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网酷评 | 从河流途径的远处归来——王小忠《洮河源笔记》系列评论小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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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忠，藏族, 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等两部, 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等四部。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

作家的担当与使命

——王小忠《洮河源笔记》读后

马笑乾

甘南藏族作家王小忠深入洮河流域，实地走访两岸村寨人家，对其民生、民风、民俗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继《黄河源笔记》后第二部河流系列作品《洮河源笔记》。

《洮河源笔记》由《祥云》《光阴下》《洮河石花鱼》《坡上人家》《大棚蔬菜》《风过车巴河》《三条河流》《洮河源笔记》八篇散文构成。该书以洮河源为写作背景，以洮河两岸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为题材，以边缘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以悲悯温暖的语言寻找记忆中的乡土生活，同时聚焦于新时期城乡二元化大背景下农业、农民、农村中出现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是一部反映洮河两岸农牧民生活的纪实散文集。

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农村的空巢老人也就越来越多，老无所依是当下农村突出的问题之一。作家王小忠一直关注着这一弱势群体的命运，无论是早年的散文《敲门的声音》，还是小说《九月》，都表现了他对老无所依的老人的同情和背弃伦理道德的年青人的批判。《祥云》中的母亲是一个生活在男权世界里中逆来顺受的女性，除了生活的艰辛还要忍受丈夫的家暴，晚年归依宗教，有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作者浓墨重彩的刻画了母亲的形象，深切表达了对母亲的同情和自己没有尽其孝道的自责愧疚和无奈。反之，我们也看到了父亲的孤独，“除了喂狗，父亲算是彻底闲了。”即使这样，“父亲晚景妻凉，但他并没有改变对母亲的刻薄。”作者说这样的家庭在洮河两岸又何其少了？其实在当下的农村，这样的家庭是很多的，他们儿媳外出，年纪大仍旧守着乡下的院子，从事体力劳作，夫妻间往往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的不可开交。他们或固执，或温顺，或用坚定的信仰来打发日子。王小忠的作品中，老无所依带来的孤独感是非常深刻的。

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家王小忠认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光阴下》记叙了一个重组家庭中女孩的成长故事。陈丽娟的父亲陈木匠年轻时生活作风不检点，经常出入三瓦两舍间，沉迷于风花雪月中。办过舞厅，开过足浴店，甚至做过违法的生意。女儿出生后老婆离家出走，他和另一个女人重组了家庭，陈木匠和陈丽娟“虽然是父女，然而从来就没有亲人间的那种牵念，他们之间除了血缘和供养似乎找不到任何关系了。”陈丽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是问题最多的学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放弃了学业，和一个小伙子私奔了，而那个小伙子竟然也是一个坑蒙拐骗之徒。八年后作者在一家童装店里见到了当年的学生陈丽娟，“一个不到30的女人坐在店门口，她神情黯然，皮肤黝黑，满脸沧桑，似乎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鲁迅《故乡》中的杨二嫂和中年闰土的形象，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当今农村生活的侧影。作者通过留守儿童之痛来拷问复杂人性，并对那些在光阴下迷失的人们提出警醒：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父母的失责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周克武说，人这一辈子不管身居何处，在潜意识里，只有走进乡下的那栋老屋才叫回家。改革开放的大潮给许多农村人提供了进城的机会，他们摆脱农村的束缚，在喧嚣的城市中打拼。他们历尽风雨，阅尽沧桑，感受种种城乡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最终成了城市外乡人，于是返乡便成为一种情结。《洮河石花鱼》讲述了胡广义父子三人由农村走向县城，再由县城走向农村的心愿，表达了一种乡土情结。洮河还是那个洮河，鱼还是那条石花鱼，可是农村的人情世故已不是当年的那种人情世故了，胡广义父子三人在农村盖房的事最终化成了泡影。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愁。返乡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寻根。

