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室的故事 | 王建华:“锦旗墙”后的付出
走进北京西城法院家事纠纷调解室,一面被层层叠叠挂满锦旗的墙映入眼帘。“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圆满调解的案件,这几年差不多每年能收200多面,这是群众对我们调解工作的最大认可。”抚摸着这些锦旗,西城法院人民调解员、西城区诉前调解委员会主任王建华难掩自豪的神色。
王建华是北京西城法院的“老人”了,他从1981年就来到西城法院,先后在民事庭、刑事庭、执行庭、立案庭等多个部门工作过。2015年,应西城法院邀请,已退休14年的他又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回到了法院,继续为他热爱的司法事业贡献余热。“看到一面锦旗,它背后的故事就在我脑海中浮现,一幕幕的场景,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王建华说。
调解室里最大的锦旗
一天,快下班时,刘女士和公公婆婆吵吵嚷嚷来到西城法院要打官司,双方手拉手生怕对方跑了,连刘女士刚上二年级的女儿也被拉到了法院。王建华通过询问双方了解到,刘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5套房,公公婆婆专程从外地赶来给儿子办丧事,丧事还没办完便和儿媳妇因为继承问题起了冲突。王建华告诉他们:“今天回去做两件事,一是写好起诉书,二是找到刘女士和丈夫结婚时的音像资料、家里这几年的相册,明早法院8点半开门,把这两样材料一起带着过来。”
第二天,刘女士和公婆如约来到法院,王建华请他们来到家事纠纷调解室,尝试用“情”来消除他们之间本不该有的隔阂。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新婚现场的点点滴滴,翻看着手中相册里一家人甜蜜的合影,刘女士和公婆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止不住。丈夫的去世,给刘女士带来了难以承受的伤痛,而公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碎又与何人说?刘女士回想起丈夫在世时带着自己和孩子回老家探望公婆的画面,公婆回想起刘女士带着孙女来送点心的情景,双方来法院时剑拔弩张的氛围悄悄消失了。
看双方已然有了共情,王建华接着给刘女士和公婆释法。仔细分析5套房的性质。5套房均为婚后购买,属于刘女士和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有2套房有房产证,2套房有购买合同书是期房、有贷款,剩下1套签订了购买意向书,仅缴纳了15万的保证金。这样算下来,并非是公公婆婆所称的刘女士拿着一个亿攥在手里,而公公婆婆各自能继承的仅占总份额的八分之一。
听王建华分析完,公公婆婆也吐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老两口儿并不缺钱,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让他们在老家过着还不错的生活。“儿子走了,孙女是我们唯一的念想,儿媳妇万一改嫁,孙女今后的生活如何保障?说来说去,打官司也好,调解也好,都是为了让孙女未来生活的好。”刘女士的婆婆擦着眼泪说道。
既然打开天窗说了亮话,刘女士和公公婆婆的心结也就解开了。在王建华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刘女士把一套房过户到女儿名下,并一次性支付给公公婆婆50万元,由刘女士继续履行签订了购买意向书房产的相关权利义务。调解协议生效后,刘女士和公公婆婆送来一面高1.5米 、高0.9米的锦旗。“他们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但我想他们想说的话都在这面大锦旗里。”王建华说。
坐着火车送来的锦旗
31岁的东北小伙儿小张没有工作,来北京旅游时碰见街边推销投资的销售员。小张对投资不是很懂,但当销售员吹嘘公司是北京的大公司实力雄厚,又以超高利息口头承诺小张时,他还是动心了,把自己积攒的20万元拿出来,在没有仔细审阅合同的情况下就草草签订了投资协议。
半年后,到了合同规定的履行日期,小张来到北京打算拿回自己的投资款和利息。到了投资公司,小张才知道公司近几个月来一直呈亏损状态,所有的投资人要排队等待公司兑现合同约定,此外,当初口头承诺小张超高利率计息方式的销售员早已辞职,查无此人。这时,小张仔细阅读合同才发现,投资合同里约定的是按照银行利率计息。小张感觉自己被骗了,万念俱灰,天天去投资公司争论,却依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无奈之下,小张从投资公司所在的三楼一跃而下,摔伤了自己的腿。
腿伤养好后,小张来到西城法院起诉投资公司,王建华接手了这个案子,开展调解工作。“前前后后做了十多次调解,这笔钱对于小张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投资公司也有难处,有管理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好,达到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王建华说。
大年三十晚上6点,在王建华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做通双方工作达成一致。投资公司退回小张的本金20万及按照书面合同规定的利息,并补偿小张一定的精神安慰费。随后西城法院立即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具有了法律效力,投资公司按照调解协议当即在法院把钱给了小张,在家家户户欢庆除夕的热闹中,小张欢天喜地的回家过年了。
过完年后,小张又一次坐着火车来北京,这一次他是带着锦旗来的,他要把亲自锦旗送到西城法院,送到人民调解员王建华手中。
“价值3400多万”的锦旗
某商务公司和某文化公司于2016年起签订了差旅服务委托合同,由商务公司委托文化公司进行国际、国内酒店代订服务,并签订补充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及付款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在文化公司垫付1800万元后,商务公司一直没有结清账目,也并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支付每月8%的服务费。截至2018年底,商务公司共欠文化公司3400多万元。
案子到王建华手中后,他先分别约原被告谈话,核对清楚账目。“案子争议不大,但难就难在欠款数额确认上。单把往来账目弄清楚,原告就来了法院3次,被告来了4、5次。从2016年到2018年,双方共签订了8份合同,每年续签,商务公司每年结一部分款、欠一部分款,2019年3月双方又签订了欠款确认书,确认商务公司欠文化公司3400多万元,由商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靳某承担连带责任。”谈到这个案子,王建华对其中的账目核对难度之高仍记忆犹新。最终通过反复的谈话确认,双方对合同、欠款确认书等协议的真实性,往来账目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
确认欠款金额后,双方在王建华的主持下很快就什么时候还、还多少钱达成了一致。商务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30日、2020年6月30日、2020年12月30日前分批还文化公司846万余元,于2022年8月30日前再还文化公司919万余元。为确保调解协议真正产生实效,王建华建议双方在调解协议上增加了一条:如商务公司有一期未按协议支付足额欠款,文化公司可立即就剩余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条款彻底给文化公司吃下了定心丸,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后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而且表示有继续合作的意向,文化公司随后就送来了这面“价值3400多万”的锦旗。
“通过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前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减轻法官办案压力,满足群众高效、便捷解决纠纷的需求,人民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有了执行上的保障,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我们做调解工作最大的满足。”谈到工作的意义,王建华露出了招牌式的亲切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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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西城法院 田婧 王雅娜
编辑:戴睿狄 程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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