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特别的蒙藏僧人抗日组织

喜饶尼玛藏人文化网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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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五台地区规模最大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老照片喜饶尼玛供图

山西五台山寺庙林立，其中分黄庙、青庙两大类。黄庙即藏传佛教寺院(当地称喇嘛庙)。对于笃信佛教的藏族百姓来说，五台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八思巴、释迦益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章嘉呼图克图等不少藏传佛教高僧都曾在此诵经驻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台山宗教界很快成立了“僧界救国会”。他们以“救国救难僧人有责”为宗旨，发动各寺庙僧人联合起来，选拔僧人进行武备训练，抵御外侮，以拯国难。

在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被动局势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战略部署。1937年9月，聂荣臻将军率部开赴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开展游击战争,驻扎在五台山一带。

当时，五台山蒙藏等各族僧人共有1000多人。能否得到蒙藏僧人的支持，不仅关系到信教群众对抗日的支持，还可以消除日本借助佛教手段在蒙藏地区进行离间之计。八路军到五台山后，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等多次亲临五台山，结合五台山的民族和宗教情况，他认为对佛教、寺庙、僧侣，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而论。聂荣臻要求机关、部队都要爱护寺庙文物古迹，不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做法，使五台山僧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新认识。

这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和五台县委都非常重视五台山地区的统战工作。在五台山举办了训练班，宣传抗日，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了照顾僧人的生活，遇到灾年，政府便拨款拨粮救济寺僧……寺僧自发组织了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开办了蒙藏学校，主动参加政府举办的喇嘛训练班学习。边区政府逐步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建立政权。五台山僧人也提出“抗日救亡，僧众有责”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纲领。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代表、各抗日军队的代表、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蒙藏代表两名(蒙古族李银举、藏族党仲加磋)，佛教代表两名(黄庙二喇嘛依什捧磋、青庙僧会长然秀)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五台山黄庙依什捧磋(台麓寺二喇嘛)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感人。他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国家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许多和尚、喇嘛，也都来参加抗日，也组织僧人动员会、自卫队。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也肯干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血性吗……”

此次会议得到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及各寺的欢迎和拥护，特向大会发了贺电:

晋察冀边区军队司令聂、政治部主任宋，并转大会各代表钧鉴：

　　倭寇侵我，华北几于沦亡，人民检其屠杀蹂躏，笔诸难局。幸赖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民众团体、努力奋斗，遂有今日组织临时政府满之结果。将收复失地，民族振兴，实现自由幸福之新中国，在此一举。本会等谨率全体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黄两庙僧众，愿忠实接受这个政府之领导，抗战到底，并愿尽可能联合蒙藏人民即各方僧众，团结一致，驱逐倭寇出华北，出中国，特此敬贺。

五台山僧俗抗日武装喜饶尼玛供图

1938年4月16日，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僧众大会，将原“僧界救国会”改称为“佛教救国同盟会”。于是，“69座寺庙的汉、满、蒙、藏、回各族僧人1780多人，积极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其中占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和尚、喇嘛1100多人，参加了抗战的实际活动”。

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简称“五台山佛救会”）成立之初，适逢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可能和必要时发行救国公债”的财政经济政策，五台山僧人自愿组织认购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公债2000元。这一方面体现对新成立的抗日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帮助抗日军队解决最为迫切的军队补给问题，缓解了日军经济封锁的困境。依什捧磋喇嘛在执行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过程中，主动给佃户减租粮15万斤。他还积极支持边区的抗日工作，受到政府的表彰和人民的尊敬，被推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

1938年6月17日，“藏传佛教同乡会”再次发起为驻扎在五台山地区的抗日军队募捐防寒衣服、鞋袜等300余件；并为驻军供给柴火，赠送粮食，募捐钱物，为开辟五台山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8年4月13日至17日，在五台山相继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藏传佛教僧人和同胞近千人参加。

“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台山‘蒙藏同乡会’发起并组织了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第一次黄庙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同胞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红糖20斤、茶叶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同乡会’的这一行动，带动起五台山其他寺庙的僧人和当地农民群众，掀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的热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同胞抗日爱国的饱满情绪。”

