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 郑宪

文/郑宪

一想，惊心：入上海师大至今，满40年。入校日子，1979年秋。那个秋日，有点热，夏的余热。入住八人一间宿舍，脚步杂沓，人声喧腾，新生都在木头床架的上下铺挂蚊帐，身上头上都滴汗。

口渴，用家里带来的竹壳子热水瓶去打水，地点是食堂边一排热水龙头，离宿舍几百步远。和新相识的同学结伴去，说说走走，互相询问求学路，新鲜感存焉。

校徽发下来，白底红字：“上海师范学院”六字。当年上师大不称大学，叫学院。校徽上的字写得好，校徽则小，戴胸前，“学院”两字又比“大学”感觉差。戴不戴校徽？是个问题。现在想来，是我好面子。

我从工厂入大学，之前几年日夜挥铁锤干脏活，现在端本书坐课堂，走美丽校园，一时不习惯，但心窃喜。

两大主教室在西部，占据校区中心点位，相伴学校中轴大道。靠近学校西大门的为东一梯形教室（二层为东二教室），往西为西一梯形教室。教室外墙石砖红如血色，屋顶三角斜坡上有绿色藤蔓缠绕。教室大门两边，芭蕉冬青翠柏环侍。两大教室朝北，几处小道蜿蜒，绿树亭亭如盖，远处红楼掩映。

大课多在东一梯形教室上。中文系4个班级160多人，如满座济济一堂，但总有人不来，缺此课逃彼课，后座的人从高处俯瞰，像谢顶的头稀稀拉拉。却有一个老师整学期的课，大热，座位挤爆，甚至有人没座，引颈站立最后几排走道。授课老师程应鏐，讲中国通史。音若洪钟，抑扬顿挫。历史故人故事导入，娓娓道来。借古喻今，影射绝妙，令人畅快拍案。讲到妙处，讲者听者一派欢洽，笑语窗外。学中文的人听史，听得比学诗词歌赋还入滋入味，程教授功高。很久后，有人告知，那年是史学大家程教授“关门大课”，你在，你听，是你学业路上幸事。回想程教授当年形象，逾六旬，高大而和蔼，锐目高额，肘夹几纸讲义，布衣布裤黑布鞋，一身素朴，却是大课堂上的神人——所有学生恭敬之。

被膜拜的程教授，期末笑请学子入瓮笔考，并言：“只要读懂我讲义大纲，过一遍及格，通读两遍80分，熟读三遍可拿优。”都想摘优良果实，却一场考试，风霜刀割横扫，“哀鸿”声声，倒在一大片“段干木”“离堆”之类人名地名解释上，包括本班两任班长，均忝此列，要补考——真正惨烈的“学然后知不足”。

程应镠年轻时（1945年30岁生日时照）

程应镠1986年与沈从文、张兆和在沈宅

东一教室至西部校门间，中轴大道北侧，当年竖一长溜十几二十块玻璃橱窗，我们称“创作墙”。橱窗内，中文系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前赴后继，一期期贴满，均手写文稿纸。抄写字体风格迥异，各呈生态。学校专门开辟此发表园地，放飞思想佳构，交流互学。我鼓起勇气刊上一次，自写的文，以为撼人心，还请写一手妙字的女生誊写。刊文时，不敢走近这橱窗，即便远观，见他人在自己手抄作品前徘徊，慢读细看，也心跳不已。结果自是一厢情愿，一点波澜也不起。

学校格局是东西两部一分为二。西部因两大梯形教室，一个标准足球田径场，呈压倒性态势，而东部校区为中文系、历史系、艺术系大本营，自有别样风光。从西部入东部，有条清水相隔，要过一座宽石桥。之后，水的丝柔灵动在东部校区弥漫。东部中心区域有一湖：学思湖。学思湖静水一弯呈半弧，上有两座单孔桥：学思桥及成蹊桥。学思桥厚重方正，成蹊桥圆拱曲跨。湖心有假山石，有亭翼然，樟、柳、松相伴。两座桥下，绿枝翠叶环护，田田荷叶映衬。桥石含岁月包浆，暗绿青苔滋长。学文史的学生上桥下桥，自然联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有玩性重者，见湖水下潜伏游动生物，起了馋意。一周姓同学，善农事，引领诸生，夜晚到此湖边，抓捕秋黄鳝。握一根细长铁丝，穿挂一条鲜活蚯蚓，垂钓于湖边水下口洞。鳝被诱饵牵引，出洞紧咬铁丝，遂起吊，约小半米长、两厘米粗的肥黄鳝一条条到手。回宿舍，切腹剖杀，煤油炉旺火伺候，肉与汤，皆鲜味无比。品后有同学马长征诗云：“秋虫秋萤秋渔事，亦学亦思亦乐时。”