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资源被征用，农村出现了整村搬迁和易地安置的热潮。整村搬迁，易地安置政策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改善搬迁群众的生活条件，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然而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个别群众的特殊因素，搬迁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贫困户。《坡上人家》以引洮工程为写作背景，以第三人称“他”为写作视角，以洮河中游峡谷里几户没有搬迁的农民生活为题材，表现了洮河两岸农民真实的艰辛生活，引洮工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带的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洮河中游的峡谷中，除了侍弄几亩薄田就是去喇嘛崖的老坑背砚石。洮河建了水电站，两岸农田被淹，喇嘛崖的老坑也随之沉入河底。大部个人家整体搬迁了，个别因为面对新的创业而无能为力的人家选择了易地搬迁。他们搬到了比以前更高的山上，开始了面对汪洋，背靠群山的生活。有才一家人的命运无疑是令人痛心的，弟弟早年采挖洮砚石的时候被埋进了喇嘛崖的老坑里，老婆弃家而走，家里还有一个傻子哥哥和年迈的老母亲。生活的重压最终让他们全家走向了毁灭。而“我”算是这几户人家中腿脚最利索的一个，洮河涨水了能撒网，洮河水退了就放下渔网做农夫，过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生活。

作家王小忠将写作的笔触不断伸入底层，通过边缘人物的命运，反映农村变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大棚蔬菜》中的安才让夫妇，虽然日子过的清苦，但仍固守生存之道，这是对那些总认为种地不划算的批判，对勤劳方能致富的肯定。《三条河流》中扎西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在家乡发展致富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只要头脑灵活，顺应市场经济潮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也能发家致富。

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乡土性的，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就是关注中国，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这是作家王小忠一直以来的文学命题，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作家的担当和使命。

原刊于《天水晚报》2021年11月26日

马笑乾，回族，甘肃天水人，散文小说见《民族文学》《散文诗》《学生之友》等刊。

边地生活的吟唱

——读王小忠《洮河源笔记》

高娟娟

J·米德尔顿·默里曾说：“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了解作者的灵魂，而作者也正是为了展示其灵魂而创作的。”王小忠的文学创作映射了作家本人成长和思考的发展动态。系统阅读王小忠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作者似乎一直在不停地深入生活现场，追寻生命足迹，领悟生存意义。《洮河源笔记》是王小忠继《黄河源笔记》之后的又一部吟唱边地生活的散文集。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与作者之前创作一贯相承的是其仍旧行走在探索生命的路上；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王小忠在散文集《洮河源笔记》中，呈现出对生命和事物的发展更深刻的认识。

作家王小忠将个体体验与时代大背景中的代表性事件相联系，将个人与集体、时代相融合，积极参与生活，书写现实人生。《洮河源笔记》注入了作者行走在洮河流域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所想、所悟。

王小忠关注洮河流域人民的生存现状，依托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实地调查，书写被遮蔽的地域和人群。《洮河源笔记》中，作家并没有过多描写洮河的自然风景，而是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人文风景的抒写上。《祥云》一文叙述了母亲晚年虽然面临病痛的折磨，以及与丈夫之间的矛盾，但她仍旧固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皈依宗教的母亲对孩子和丈夫的不理解没有怨言，始终坚持自己的生活秩序，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和内心的安宁。《洮河石花鱼》一文中，胡广义前半生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带着孩子走出了村里住到进县城，老之将至之际，却一心想回到村里，回到之前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世事变迁，不仅土地不再归胡广义所有，甚至连之前的所有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不再承认他们之间的情谊。他为回归而努力的结果都差强人意，至今栖身在外，不能实现心中的愿景。《坡上人家》一文，让读者不禁为有才的命运悲剧而叹息。有才的老实的弟弟早早离开人世，剩下脑子有问题的哥哥有福，以及年迈的母亲。有才杀了哥哥之后，自己和母亲都患了抑郁症。有才又不愿让母亲孤零零地活着，于是放火烧了房子，自己也跳了河。命运犹如一个无情的魔鬼，对有才施加了诅咒，使得他不能把握住生命的方向。在作家王小忠的笔下，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在时间的洪流中看似微不足道，但每一件偶然的事件，却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让他们感受到揪心的痛，困在迷雾中不能实现生命的自由。洮河沿岸的人民“坚守理想、守护河流的同时，也朝着连自己都不可预知的方向前进着。”《三条河流》《洮河源笔记》中，作者反映了当下洮河流域传统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改变，旅游业、采砚业等新兴的经济模式逐渐兴盛起来。纵使传统的民族文化不断消逝，那些祖先们留下的生存之道仍然适用。《大棚蔬菜》一文里，作者叙述了年迈勤劳的安才让夫妇固守生存的道理，无视他人的投机取巧，积极响应国家的扶贫政策，承包大棚，用心种菜，经营自己的生活。

