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 陕西青年在北大 丨与毛泽东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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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第二年的生活比第一年活跃。那时北大的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我加入的也很多，甚至如静坐会、数学会也加入过。其他如书法研究会等，我更是热心参加，不过可惜没有多大成绩。那时《新青年》等刊物已在风行，我为热心的读者之一，并且有时向编辑部去信讨论一些问题。但这一切还是被动的，不过为一时的求知欲所驱使而已，自己并无一定的主张和主义。那年头，陕西局势一日坏似一日。
在北平的陕西学生组织起来，对陕西时局深表关心。在这些活动中，我出的力气颇不小。此时国内尚没有什么学生会的组织，而我却组织了“陕西省旅平学生联合会”。各校陕西学生代表开会，有时意见不一，我常常站在激烈的一方。我们为使人明了陕西社会情形及其黑暗，将所得事实分段记载下来，抄写油印分发。那时，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各报均有转载。事实上，远在五四运动以前，我们陕西学生已经搞起学生运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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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杨钟健先生
一九一九年，距我预科毕业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逢到了空前的大事，这就是“五四运动”。关于“五四”，我这里不打算详说，我只能说一说我个人之经历及我所受的影响。
一个预科的学生，又是边远省份的“乡巴佬”，虽然内心有积极向上的热情，而表现的行动却是被动的。我只记得那天开会决定游行，也就茫然地加入队伍之中。以前如何筹备，有什么计划，我未事前闻知，也无参加机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许德珩先生。我虽然只是个平凡的学生，然而情绪却很激昂。那天随队伍到天安门开会之后，接着游行，我的口号喊得特别起劲；到了赵家楼，也随人入内，把一个部长的住宅欣赏了一番。以后楼内火起，大家打了卖国贼一顿，队伍也就散了。我虽然在平一年多，但对那一带的街道不大清楚，也没有熟人同行，自己沿南北马路向北走，直走到东四牌楼附近才向西回校。回校以后，才知道有三十二人被捕了。捕人的地方，大多在东单到东四一带。军警的这一暴行，一时使校内空气紧张起来。我的情绪也很激昂，于是加入学生会的国货维持股工作，又不时参加演讲队到街上讲演，一直闹到“六三”全国罢课、罢教、罢市，被捕学生全部放回，学校内才平静下来，不久也就放暑假了。
五四运动对我也有不小的教育作用。从此以后，我参加的会社更多；对于新的刊物，不但喜欢看，还喜欢投稿。以后在本科的四年中，我可以说年年在学生运动中尽了一份力量。
贰
我所入的理预科，到一九一九年随五四运动而结束。这一年暑假回家，我已没有了祖母，又新丧妻，当然感到空虚。
▲青年时期的杨钟健先生
一九一九年，我入了本科的地质系，这算是我一生职业的基础。为什么入地质系？我自己当时也莫名其妙，大约只是因为没有别的系可入。那时候理学院只有四系：数学、物理、化学和地质。我因数学根基甚差，所以根本不感兴趣；又因不愿闻实验室气味，所以也不想学化学；地质系有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很有意思，所以入了地质系。还有，我两年前不能入文科，为的是家中人总要我学些实用科学，地质虽不是实用科学，而究竟和矿冶等科接近些。我又不愿学医，只有学这与矿冶接近的地质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因。
本科一年级的功课，也还是普通科目居多，社会概论、哲学概论、科学概论等，还是四班合并上课，教课的人为陶孟和、王抚五、胡适之。实际上有关地质的功课为矿物学、岩石学等。普通地质则为何杰（那时的系主任）任教。他讲课相当清楚、明白，引起我对于地质的不小兴趣。
▲杨钟健与北京大学同班好友合影
左起：杨钟健、田奇镌、张席禔、侯德封（1934年）
我对地质的爱好，以后果然越来越强烈，这说明我当初选入地质系是恰当的。不久，地质系来了两位主要教员，一位是由美国来的葛利普先生，另一位为新由英国学成回国的李四光先生。前者教地史学和古生物学，后者教岩石学及构造学。这都是一九二〇年暑假以后的事。两位先生都很热心于教学，尤以葛先生为然。他为一外国人，在地质调查所任古生物技师，先声夺人，引起人们的敬慕。葛先生上课不久，便在北大举办了一长期讲演，其内容是地球及生物之进化。那时承“五四”之后，我对于写作很感兴趣，所以也每次去听他演讲，并与赵国宾记下全部笔记，在北平报上发表，后来辑为专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年的课程，照新规定有哲学史大纲、社会学、科学概论等，分别由胡适之、陶孟和、王抚五三先生讲授。我对这些课程很感兴趣。何杰先生讲授的普通地质，简单清晰而不够详细。最吃亏的还是因为我在预科对于矿物学未打好底子，所以矿物、岩石等功课始终引不起我的兴趣来；对于地层古生物等科目，倒是兴趣日浓，这便为我以后终身研究的学科打下了初步基础。
叁
在我入本科的两三年中，学习虽然无大的中断之事，但也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有时学校经费无着，便有罢教的事情发生。有一次罢教，李四光先生带我们一部分学生到西山做初步地质实习，还有一天带我们一部分学生到六河沟煤矿做实地考察。所以虽然罢教，我在学业上却没有受多大影响。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我对写诗逐渐产生了兴趣。去六河沟实习的那回，我目睹了煤矿工人的悲惨遭遇，对他们的非人命运深表同情。在返平的列车中，我写下了一首《矿工》诗，描述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