抗日救国组织的形成便于集中抗日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和经济筹备活动，同时，由于组织成员的特殊性，组织活动又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性，成为抗日军队的信息站和联系桥梁，在探听日军行动和赢得更多军事准备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1938年初，五台山地区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于队员不断增多，枪支弹药严重短缺，远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经过调查，得知镇海寺水乐院藏有一部分武器。于是，自卫队决定设法动员该寺喇嘛献出所藏枪支，支援抗日。”

五台山僧人在抗战中同各族群众密切配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调集2万多兵力，对五台山进行‘扫荡’。为了更好地掌握日军动向，保护僧侣和寺院的文物，八路军派五台县四区区长胡培模等人化装成僧人来到寺院，领导我们僧侣自卫队配合八路军战斗。……我们僧侣自卫队还走上抗战第一线，直接参加打击敌人的战斗。

“1938年10月9日，日军在五台山地区遭到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和八路军、农民自卫队的伏击。次日，日军采取报复行动。首先派出飞机在五台山上空袭扰投掷炸弹，随后日军步兵从鸿门岩金阁寺分两路侵入五台山台怀镇杨林街，以及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寺庙，到处搜查，恶意毁坏文物古迹。在显通寺当家和尚然宇的住处，搜出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的印章，然宇被日军立即捆起来审问。同时在梵仙山寺庙里搜捕了5名抗日工作人员，都被捆绑在显通寺松树上，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僧会长然秀急速派人到罗日侯寺请来喇嘛杨金巴。为了赢得时间，他又亲自跑到菩萨顶禅堂院叫来能讲蒙语和日语的喇嘛席增阁，让席增阁喇嘛与日军翻译交涉。然秀带领240多名僧人跪地念经求佛保佑。席增阁喇嘛用日语向日军队长说:‘寺院和尚是信佛教徒，与日本佛教一样，只念阿弥陀佛，不参与政事。‘佛教救国会’印章是八路军送来的，与当家和尚然宇和寺院僧人无关，不应治罪。’席增阁喇嘛又解释说:‘从梵仙山寺庙抓来的外籍人，都是来五台山朝山拜佛的，只因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他们不是八路军干部，也不该问斩。’席增阁和杨金巴二喇嘛还讲解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指出寺院乃修善之所，不可杀生害命，并说佛爷可保佑日军太平无事，躲灾避难。日军队长终于被说服了，当即释放了然宇和尚和我5名抗日工作人员。”

1938年11月，八路军准备在石沟峡谷伏击过路的日军。僧侣自卫队积极配合。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八路军官兵的打击下乱作一团，拥挤着往回撤。看到这种情况，守在沟口负责堵截敌人的自卫队员在慈因法师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往山下滚石头、扔木棒，砸得日军哇哇乱叫。自卫队在日军的扫荡中为掩护八路军，机智地同日寇周旋，为八路军创造了更多的杀敌机会。

1942年4月的一天，五台山佛救会接到通知，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带领部队接收弹药，五台山佛救会为配合这次行动，组织10余名青年僧人协助，负责查看行动路线，监视敌人，护送八路军，命令僧人：“不准点灯，不能让狗叫，严守机密，泄露者杀头……”这天夜间，五台山一片漆黑，西北风呼呼作响。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率领七八十个民兵悄悄溜进寺院，搬出弹药箱，经过菩萨顶，转向南山，将500余颗手榴弹、1挺机枪、30万担粮食、12000多发子弹顺利地运出，交给抗日政府，支援了八路军。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中是很有影响的，早在1938年1月新华社就为此发出快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了国。”这一消息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五台山各族僧人积极参加抗战，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祈祷抗战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家安危奔走抗争，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大局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再一次证明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在遭受惨痛侵略、奋起并肩抗战的过程中，共同的命运把各兄弟民族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阅资料: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谢音呼：《五台山僧众抗日斗争业绩》，《山西文史》。

陆崇相、高振林：《走上抗日战场的出家人》，《解放军报》，2005年9月6日。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2期。

辛志强:五台山各族僧侣抗日救国的史实,五台山文史资料第三辑５４—５９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版。

来源：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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