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历史哲学，既非思辨，也非分析

罗素所奠定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大旨在于引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认识论的研究，进而把知识论溶解于逻辑分析，而其末流所及，乃至于往往根本不谈哲学问题。

在这一点上，罗素和他的许多后学之间有着一个重大的不同，他本人对于哲学、社会和人生的种种问题是极感兴趣的。尤其是，几乎绝大多数的分析学派都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怀特海亦然）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

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三部历史专著，这三部历史专著是：《自由与组织》（此书实际上是一部19世纪的西欧史），《1902-1914年协约国的政策》（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和那部脍炙人口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一书全名为《西方哲学史及其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哲学思想的发展；书中给雅典、斯巴达、希腊化世界、罗马帝国下迄卢梭和拜伦均立有专章，这在哲学史上可谓别开生面。

此书出版之后，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而立即成为西方读书界的一部畅销书，那引人入胜的原因之由于作者的历史知识和眼光不亚于由于作者的哲学见解。它也再一次在读者心目中确定了罗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形象和地位。

没有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是能够忽视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的。

之所以如此，罗素以为那原因就在于历史学能“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就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知识，而且有助于智慧”。

哲学就是“爱智”，它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智慧；历史学在这一根本点上，和哲学是相通的、一致的。

罗素青年时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而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所揭示的理想就是，「一个人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更是整个世界的公民」。

康德那篇有名的历史哲学论文，标题就是《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全文开宗明义即特标：“一个被创造物（人）的全部禀赋，是终究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挥出来的。”

从18世纪世界公民的理想到20世纪宇宙公民的理想，其间一系相承的脉络似乎显示出西方历史理性和我们中国的有着某种差异。

我们中国的历史理性偏重于实践，历史学的功能主要在于“资治”，即作为行动的指南，目的是为了借鉴（经验也好，教训也好）；而在西方近代，则其作用是着眼于充分发挥人的天赋，目的是为了个人取得合法的公民权。这种差异所反映的，究竟是双方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呢，还是两种文化内在的本性不同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

17世纪所掀起的那场科学革命中，历史学是始终被遗弃在外的。一直要到19世纪，历史学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或可不可能成为科学，才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重意义上来考虑：

1.它可不可以成为自然科学之成为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一门科学？2.它是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科学？

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答案，并不必然地蕴涵着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必然是否定的。历史学不但过去不是、现在不是，而且也许甚至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例如做到像力学那样精确的数学公式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就不可能或者不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做出努力），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可以成为在它自己独特意义上的一种科学。

做梦之为物，本来是恍惚迷离、难以捉摸的，但是心理分析学家所做的工作恰好是要从梦中籀[zhòu]绎出它的意义来，并把它归纳成科学。

在一种类似的但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罗素对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正是要把错综纷坛的历史现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类似的工作过去虽然也有人（例如叔本华和尼采）做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认真地应用到历史解释上面来。

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大抵是思辨的，到了20世纪则有重点日益转移到分析的路数上来的倾向；经本世纪中叶沃尔什（W.H.Walsh）正式提出之后，这两个名词已成为西方历史理论的通行术语。

按照这种二分法，罗素的历史哲学或者他对于历史的解说，既很难说是思辨的，也很难说是分析的。他对历史的理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理解而得出的一种看法，基本上是一种常识的看法，因此胡克（Sidney Hook）称之为“反思的历史哲学”。

说他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因为他并不凿空立论，想要为历史构造出一套思辨的体系来；

说他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因为他并不对历史命题进行逻辑的或语言的分析，他从来没有讨论过历史认识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它的客观有效性如何之类的问题。

历史对于他只是朴素的事实，他经过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论和理解。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没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的历史著作所见证的，只是这种“反思的历史哲学”。

尽管他的历史观中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的色彩，例如，他认为总的说来，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由残暴而宽容、由迷信而科学，等等，但是这个基调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辨体系或逻辑分析而推导出来的结论。

又如，他强调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性取决于它的形成期的某些伟大人格的作用，如孔子、释迦或耶稣。但这也只是常识性的反思。

再进一步，则他对历史哲学家所感兴趣的历史中的边缘观念（Grenzbegriff border concept）及其以外的问题，始终不着一词。这种倾向或为他的“反思的历史哲学”的根本特色，而有别于通常的思辨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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