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份工作”——疫情下国际影视业务从业者生态调查

作者 / 1674

“我们的发行业务现在已经全部暂停了。”

“我太想离开了，但是离开这里也找不到工作。”

“很多事都白忙了，搭进去的精力物力都没有了。”

……

以上，是拍sir在近来的采访中听到的一些反馈，这些声音来自一些国际影视业务从业者。眼下，国内疫情阴霾已然散去，社会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轨，两会召开，电影院复工的积极信号也已经释放，内地影市也将走上复苏的道路，这些对于影视行业从业者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与此同时，全球疫情局势虽然趋于缓和但危机仍然，因此也直接影响全球多个电影市场的复市情况，那么站在两个甚至多个市场之间的那些影视从业者们是否面临更多问题与挑战？当全球电影市场都停滞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a）走访了国内外的一些从业者，听了听他们的疫情故事。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疫情侵袭之下，大家的状况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惨。

做了三年批片的小玲在年后复工的时候就被裁员了，她所在的公司是业内一家比较老牌的批片公司，在疫情大规模爆发、春节档取消的时候，公司就已经告诉员工即将出现人事变动的可能，而等到春节之后，裁员和减薪的噩耗真正来临。此次公司裁员幅度高达70%，有幸保住职位的人则被减薪。

在得到少量补偿款之后，小玲离开了公司，开始漫长的求职之路。从事三年的批片业务，虽然资历算不上有多深，但还是拥有一定的业务经验，小玲接触和询问了不少同类型公司和职位，但得到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有些公司一直在招聘，但是就算面试通过了也一直不给确认入职时间”。

有着类似情况的还有雨熙，她也在一个月前离开了供职的公司，不过她是主动离职的。雨熙的前公司是业内一家负责电影国际版权销售的小型公司，平时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要飞往不同地区洽谈业务，也是与各国各公司的合作伙伴们见面面进行一下友好的商业social。而今年年初的疫情危机导致全球电影节延期或取消，雨熙他们也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假。

“其实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还好，因为平时的工作就是线上进行的比较多，所以疫情来了，我们就还是照常工作，不过电影节没了就少了那些见面聊天吃吃喝喝的机会了”，谈及疫情袭来对于自己工作的影响，雨熙这样说。

但是一个月前，雨熙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并在最短时间内办好离职手续离开了。对于离开的原因，雨熙直言：“我想接触更多互联网内容，疫情期间互联网内容再次爆发我觉得线上是个好机会。”

与此同时，另一位身处于业内资深批片公司的娜娜没有遭遇裁员减薪，也没有离开公司，但也受环境影响正处于渡过难关之际。据娜娜讲述，她的公司在疫情之下也进行了25%的裁员，此外公司的一部影片已经拿到龙标原计划3月上映，但因为整个市场档期的震动以及电影院暂停营业，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也处于搁置当中。

可以看到，身处国内的从业者境况艰难，那么国外的人呢？

Angela在印度经营着一家小型影视公司，这家名为Power bridge的创业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制片出品、发行和艺人经纪等，项目领域涉及中印两国。受到疫情影响，目前Angela公司的发行工作全部被迫暂停了——“现在中国市场暂停了，印度市场也暂停了，所以我们的项目肯定也发不出去了”。

此外，Angela公司目前还有一个中印合拍的项目正在筹备当中，年前已经完成了剧本创作，原计划本月开拍，但是眼下印度疫情危机正处于严峻时期，印度电影产业也全面搁置，所以这个项目也不得不延期。

同样遭遇的还有Chloé，已经在法国定居和工作了16年的Chloé, 不仅是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官方中国独家代表，同时也拥有自己的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可洛依文化”，主要从事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国际影视与文化项目合作，自疫情爆发以来，Chloé的原定工作计划已取消近50%。

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Chloé每年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基本上每月都会参加或被邀参加大大小小的电影节，而今年疫情以来，让Chloé取消掉了一半的工作行程：

可洛依文化公司分别在香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杭州动漫节和昂西电影节上有客户的项目落地，但因为电影节们的“消失”，这些工作也不得不进行调整。

同时她也表示：“现在3月份的香港节、4月的北京节、5月的戛纳和杭州动漫节、6月的昂西都去不了了，其实还是需要多参加电影节，随时掌握最新信息并及时沟通，经常联系的人不用见面（也能沟通），但不经常见面的人还是需要一个平台去接触和联系，弥补跟进信息的疏漏。“

在以上从业者的经历分享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其实大同小异，在国内电影市场暂停叠加全球影市危机之下，这些国际影视业务从业者们也在面临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危机。