学思湖以东，是四层文史楼。墙白色，红色高木窗。三楼有一小教室，是我们小班课堂。楼上南窗望下来，见一小半的学思湖，湖远处，绿树浓荫，掩映艺术系二层琴房小红楼，琴声不时随风飘忽而来。再远处是绿色农地，农人弯腰起身举镰挥锄，为我们的劳心在做劳力的陪衬。

徐汇校区西部的林荫大道

徐汇校区东部的学思湖

乐哉劳心，苦也在劳心。我的母校，让我走出校门时涌动读书人的自豪，居间学思，却常深感挫败。就在这上小课的小教室，我们上英语课、上现代汉语课、上作文课等等。比如英语课，当年学生年龄不等，水平参差不齐，一届中文系学生百多人，切分成5个程度不一的班级。我在2班，属中等以上水平，其实是滥竽充数，尤其听力、对话能力极差。上课一到这两个环节，每每绝望，被叫起立回答问题，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是常态。考入大学时，英语只是参考分，一入大学门，在小教室里整整读两年英语，比任何专业课时间长，结果毕业时全部沦陷，成为“最先忘却的记忆”。读现代汉语，以为一切轻而易举，汉语拼音加主谓宾，读准前鼻音后鼻音翘舌音。考试时还蛮有仪式感，摸黑箱抽出一张纸，要求准确朗读一首七言诗，大喜，结果“中埋伏”，读错一个多音字，错得绝对低级，想钻地底。那漂亮的现代汉语女教师，宽容地笑，手下留情，给一个勉强及格分数。汗颜，逃之夭夭。

即使今天，我眼前也会出现上作文课的陈维雄老师，偏矮的个，红扑扑一张脸。慢吞吞走路，手拎一个小黑包，里面放我们的作文本。儒雅的笑，时而谦逊地侧耳倾听。那年代，文学弥漫着痛苦与反思，表达着撕裂的悲情，涌动着快意的鞭挞。我们也受此裹挟，东施效颦，放胆抒情笔墨春秋。总觉得，陈老师在评我们习文时，冷静的，有思辨；专业度高，繁征博引，点到为止。作文打分，一个优，分了几等，一个良，也附了加减号，可见他的用心。一次，我写一文，他似欣赏，当众读出长长一段，分析赞许。但作文本发下，除他当众读出那一段红笔划出，整篇文章打分，左上角一个戳眼触心的“良＋”，评语仅简短两句：“结尾太用力，不自然。”醍醐灌顶。

                           海思路100号奉贤校区，对应桂林路100号  

40年后，回母校，桂林路100号。校园已老，校园亦新，旧楼边上新楼矗，八字校训随处见：“厚德，博学，求是，笃行”。曾经两层的中文系办公小楼，被近20层高耸的文苑楼替代。过去的东部小礼堂，改成上师大音乐学院音乐厅。而这上世纪50年代初所建的砖木结构厅楼，已被定位标注为“历史建筑”。而我的记忆，最远只能到达40年前，小礼堂里听一场当年“红得发紫”的三人男女重唱组演唱会——汪苏苏、宋怀强、王沕，和我们一样的上师大学生，引领我们，唱童谣的旋律，校园的歌。演唱会散场，从东部走回西部宿舍，一路昏暗，却周身燃烧激情，心有明灯灼照。

毕业在1983年。我们一个班40个男女同学，整队，排排站，照了一张人人笔挺的“全家福”，黑白的，然后鸟散。清晰记得，离校时，我骑一辆旧自行车，26吋高，一个偏腿，用力脚蹬，箭一般离去，没有回头。

今日，让我们情动的旋律早已远退，一个个我们曾经敬慕的师长，如程应鏐，如陈维雄，一一远行。梯形大教室，三楼小教室，导师们匆匆或缓步的身影，琅琅读书声，现在只能留在一个个空镜头里，留在丝丝想念的空间里。

——往事历历如昨。

（本文刊于2019年10月8日解放日报·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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