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怀念从维熙：我与老从

作家从维熙29日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李辉的《我与老从》记取了这位“大墙文学”之父的几个侧面，“老从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文/李辉 

我与老从，1983年就认识了。我们在北京日报社，算是前后辈的关系。

2016年4月，老从希望我能把他的文集推荐给河南文艺出版社。我马上与社长陈杰女士联系，《从维熙文集》很快就出版。

2018年1月12日，文集发布时来了很多人，是当时最轰动的发布会。老从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当场我就请他用美声唱法为大家唱了一曲。他还朗诵了他的诗。现场听众，都为之感动。

老从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作者与从维熙2014年夏天合影

对被改造那段历史，老从感受很深。但是平时他谈起来，往往很淡。老从的好处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这套《从维熙文集》十四卷，是很难得的。老从向来都是，把苦难写出来了，就都过去了。

《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老从一直保留着

1957年的北京，即便最睿智的人也无法明辨这个春天，风的方向。

在杂志社的邀请下，回到北京的从维熙写了论文《对社会主义的几点置疑》，发表在这一年的《北京文艺》上，这篇文章成为那个春天里，无数怒放的小花中的一朵。几个月后，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都成为这场风波中折翅的北京文坛四只黑天鹅。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1979年2月的杂志上。这部手稿，老从一直保留着。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

巴金百年诞辰之际，老从写了一篇感怀巴金的文章。对老从而言，巴金就是他敬仰、崇拜的一棵大树，如果没有巴金，老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作品，就难以发表。

老从这样写到巴金的故事：

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参加完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暂时间内，我去了他和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

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时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约稿，将我的小说《远去的白帆》拿走之后，久久不见回音；待我询问该刊原因时，主编以“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让我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敏感”的情节。

我当即拒绝了，因为那是我劳改生活的真实，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灵肉感应，要抽掉这些东西，就等于断其小说的筋骨，让它成了一具无灵魂的行尸走肉，彻底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

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

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披露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

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

“一辈子有了钟紫兰，可以了”

记得2018年4月，我们谈论《从维熙文集》时，毕飞宇谈到他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

老从，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除了我之外，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没有忘记。老从是抽烟的，我也抽。老从的妻子钟紫兰是个医生，出于健康考虑，对老从抽烟是有限制的。所以，每次聚会，他都喜欢往我这里蹭，偷摸找同伴一起抽烟。

有一次，我们俩躲起来抽烟，在我们前面三四十米，太太们一起在那里聊天。老从右手夹烟，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一辈子有了钟紫兰，可以了。”

从维熙钟紫兰夫妇2014年夏天合影

我当时听了这话，特别感动。且不管钟紫兰为这样一个老男人付出过多少，一个男人，没有油腔滑调，对着一个无关的人，表达内心坚定的爱，这很打动人。

不抒情，很坚定。

老从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他处境怎样，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人的善，与他内心的善相呼应，他内心有一种很厚实、博大的善。他坚定不移地坚守着那种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用善的方法来看待。

“手指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符号”

多年之后，我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拍摄老从重返河北玉田代官屯，讲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回家”，题目就叫 《仆仆红尘》。

面对“回家”摄制组，他谈故乡、反右、劳改、平反等一系列的故事：

“这个手指头就是还没有进劳改队以前，那时候我和王蒙他们全在西山改造。在割草的时候，一下子我就砍到这个上面了，当时血就出来了，就把这根筋砍断了……所以曾经朋友来了我就说，手指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符号。当然这已经成过去的往事了。”

谈到故乡，他说，“根的力量是很深远的，要直白的话，很难加以解释。前年我回访到老江河的时候，我直掉泪。小的时候到那洗澡，冬天挺冷的天往那一跳，它那水是暖的，冬天都有小鱼在里面游。整个没有了。

景物已非昨日。就是故土难离啊！无论这个家多破，它毕竟是你的根，所以它总有欲念。诗歌、梦里，算梦里相思吧。我也是总难以割舍。”

谈到父母，他说，“当时我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我母亲跟我，孤儿寡母吧。孤儿寡母到冬天的时候，这是特冷的，是烧火坑。这坑一直连到这边，那边有一个抱柴火的地方来往里烧，要不然就是在过道上来往里烧，烧成火坑，完了就睡在这个热坑上。我们就睡在那个热坑上。”

谈到那段人生苦旅，他说，“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对历史，对良心负责，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

能不能让我写出这种有社会含量、沉甸甸的这样小说和纪实作品，我很难说，恐怕做不到。要没这二十年，就是英国作家萨克雷在他的长篇小说《名利场》里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从维熙集》书封

老从经常告诉我，巴金是他最敬仰、最崇拜的一棵大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金培养多少作家，从维熙、张贤亮、冯骥才、水运宪、张一弓、谌容、张辛欣……

这一天，老从告诉我，要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

（图片由作者提供，本文刊于上观新闻APP朝花时文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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