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徐畅《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首都圈城乡风貌的全面呈现
长安未远
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Living Near Chang'an: Rural Societ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Tang
徐 畅 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59元，416页，16幅插图
ISBN：978710807069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4月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唐代，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东亚的政治中心，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由于资料的缘故，学界对其研究远不及西陲边城敦煌、吐鲁番。近年来随着城市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城市社会的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
在中古中国，依据物理形态划分的城市（郭）与乡村（野）具有连续统一性（Urban-Rural Continuum）；就长安而言，城市与郊乡共同承担了帝国核心区的角色，作者将都城与周边乡村作为整体的“大长安”，从区域史的视角，展现既是唐帝国中枢所在，又具有地方立场的京畿区域（尤其是乡村区域）内，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融合及矛盾、冲突，各阶层民众生产生活、安守流动、思想信仰之全景。书中重点剖析韦、杜家族为代表的京畿士族，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本书是新时期长安研究的综合与创新，是中古乡村社会研究的厚重之作；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古代的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徐 畅
1986年生，河南南阳人，2004—2014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汉唐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关注新出资料与中古地域社会，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本书把以长安为核心的京畿乡村社会的变迁，按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社会网络､民众生活的顺序进行系统性分析，对乡村社会的面貌进行前所未有的复原；关于长安城内的研究，近年有飞速发展，而本书第一次逼近都城圈居民的生活实态。
以乡村为焦点，阐明京畿地域社会与长安城都市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本书开拓了长安研究的新局面。
——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
唐都长安以巍峨壮丽的殿堂、雄浑宏廓的城池、星布四周的宫苑成为时人向往的胜地，亦化作后人盛世想象的源泉。这座世界舞台上活跃的帝王将相素为学界熟悉，生活在城外的普通人却为古之史家遗忘，亦长期逸出今人视野，隐入历史的灰暗背景。
作者另辟蹊径，利用传世、出土文献、考古资讯，透过乡村观察长安及唐帝国，从自然风貌、聚落形态，到基层统治、官民生活；不仅剖析百姓生计，还揭示其内心世界；呈现京城周边生活的斑斓画面。既是长安研究的拓展，更是中古乡村研究的厚重之作，对全面认识古代城乡关系，亦作出了贡献。
——侯旭东（清华大学）
目 录
序 / 荣新江
导 言
一 从京畿民辅恒的人生史说起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
三 关于书名
四 相关研究回顾
第一编 聚落地理
第一章 京畿地区的自然地理图景
一 地形地貌
二 气候、物产与水资源
第二章 唐长安的基层聚落形态
一 城郭内外
二 唐长安城内的基层聚落形态
三 唐长安城市坊里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运作
四 唐都长安“无乡里”说与“二重构造”
五 规划与顺应：对城中乡的一种解释
第三章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新考
一 前续考订
二 新出墓志对乡里村的订补
三 几点思考
第四章 唐京兆府畿县辖乡、里、村新考
一 乡里村坊制在畿县的实施
二 畿县辖乡里村补考
三 畿县辖乡数的变动
第二编 户口居民
第五章 京畿乡村的人口数量与居民结构
一 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二 乡村居民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三 京畿乡村的居民结构
第六章 京畿士族的城市化及其乡里影响
——以京兆韦氏、杜氏为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韦、杜二姓的城市化：京畿士族“中央化”的表现
三 “乡里有吾庐”：韦、杜家族对乡村根基的维持
第七章 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
——以白居易为例
一 城乡“连续统一体”
二 白居易畿尉生活的时与空
三 民生与赋役：畿尉的乡村体验
四 贞元、元和中白居易的长安城乡观念
第三编 基层控制
第八章 京畿区的行政控制层级及其特点
一 “京畿为四方政本”
——京畿府县官的选任
二 行政控制层级
三 越级的沟通：上诉与下达
第九章 京畿乡村的“有力者”阶层与社会控制
一 乡村的“在地有力者”及其社会功能
二 乡村的“外来有力者”及其角色