旦夕祸福，来日方长

俗话说，有危必有机，在前所未有的疫情生态中，从业者们既面临着危机也面对着转机。

例如从公司离职的雨熙，目前正在寻求影视线上业务方向的工作，在她看来：“我觉得未来的观影方式会发生改变，电影院观影可能更像一种社交行为的存在，而随着网络和观影手段的升级，以及这段疫情期间大家云娱乐生活的尝试，未来的观影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并存。“

诚然，在这场疫情危机之下实体电影院的集体失语将不仅是线下院线的一次涅槃，也在激发更多观影方式、发行模式等的出现与革新，毕竟在互联网语境下，电影也是时时刻刻与网络挂钩的，尤其疫情期间线上内容的爆发以及个别“院转网”案例的出现，多少会让不少从业者开始思考线上生态的发展。

同样有考虑“转变”的还有Chloé, 在2018年把工作重心暂时移向国内后，对于常年习惯生活在法国的她来说，已经是一次转变了。而在疫情爆发之前，Chloé曾考虑继续参与更多国外引进片发行，但疫情危机之下看到院线电影不乐观的状态，她放弃了。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目前也不敢大刀阔斧地去任何长久型的转型，用Chloé的话说就是“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故无法锁定目标做长期打算，用stand by的状态边走边看。”

除此，从她全面负责昂西动画节中国区的工作来看，今年的昂西国际动画节已宣布将于6月下旬转移线上举办，因此目前Chloé也同时在忙着配合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筹备中国所有相关活动的组织工作。在她看来，“未来电影节可能更多会考虑同时做线上和线下两种，今年昂西也是第一次做线上，无论从技术，还是模式，大家都是一个新的挑战，相信会走出一条新的更坚实的道路。”也正因为受此次危机的刺激，反而激发了产业链条上更多形式的出现与尝试。

有人考虑转型，当然也有人选择继续坚持。娜娜所在的公司也是目前许多影视公司的一个缩影，即默默推进手头现有的项目，默默等待着影市复苏，同时也变得比以往更加谨慎。例如，公司原本计划在现有业务线的基础上进行更多区域市场的拓展，但是疫情危机袭来暂时切断了他们这方面的打算。

“至少我们是有囤粮的。不过工作量肯定相对变少了，以前有正在做的、准备要做的以及收尾阶段的项目，现在没有那么多了，”娜娜这样说道。至于公司的项目是否考虑转网，她也否定地说“片子没有龙标，转了网连本都收不回来。”因此，目前公司的项目也处于等待和观望状态中。

同时在Angela的公司中，她也提到了受疫情影响而被耽搁的生意，“去年同期有好几个项目都在谈，但目前只有一个项目在沟通中，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近年来印度电影在国内市场依然火热，但在疫情影响下，中国市场对于印度电影也出现需求锐减、门槛提升等新趋势，毕竟国内还有大批等待上映的国产电影，新片采购的需求也不比以往了。

当然，疫情的影响也导致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受访者接触更多的批片领域为例，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谈到对于未来批片市场的预测，从Angela的角度来说，尽管国内市场对于印度影片不像曾经那样狂热，但是高品质的影片背后依然竞争激烈。同时，鉴于印度疫情发展进程晚于国内，所以国内市场上的印度电影或许会出现一只两个月的空窗期，而这个时期也会成为解决仓库片的一个机会。

在经过这段特殊时期的工作后，娜娜也表示“和以前也没有太大区别，他们（指引进片版权方）也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而降低标准，该严格要求的还严格要求，该横的还是横。”同时在小玲看来，疫情爆发之前（批片）市场已经不好了，比如市场饱和、各个公司手里挤压的项目也多，在审查阶段也有相对的打压，宏观地说是受疫情影响，但自身本来也是有问题的——“宏观说是受疫情影响，但实际也有自己操作的漏洞”，而这场疫情危机在影视行业的爆发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浪淘沙，“那些投机倒把的公司都被清洗了，比如一些版权分销和溢价、项目融资的公司都消失了。“

毫无疑问地是，这场疫情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每一位从业者的职业命运，在风浪中有人坚守有人调转了方向也有人永远地退场， 小玲在求职无望的过程里也考虑过彻底离开影视行业，但是圈外的工作也不好找，她无奈地说道：“我需要一份工作。”

疫情之下，整个影视行业以不寻常的方式度过了四个月，可以确定地说，在这场危机当中“无人幸免”，或许有人不愿意自揭伤疤而说着“我们还好”，也有人直言不讳道“真的太难了”，形形色色的声音起伏于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好过。

以上这些故事并非个体，每一个他们也都是我们。

而在接触和采访了这些国际影视业务从业者后，也让我们更深层地了解到这场疫情危机留下的深刻的伤痕，以及在困苦和无奈之下激发出来的新的思考方向，当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这个行业的本质与根基所在。

没啥特别美好的祝愿，就实在点说，希望每个人都还有力气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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