散文集《洮河源笔记》中，作者讲述了洮河沿岸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存故事。作者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美化生活，而是将潜藏在洮河沿岸深处的秘密一一揭开，凸显生存的驳杂，人性的丰富。正如雅斯贝斯所言:“人只有在与其他实存的精神交往中才能达到他本然的自我。”沿着洮河行走的日子里，王小忠打开自己紧闭的内心，真诚介入边地生活。切身与边地的人和事互动实践，不仅让他能够缩短与故土的距离，展现洮河流域人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面貌，也能让作者重新审视自我，反思自己的出走和回归。

对比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浮生九记》，可以发现作者在《洮河源笔记》中对现实的介入采取理性的态度。王小忠曾坦言：“我不否定我所有有关洮河源的真实性，但也没有放弃有些情节的虚构。我不想纠结，我认为散文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作者所经历的真实，只要写出真情、真诚、真实；只要写出人情味、世俗味、烟火味，我想就够了。”散文集《洮河源笔记》中，王小忠抛开了单纯的叙事抒情表面，很好地处理了事情真实、情感真实、心理真实，从而使得作品能够凸显深邃的真实，散发独特的韵味。

个体一般具有很强的移情能力，不能摆脱原有的内在经验，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按照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的类比,即按照我们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在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由于社会的变迁，洮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被打破，生存环境的变化也使得人民的心理状况发生了改变。王小忠对平凡人物的人生投以理解的目光，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轻易妄加指责和批判。

《光阴下》一文里，作者叙述了命途多舛的陈木匠陈兵的故事。年轻时候的陈兵原本是江南一带中医世家的孩子，曾行医看病。但是却因为没有专业行医证书被病人告发后入狱。出狱后的陈兵娶妻生子，但是妻子却长期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离家出走的陈兵返回老家之后，发现只剩下对他感到陌生的女儿，于是再次离家。最终陈兵流落到洮河流域的小镇上，将女儿也接到自己的身边。可是父女之间存在深深的隔阂，无法填补，陈兵与女儿陈丽娟之间不断上演爱恨纠缠。几年之间，陈兵经历了母亲的去世，寻找跟别人私奔的女儿，经营酒吧失败等一系列的事件。面对破败不堪的人生，陈兵不断为了自信地活着而努力奔波，但却不小心在途中迷失了自己。因为学生陈丽娟的原因，从教的王小忠与陈兵发生了联系。作为陈兵人生中的插曲，王小忠一度对他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感到不满。但我们看到王小忠没有以全能视角将陈兵的复杂人生呈现出来，而是以限制视角叙述了一些相关的事件。作者最终明白陈兵人生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没有对其做出简单的评判，反而在内心承认和理解陈兵，并且为其祈祷祝福。陈兵身上固然有可恨可憎的一面，可是也有不屈不挠自信的一面。在王小忠的笔下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之分，他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将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一同感受斑驳陆离的世界和庞杂的人性。“当我们注视着悲剧的时候, 我们便超越了生存的界限, 从而也就获得了解脱。”尽管边地人民的实际生存环境动荡不定，生命布满了伤痕，但正是因为边地人民在无尽的生活中直面生活的苦难，直面惨淡的人生，千方百计地与生活百般纠缠，才使得生存充满了意义。

