“华盛顿共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种援助条约的定期审查和建议只会使政府成为“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对公民的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吉采用西方的模式并不成功，吉需要再次工业化，需要新的企业和新的技术。吉副总理强调，鉴于疫情严重，吉希望加强与伙伴国之间的合作，他认为俄罗斯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请求俄重新审议天然气价格问题。

土库曼斯坦近期确定，生态外交是其外交优先方向。土将与阿塞拜疆共同研究气候变化对里海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与日本签署了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一揽子合作文件。

塔吉克斯坦对华友好，将继续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希望中国在产业建设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但各国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俄罗斯从热情拥抱全球化到理性看待全球化，再到专注于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历经几次微妙的调整。疫情后，俄罗斯将加大在中亚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力度，而乌兹别克斯坦已通过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方案。这样，中亚的三个较强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就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全球视野更为开阔。中国倡导经济全球化新理念，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为了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让世界与中国共享繁荣。2019年年底，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将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取消钨废碎料和铌废碎料两种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继续对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自2020年7月1日起，将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等，这些都是中国优化进口结构、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真诚举措。这些举措无疑对中亚国家是有吸引力的。只是中亚国家在工业化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外资注入工业企业，以形成现代化的产业链条。实际上，中哈全面产能合作比较成功，两国专门成立了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即将和已经启动的项目有12个，涉及金额40亿美元。2018年中哈签署一揽子项目实施协议，包括建设科斯塔奈工业园区电视机厂、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农业和公路建设、技术开发等，资金规模约为19亿美元。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18年，中吉签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在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进口、签证简化、直航、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但是，中亚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太考虑中国企业的盈利要求。根据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编制的《哈萨克斯坦2018年投资指南》，哈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在未来五年内能够创造两万个就业岗位、改善基础设施和获得7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这表现出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极大热情，但却对利润回报语焉不详。欧亚经济联盟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各成员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多元化，乃至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链条。它提出，农机制造、冶金业、轻工业、电动汽车、航天、航空、机床制造、地面交通工具、建材生产、木材加工、电机制造、电气工业、铁路机械制造、化工和制药业都是联盟的优先合作方向，希望中国能够出资建设。在中国看来，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着联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中国愿与中亚国家探讨建立产业链的可能性，但很难找到合适的产业对接项目。此外，中国也希望中亚国家政权稳定、法制健全、减少任意行政、消除刻板偏见、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等，而这些又是中亚国家难以保证的。

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可能面临重新洗牌。“一带一盟”对接使中亚避免选边站队的尴尬，同时也为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无论中亚国家如何选择，推进“一带一路”组织化和机制化建设，降低中国在海外发展中承担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协调中俄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行动，应成为指导“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的基本原则。中亚处于中俄的中间地带，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中亚各国亟须建设产业集群，甚至快速向高端产业链转移，其迫切之情可以理解，却未必合乎市场规律和各国固有发展水平。欧亚地区如何建设高效合理的产业链，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本文发表于《欧亚经济》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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