三 皇权、官僚制与控制达成
第十章 京畿乡里的户口控制
——以唐前期为中心
一 户口迁移之禁与开禁
二 京畿乡里的客户与括户
第四编 生活世界
第十一章 家计共田园
——京畿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生计
一 一户标准小农家庭模型的构建
二 财产与生产资料
三 农桑生计
四 小农户的年收入
五 小农户的年支出
第十二章 环长安区域的民众信仰与神鬼世界
一 一方土地，两重世界
二 环长安神鬼的分类、分布及其活动范围
三 唐人头脑中环长安神祇世界的谱系与统治秩序
四 人界与神界的交汇
五 长安乡村之鬼怪害人
结 语
一 京畿在唐帝国
二 唐帝国在京畿乡村
三 从京畿区看中古城乡关系
参考文献
后 记
地图目录
插图目录
表格目录
关于书名
选自《长安未远》导言第三节
基于前述各种理由，本书将对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畿县、乡、村）进行统合研究。在展开观察与讨论之前，我们当然最关心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的实际感受，即在唐代京畿区域居住或活动的人群，是如何看待、描述畿内与长安的关系的。
农、工、商阶层应为京畿社会之大众，由于服役、纳税、营生、市易等各种活动，他们参与了长安与畿内、城坊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如“研究对象”部分指出的，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较难复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亦难推知他们转徙城、乡的心理感受。探讨时人的长安、畿内生活体验，有一个良好的样本群体——京畿县官。赤、畿县萃处京师，地位崇高，其令、丞、主簿、尉等为美官，是有唐士人竞相求取的对象；赤、畿令属中高层文官，而丞、主簿、尉品级虽不高，却是通往御史、拾遗、补阙、郎官的捷径，经迁转可官至中书舍人甚至宰执，仕宦前景辉煌。这类职位不是士人的释褐官（流外与视品官出身者亦被禁止充任），一般的入仕途径是进士及第或门荫出身—初任官—转任此官，或进士及第—中制科或博学宏词—授此官；这也意味着，这类职位基本上由唐代知识水平较高的青年才俊出任，他们有着当时一流的诗、赋、策、判的写作能力；而当他们走出书斋，初为抚民之官时，就开始直面长安之外，近畿的乡土与民情，必有感而作。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天宝末至大历初，元和末至长庆初，畿县官吏诗人代出不穷，如柳宗元、白居易、沈亚之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境来观察、体味、书写近畿，并以近畿与长安做比较。白居易作尉盩厔时的生活与心态，本书第七章有摹写；这里关注中唐文人官员王建的京畿生活。
王建以诗知名，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关于其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史料记载有限，既有研究多据《唐才子传》等文献及诗人作品推测，围绕其是否进士及第，是否任校书郎、渭南尉，任职的具体时间等，各执一词。这里综合各家之说，略述王建的早期仕宦经历。
贞元后期，年逾三十的青年文士王建为求取功名，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开始了“从军走马十三年”的藩幕生活；贞元末，得随刘济北伐奚人；至迟于元和五年（810），离幽州赴魏博镇，入节度使田季安幕；此后数年间，历“五侯三任”，经过魏博军将争夺节钺的斗争，深受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的赏识；至迟于元和八年，由田氏举荐，离魏博，赴京师参加铨选，取得了与京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选官一事并不顺利，滞留京师经年，自言“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元和九年方得授昭应丞；至元和十二年底离任入京，官昭应的时间三年有余。
昭应为赤县（或言次赤），在长安城东五十余里，处京师东出趋潼关的交通要道上，昭应丞官从七品上，是京畿县官中的美缺，且入补京官的可能性较大。官昭应的时间内，王建曾寄诗友人张籍，谈及自己的处境及对长安的看法，见《寄广文张博士》：
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
王诗校注者多以此诗表达了郊野小县官的卑微心态及对功名所寄地——长安的向往，对“莫道长安近于日”句，解释为，长安，用以指代帝京；日，用以指代帝王；长安为帝王所居，昭应距长安仅一驿路程，故曰“近于日”。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于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中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是“名利地”；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晋身渠道，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
综上，我们采用以王建为代表的当时在地者对长安—京畿关系的表述，以“长安未远”作为本书的书名。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第十八辑 书目
“山中”的六朝史 魏斌
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徐畅
观物：邵雍哲学思想研究 李震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 孙飞宇
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章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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