生活的河流并不是泾渭分明，更多的是纵横交错，千回百转。兜转在漩涡之中，理清生活的逻辑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作家王小忠深知生活的本真模样更多的就是“一地鸡毛”，很难讲清道理。《洮河源笔记》中，王小忠不是以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叙述洮河沿岸的故人故事，而是以平和冷静的姿态贴着生活书写。尽管作者保留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会轻易的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做出判断，或者任意贴上标签；而是呈现给读者真实的生存样态，以及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唤起读者的思考。

王小忠坚持认为：“文学终究不是喊不平、抱怨、仇恨、厌世的，而是让人在自由、平等、包容、理解中更加热爱生活。”《洮河源笔记》里不时流露出一丝丝悲凉的气息，但作品的底色却是温暖明亮的。王小忠沿着洮河行走，书写对人世的哲思，寄托其对洮河这片天地的深沉的爱，对人民生存的深切关怀，饱含着深沉的情思，犹如一首婉转悠扬的歌曲，留下久久的回响。

原刊于《西安晚报》2021年11月4日

高娟娟，女，甘肃庆阳人，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洮河之源

——以王小忠《洮河源笔记》为例

李捷

王小忠的散文集《洮河源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以甘南藏地为背景，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洮河两岸的民族风情，真实地书写着乡间村头里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冷静地审视着社会转型时价值观念体系的变迁、忧心地反思着农牧交汇区不同文化碰撞时的冲突。而作者王小忠，既是甘南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又是藏地文明变迁的勘探者，其并没有单纯地停留于藏地叙事的民族审美建构，而是以洮河源为剖面，展现着生命个体的精神困境，追寻着精神家园的何去何从。换句话说，这也正是王小忠所要表达的人文关怀、审美追求和生命哲思。

《洮河源笔记》八篇散文中，无论是对逝世母亲、教书经历的回忆，还是对洮河村民、驻村生活的见闻，变化的是行走所听闻的不同故事，而不变的是作者对人物命运深切关注。

《祥云》讲述了母亲的苦难岁月和皈依过程，曾遭家暴、痛失孩子、受人坑骗、病痛折磨的她，其皈依看似无知愚昧、难以理解，实则无限情爱、让人回味。从表面上看，母亲对“祥云”的追寻，既不能解决病痛折磨的生存苦难，也不会得到身边家人的真正认可。但从深层上说，母亲所坚守的是内心虔诚的道德信仰，所执着的是原始人性的心灵纯净。相比世俗功利的热衷，没有比心安更值钱的东西，而母亲所追寻的，是精神世界的充盈与美好，是苦难命运的超越与解脱。

《光阴下》回忆了16年前的“我”做教师时，所见闻的一位命途多舛的异乡人。陈兵命运的不幸，不仅是其由中医世家之子到被告入狱之囚、从踏实勤快的木匠到组织卖淫的老板这一身份转换，而更多的是其面临着家庭情感世界的困境，两任妻子弃他而去，亲生女儿形同陌路，都与他形成了难以填补的隔阂。其故事也侧面反映着小人物生存的艰辛与无奈，陈兵的悲剧性，既有社会转型下物质利益的诱惑，也有光阴流逝下道德伦理的迷失，而作者对其悲剧，则更多地流露着对于过往岁月的惆怅与惋惜，思考着错综复杂、情感纠葛家庭关系背后的孩子成长问题。

《坡上人家》是以引洮工程下的整村搬迁为背景，书写了有才一家命运走向悲剧的过程。有才的弟弟在喇嘛崖背石头时不幸遇难，有才的傻子哥哥在逛完庙会后惨遭有才杀害，有才的亲生母亲被儿子活活烧死，有才自己也跳海结束了生命，而留下有才曾供奉过的、虚幻缥缈的小家神发人深省。此文中造成人物的悲剧性的问题也更为复杂，有乡村搬迁所引发的老人安置、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有将命运寄希望于家神保佑的道德信仰问题，有将亲人痛下杀手的家庭伦理问题。从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真实人物命运的探索与呈现，不仅介入生活去思考着个体生命的起伏，而且叩问反思着精神家园的失落。

