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离复旦食堂很近 | 读史老张

旦苑餐厅，左侧为光华楼东辅楼（读史老张 摄）

文/读史老张

新学期开学，在网上看到一则《复旦老鸟的通关秘籍》，其中“饮食为大”篇，写了复旦大学各食堂的“民间排序”，也写了它们的若干特点：春晖餐厅“酒酿圆子和夜宵是一绝”；旦苑清真“是东区人的命根”；点心铺“双皮奶是复旦特产，物美价廉，加八毛钱还会得到更多红豆”……这个“秘籍”，让我有一种探索“复旦食堂史”的冲动。

算起来，复旦食堂已有逾百年历史。1912年初，复旦公学迁到徐家汇李公祠（今华山路复旦中学内）办学，供奉李鸿章牌位的祠堂大殿，就是食堂（当年称“膳厅”）。因复旦属私立学校，交得起学费方能上学，学生伙食还算不差，其中肉丝炒蛋与醋熘白菜最受学生青睐，“每逢同学进膳时，殿上即闻呼‘肉丝炒蛋’及‘醋熘白菜’之声不绝”（鄂公《复旦小掌故》）。

那时，李登辉老校长常在食堂用餐。李登辉出生在爪哇，就读于耶鲁大学，长年漂泊海外，初到复旦时满口英语。课堂上，他力主用英语教学；但在课外，他用中文表达的兴致很高，食堂是他练习的课堂。每餐坐下，他必用生硬的发音问学生：“贵姓？”他规定，吃饭时大家不准讲英语，谁说一句罚洋一角。结果，每天罚款总是数他最多，有时因罚款太多而吵嘴，学生闻之哄堂大笑。一来二去，李登辉中文表达大有长进，直到去世前两个月（1947年7月），他还在新落成的登辉堂（今相辉堂）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可见早年“食堂练习”的辉煌成果。

1922年大学部迁江湾后，复旦食堂渐成规模。最初食堂设在实验中学校舍（今蔡冠深人文馆原址）后边，学生可以包饭，四菜一汤，“菜味可口，尤以龙虾烧豆腐最为鲜美”。一位老校友说，那时已使用饭票，“每客一张……约两角小洋”。文学院长余楠秋先生为人谨慎心细，担心自己的饭票与别人的搞混，常在每张饭票上“加以背书”。某一日用餐，厨房师傅果然称余楠秋未付饭票，“余师嘱其将该日所有饭票拿来查看，顷刻之间发现其背书者，厨房不敢多言而退……”（吴道存《嘉村随笔》）可惜，那时的复旦食堂饭票，现已难觅踪迹。

1923年的复旦食堂（复旦档案馆藏）

抗战爆发后，复旦被迫西迁。1938年2月，迁至重庆黄桷树办学，校舍破旧，史称“茅屋”，食堂条件更差。那时校方举行公宴，只能设在蒋碧微教授住处。蒋碧微是画家徐悲鸿之妻，时在外文系教授法语，因家境优渥，吃得考究，又会打理美食，她的住处由此得名“光禄寺（古代膳食机构）”，常常高朋满座。据蒋碧微回忆，“如果有要人或贵宾到复旦视察参观，黄桷树没有好菜肴款客，校方总是借我们的‘光禄寺’招待嘉宾”（《蒋碧微回忆录》）。1942年1月，复旦改为“国立”，办学经费稍有着落，便在夏坝筹建新校舍，食堂是主要建筑之一。1943年初章益先生接任校长后，感于吴南轩前校长筚路蓝缕、苦撑复旦的功绩，为表示“每饭不忘”，遂将夏坝新食堂命名为“南轩”。

不过，“南轩”名字好听，食堂伙食却极差。据1941级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回忆，那时正值国难当头，粮荒严重，早餐只能吃“五毒稀饭”（稀饭中混有石子、老鼠粪、蟑螂、蚊子、苍蝇）。即便这样，还粥少僧多，每到饭点，同学间免不了争抢一通，男生自然争先，女生也不甘落后，“有一次忽然听到一声‘哎唷’尖叫，原来是一位女生被挤进了粥桶，幸好此时桶内已见底，剩粥无多，未发生伤害……”（周丽生《北碚夏坝与江湾掌故》）自此以后，夏坝开设了女生食堂——这是复旦食堂史上唯一出现过的性别食堂。