自“五四”以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新刊物日多，新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此期间，我加入的团体颇多，与之有接触的团体就更多了。择其要者，大约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以陕西学生为主体组织的共进社，其目的是促进文化发展和改造陕西社会面貌。这个组织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租有房舍，八九人同住。我在此团体中，最初只是一普通社员，后来因写文章较多，逐渐成为得力分子之一。最初的同人有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呼震东、王震东等人。后来加入而工作较多的有王子休、刘尚达、魏绪言等。我们的刊物名叫《共进》，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直到我毕业后赴德留学，它还继续出版，后来为张作霖所封。共进社社员在极盛时，有二百人左右，它在北平及陕西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
▼本文节选自《杨钟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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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的第二个团体为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原在日本发起，后来成为当时国内文化界主要团体之一。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不久被选为执行部主任。其后因为内部同人对于政治的看法不同，分为左派、国家主义派和无所谓派。苏州会议后，我无形中列入第三类。后来去德留学，我与这一团体的关系也就渐淡了。
我当执行部主任不久，即给当时正在湖南长沙文化书社工作的毛泽东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的志愿书。我同毛泽东先生，早于“五四”之前，在北大便有过接触。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写来了回信。
这是我同毛泽东先生唯一的一次书信来往。这封信，我一直保存下来了。
肆
在学校里，我主要参加的活动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在邓中夏等人的鼓动下经常在城内或郊区，如长辛店、通州等地做讲演。邓君为湖南人，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亦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是影响我学生时代的思想和行动最深的一位。其他团体如新潮社等，我虽常有接触，但终未加入。
一九二一年，我在北大与同系同人组织了地质研究会，时常举行讲演。此为我在北大期间所从事的主要学术活动。
总而言之，在北大后两年，我的课外活动日益加多，且时常向报纸、杂志投稿，还担任了一些刊物的主编人。如陕西学生联合会所出的《秦钟》和《共进》半月刊便时常由我主编。一九二二年十月，我祖父逝世，父亲来信仍命照常上课，等安葬时再回去。所以，我在北平的各种活动仍旧照常进行。
学校因蔡孑民先生不满意当时教育部总长彭允彝而辞职，发生了驱彭挽蔡风潮。这次风潮虽然为我在北大学生生活中最活跃的时期，但我始终对过分公开的活动不感兴趣。有一次，学生会主席辞职，大家要我担任，我坚决未就。此时，我担任北大学生新闻编辑及校刊的工作，每天至深夜始睡。后来因要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派黄杰和我为代表南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平到上海去。到上海后，我的工作是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刊。此时李大钊先生已到上海，我们朝夕见面。此外，我也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如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诸先生。在沪不到两个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即被封，会刊也停止发行。我一游杭州西湖之后，也就于一九二三年又返回北平了。
那时国民党吸收新青年，并有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议，由于李大钊与邵力子二先生的介绍，我在上海入了国民党，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自苏州会议（也就是我去上海时期开的会）后，我对社会活动已不如以前热心。回北平后，只好回到书案，做起“安分”的学生来了。
在北大的最后一年，适值学潮迭起，我未能安心于功课。第一学期在南口实习，除实测地形图、填注地质内容外，还采集化石标本及做一般有关地质观察。回校后，我开始写作《南口地形》一文，此文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宣读以后，即当作我的毕业论文。今观此文，虽然内容简陋，且多谬误，但它却是我第一次用外文撰写之作，不无纪念价值。
由于从上海回校后进行了一番艰苦的复习工作，所以毕业考试亦未遇特殊困难。我们地质古生物这一组计为赵亚曾、田奇、王恭睦、侯德封、薛堡等人。后来，赵君入地质调查所服务，田君赴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我则做赴德留学之准备。
本文节选自 《杨钟健回忆录》 原文标题《北大时期》
编辑/李 奇 责任编辑/王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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