社会是现实的，人心是复杂的，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关怀，并没有忽视人心不古的思考。在《洮河石花鱼》中，以“石花鱼”为线索，讲述了当年不计名利养鱼塘的胡广义，几十年后想在鱼塘上修房，但却遭受着老书记的忘恩负义。“几十年前的鱼香，只不过是贫困年代里对肠胃的馈赠而已，与情谊无关。”世事变迁，曾经美好淳朴的情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名利的追求。在《风过车巴河》中，捡破烂的小伙发现了让耍酒疯者付出沉重代价的“祸首”瓶子，竟然有利可图，就地砸烂一个“祸首”酒瓶的行为，竟高达几百元的售价，令人发指。从表面上看，“祸首”是令人喝酒误事的瓶子；但从深层看，捡破烂者高价以图暴利的人心之黑，才是更为可怕的、另一个意义上的“祸首”。在《大棚蔬菜》中，讲述了作者亲身去体验现代技术的推动下，在大棚里采摘购买瓜果蔬菜的过程，其中也从侧面流露着对于人性的思考。“秤能称出重量，更重要的是能称出人心。”为了追求一点儿蝇头小利，缺斤少两之事时有发生，道德失范的事件，也更加显示出了善良与厚道之人性的难能可贵。

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王小忠的笔墨并没有停留在对人物命运群像的关照，而散文中更多的注入了社会化进程中历史与现代、手艺与技术、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碰撞，流露着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切忧思。在《洮河源笔记》中，展现了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的当下，工匠们手艺难以传承，传统农业渐被遗忘，具备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渐趋消亡。铁匠朋友面临着渐趋失业的窘境，砧子、风箱、锤子不合当下时宜，被送进了民俗展览馆；早些年仿古砖木结构的建筑，业余当下各大景区的现代建筑趋于一致，民族艺术之独特性渐行渐远；洮河沿岸早已不再种植庄稼，农具不知去向，新的市场方式呼之欲出；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丧葬、嫁娶、地方戏、祭祀山神等仪式也正向简单化演变。从某种程度看，这并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行业、一个地域、乃至一个时代哀婉的悲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难以传承的民族文化断流之痛。在《三条河流》中，反映的是牧区经济形态的的转型与变化。作为高学历毕业的扎西，舍弃了城市工作的机会，反而是回乡投身兴办藏家客栈，但以扎西父亲为代表的传统牧民，却并不认同其行为。从这一点上看，这不仅仅是父子间围绕就业问题而引发的矛盾，更是传统牧业与现代商业碰撞下的矛盾，是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与逐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的矛盾。而以扎西藏家客栈为缩影，藏家乐的出现改变着牧区的产业结构，推动着传统牧区经营方式向现代多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藏区家乡的整体风貌与族人的观念。在《风过车巴河》中，看似由6个互不独立的故事串联而成，实则背后反映的是在时代变迁下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坐落于河流之上的“水磨房”，则成为了历史岁月的见证者，是现代旅游的打卡地，是太太保生意的摇钱树。过去是给当地藏民磨炒熟的青稞面，而今却是天南海北游客们的新鲜地，这又何尝不是现实社会变迁的映照。在《大棚蔬菜》中，人们争相尝试着种植药材、探索着大棚产业、发展着乡村旅游，但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去讴歌赞美乡村经济的发展，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着民族乡村伦理问题。大棚农业的发展正取代着传统粮食的生产，农家乐的兴起隐藏着背后看不见的角逐，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之下，破坏的是原有的生活方式，迷失的是自我的是非判断。

基于此，作者王小忠希望建构着一个无功利纷争、民族文化纷呈的洮河世界，呼唤着人性中的真善美，寄托着对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深切关怀，忧思着民族传统在社会转型的现实困境。尽管个人的命运挣扎在历史的潮流中微不足道，但作者依然愿行走于甘南藏地，扎根于洮河文化，为挣扎于困境的小人物、日渐式微的传统行业、被人忽视的民族文化而写作，让曾经辉煌过的、而后封闭传统的藏地乡土，不至于被人所遗忘。从这一点上讲，王小忠执着于转型下的藏地文化的探索与思考，正是其价值的厚重所在。