1946年复员返沪后，复旦师生分别在江湾校园南侧的“三村四庄”（师生宿舍）居住，最大的食堂设在德庄（今第三宿舍）。德庄食堂设施简陋：八人一桌，不设椅凳，大家都站着吃饭。1946年底，青年诗人牛汉先生因躲避国民党追捕，忽然来到德庄，寻求在史地系就读的诗友冀汸等同学帮助。牛汉挤住在学生宿舍，在德庄食堂混饭吃。晚年的冀汸先生感慨道：“牛汉个子高，近两米……大家站着吃饭，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谁要是找牛汉，在食堂门口扫一眼就可发现。从安全角度说，颇为不利。”（冀汸《血色流年》）后来，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才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今天，说起复旦食堂，谁还会想到有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食堂几经变迁。最初，德庄食堂仍是学校最大食堂，教师们还在此举行过年度聚餐。五十年代末，随着校内学生宿舍落成，学生食堂也随之迁至校园；而校外的“三村四庄”则办起了公共食堂，教师们在此搭伙。不久，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各食堂饭菜每况愈下。1957年入学的陆谷孙先生记得，当年学生实行“取食划卡”制，因定量太少，“有恶饿学生划过卡以后，用一种叫作‘褪色灵’的药水，把那小小钩子符号隐去，再到食堂领取第二份饭菜……”（陆谷孙《饿过肚子吗？》）同样，教师们也很寒酸：本来公共食堂里还有茄子之类供应，到后来连茄子也没有了，只有咸菜汤，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看见，“一位陈教授捧着咸菜汤到厨房就餐，以免贻笑外人……”（《朱东润自传》）

1950年代的复旦学生食堂饭卡（花余功提供）

在公共食堂里，只有一位就餐者吃得还算体面——他就是当年复旦唯一的苏联留学生米沙（季塔连科）。米沙是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住在第二宿舍，他妻子娜嘉在外校留学，每周回来一次。按规定，米沙可享受“特供”肉食，据说他大快朵颐时，“三村四庄”的孩子们常常垂涎欲滴。不过，那时的生猪都瘦骨嶙峋，几无油脂。娜嘉脾气急，每次看到精瘦的猪肉就光火，“有时拿着从苏联带来的罐头，满装着膘肥脂壮的猪肉给厨师看，她说：‘你看，苏联的猪肉多好，食堂供应的猪肉应当这样。’厨师们不是文盲，他们看到这是中国出口的罐头，只有把闷气咽下去……”（《朱东润自传》）后来，公共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合并成为“中灶食堂”（今教工食堂）。

我考进复旦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记得当年我们常在中央食堂用餐，中央食堂位于学生宿舍十一、十二号楼北侧（约在今光华楼东辅楼位置），是两层楼砖房，貌不惊人，名字倒很大气。每天早餐时，食堂前的高音喇叭会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中央食堂”之名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那时，我在中央食堂经常看见一位推着破旧“老坦克”（自行车）的老人，提着搪瓷碗前来排队就餐——他就是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先生。夏征农年近八旬，德高望重，既是《辞海》主编，又是新四军老战士，我们都对他心生敬畏，但他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有一次，他端着饭碗正好坐到我身旁，问我：“你是哪个系的呀？”“历史系一年级。”我怯生生地回答。“哦，学中国通史吗？”“是的，现在正在上‘先秦史’。”他沉吟了一下，笑道：“依我看，历史课可以倒过来上：先学现代史，再学近代史，最后才学古代史，你看如何呢？”“这……”不知这是夏老跟我开玩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我一时竟无言以对——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即便是今天，我也答不上来。不过，这段食堂问话，让我感到温暖，一直珍藏至今。

复旦食堂就是这样：除了“吃饭”，还有更多的历史内涵。如今，校园里的食堂已遍地开花，我虽离校多年，但还常与家人到复旦就餐。说实话，我最喜欢的校园食堂，并不是“民间排序”第一的“北区食堂”，而是“旦苑餐厅”。“旦苑”，名字源于“旦复旦兮”，又靠近光华楼东辅楼，无论是精神距离还是地理距离，它都离我大学时代的“中央食堂”很近、很近……

（刊于2019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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