原刊于《西海都市报》2021年12月6日

李捷，女，山西忻州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藏族审美文化。

热情与善良：现实中的河流

——读王小忠《洮河源笔记》

辛恬

青年作家王小忠的散文集《洮河源笔记》，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阅读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宽阔的高原、高耸的雪山以及成熟的麦子和青稞，同时，还记住了洮河两岸的许多人和事，这些人与事不仅是单纯的记录和铺陈，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与现实意义。作者在最大的程度上还原人与事的本来面貌，阅读的过程仿佛置身于他们中间，一同经历着人生中的喜怒哀乐。

《洮河源笔记》收录了八篇散文，《祥云》中的主人公是“我”的母亲，她艰难的人生经历引发了我们对人生与命运的再思考。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记录了母亲的一生，并通过“母亲”形象的书写对不合理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母亲的“反抗”也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除此之外，小镇上的木匠陈兵、养石花鱼的胡广义的命运也是作者重点关注的，其中也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王小忠在叙述陈兵大起大落的艰难人生的同时，也将他的冷漠与贪欲表现了出来。书写胡广义艰难返乡的过程中，也仔细刻画了人心变化的过程。王小忠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只是一个开始，他在写作过程中深挖人物命运背后的现实原因，使他的散文引发人们深思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洮河源笔记》中，还大量书写了洮河两岸的现实生活现状。通过他的文字，看到了利用大棚种植蔬菜勤劳致富的牧民，看到了取得硕士学历却留在家乡创业的年轻人扎西，也看到了在时代环境变化下人心的变化。对此，作者不褒扬，也不批判，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和直观的感受记录下来，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

《三条河流》中，王小忠将焦点聚集在扎西家的客栈，是为了表现出藏族牧民们现实生活的新状态。扎西藏家客栈的兴办与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环境的推动。新时代下，牧区的经济形态升级，藏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旅游文化也不断发展，扎西的藏家客栈就显得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也符合藏区经济增长的需求，作者想要呈现出的就是藏区的社会转型以及藏族牧民们在社会转型后真实的生活现状。然而，转型后的藏区自然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的。扎西毕业后留在家乡的决定却遭到了阿爸的不满，阿爸认为好不容易读完大学，理应去外面闯荡一番，这也体现了两代藏族牧民们的思想观念差异。面对父子二人的不同观点和想法，作者持着客观的态度，认为扎西留在家乡是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这与他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密切相关，是新一代藏族牧民身上的显著表现；而阿爸那一代老牧民，他们自古逐草而居，他们的理想和追求都是在马背上完成的，要他们用很短的时间接受新理念是不现实的。作者将父子二人的想法均赋予合理意义，既不褒扬，也不批判，只是将事情的的产生、发展以及现状呈现在读者面前。

“逝水，逝者如斯。其实河流并没有逝去，它浩浩荡荡，一如既往地直奔目的地，洮河沿岸，不断逝去的是先民创造的一些民族文化，不断萎缩的是先民创造的民族传统。”王小忠并没有沉浸在文化与传统逝去的痛苦中，而且他对洮河的魅力是充满信心的，对洮河养育的两岸牧民同样充满信心。王小忠努力填补传统文化逝去的空缺，还原出他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书写出了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温暖、热情与善良。通过此种方式赋予洮河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让沉重的生活焕发出温情的一面。

《洮河源笔记》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这已经超出了散文的写作功能，属于“越界和冒犯”，但是这种写作方式同时也符合近年来散文写作的新趋势。评论家王清辉指出：“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散文日益成为参与时代精神建构最有效的文体类别之一。”强调的是新时代的散文写作应具备现实意义，王小忠的散文书写是从旧时代散文转向新时代散文的有力尝试，尤其是针对藏区与藏族牧民们而写的具有现实维度的散文，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1年11月24日

辛恬，女，1997年出生，黑龙江佳木斯人，西藏民族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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