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及评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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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历史的思潮，并影响到学校教育。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三次历史教科书“改恶”事件。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实行了以民主化、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教科书的编写、使用也随之变化，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逐渐从“国定”过渡到“审定”，摒弃了军国主义内容。然而，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历史的思潮，并影响到学校教育。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三次历史教科书“改恶”事件，中国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教科书“改恶”事件非常愤慨，但是，很多人对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使用情况不甚了了，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有鉴于此，本文以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为对象，在阐述日本教科书编写、审定、选用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其正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叙事方式，客观、全面地展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使用及历史教育的现状，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系，剖析日本历史教科书“改恶”的社会原因。
战后日本教育改革
与教科书审定制度
至战败前，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一律由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图1-1)组织编写，即“国定”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小学的修身、国语、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中，充斥着歌颂士兵“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等宣传军国主义的内容。战后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当时，由于战争刚结束，来不及编写新的教科书，于是在1946年1月25日，日本颁布了“涂抹教科书令”，要求涂抹掉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
1947年3月，日本公布《教育基本法》，文部省根据《教育基本法》颁布《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小学到高中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审定标准等，日本进入民间可以编写教科书的时代，形成“国定”教科书与民间编写、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并行的局面。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小学至高中教科书全部由民间编写，“国定”教科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日本的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由相关出版社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组织编写，完成后送文部科学大臣审定。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出版社可在社会上进行广告宣传，争取更多的学校选用。日本教科书的选择、使用，因学校性质而异:公立学校由所在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或私立学校由校长决定。各校将选用的教科书名称、数量等报给文部科学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告知各出版社发行数量。出版社根据选用数量印刷，送至选用的学校。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有世界史A、B和日本史A、B，其中A是近现代史，B是通史，学生必须在世界史A、B和日本史A、B中各选一门，A为2个学分(一个学分需要上35节课，每节课50分钟)，内容比较简单；B为4个学分，授课时间和内容比A多一倍，且B的内容也比A丰富。世界史B和日本史B是大学入学考试科目，所以选择使用世界史B和日本史B的学校占多数。
《学习指导要领》是概况性的，在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内容详略、历史评价等方面没有规定，这给编写者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也造成不同版本教科书内容上的差异。山川、实教、东京书籍、清水书院、明成社等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日本史B》得到日本较多高中的选用，故本文以这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为对象，重点对其中中日战争的内容、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日本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编写、使用状况，揭示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
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
中日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历史教科书对此着墨较多，但是，各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对其中的重要事件、重点人物的阐述以及基本史实评价等，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各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原因、进程、结果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基本上承认了炸死张作霖、策划“柳条湖事件”、扶植伪满洲国、图谋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但是在具体书写和历史评价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认为是关东军在奉天郊外擅自炸毁返回满洲的张作霖列车，而后又在1931年炸毁奉天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道，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开始军事行动。片面强调关东军与日本中央政府决策的差异，忽视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在向东北扩张上的一致性。与山川出版社不同的是，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强调日本政党、财阀、媒体等及相关右翼势力与关东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上的一致性，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就形成了高度的舆论一致。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关东军推进新国家建设”，有意模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性质，淡化战争责任。清水书院出版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则将东北易帜与中国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渲染为“满蒙危机”，认为这威胁到了日本的利益，从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责任。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特别强调满洲反日运动高涨，伤害日本侨民和权益事件增多，将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导致日本在中国利益受损作为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淡化日本的侵略本质。
综上所述，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书写是基本符合史实的，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承认日本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指出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着避重就轻、减轻日本责任的倾向：例如将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排日政策、以“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粉饰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等。
(二)卢沟桥事变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学界在历史叙述中常常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一段历史称为“满洲事变”，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历史称为“日中战争”。各教科书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及日本的对华政策，认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华北事变、西安事变等，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重要背景。但是关于卢沟桥事变及其战争扩大的原因等，叙述则各有不同。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强调日本政府迫于军部压力而增兵华北，中国也做出坚决抵抗的姿态，暗示卢沟桥事变演变为全面战争不仅有日本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的对策也预示着战争不可避免地扩大。实教的《高校日本史B》交代了日本没有发表宣战布告，就与中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日中战争)。其在介绍这段历史时着墨不多，但信息量很大，为教师课堂教学留下了很大空间。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则只是以简短的文字，将卢沟桥事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呈现出来。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指出日本实际扩大战争却没有宣战的原因，认为如果宣战称为日中战争，就会断绝从美国等中立国输入的石油等物资。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列举了1937年7月末在北京郊外发生通州事件，8月在上海发生的杀害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事件等冲突，认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不断制造事端，威胁了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不扩大方针”。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次事变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各教科书对卢沟桥事变着墨不多，却对事件的背景、影响等表述得十分清晰，论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应该加以肯定。但在探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很快改变“不扩大”方针的原因时却有失偏颇，一些教科书认为日本是不得已而扩大战争，这无疑是在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
(三)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日军暴行记述不多，比较而言，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记述的比较多，书中记述日军12月占领首都南京，发生了被称为“历史之窗”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国民政府将首都从汉口迁移到重庆继续抗战。日军面对中国军民的抵抗，从1940年到1943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光作战”。日本的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等研究和实验，3000名中国人和俄国人成为实验材料，在中国各地不断实施细菌战；在广岛县的大久野制造毒气弹，用于实战；在中国国内生产鸦片，在占领地贩卖等，教科书不仅叙述了南京大屠杀，还有毒气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等，记述了侵华日军屠杀、践踏生命的罪行。
其他版本教科书对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则相对较少。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只做了非常简单的记述，书中记述占领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包括女性、儿童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而对南京以外地区日军的战争暴行则只字未提。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提到日军在共产党控制区域，不加区分地屠杀士兵和平民，实行掠夺、放火等。书中对日军在抗日根据地的烧杀抢掠只做了非常简要的叙述。
日本教科书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叙述呈分化状态，有的叙述比较详细，有的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这也反映了日本学界、日本政府对侵华暴行存在争议的实际情况。在叙述日军暴行的教科书中，只有实教出版社直接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东京书籍、清水书院都用了“南京事件”的表述。山川出版社、明成社都没有涉及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暴行。另外，所有教科书，都没有涉及大屠杀的人数。
(四)日本侵华政策调整与扶植傀儡政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全民族抗战打破了日军的战略计划，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侵华策略。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出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在互惠的前提下，实行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在此原则下，“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改变了日本政府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政策调整及影响都做了叙述。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的记载相对比较详细:
1938年末，日本政府声明，战争的目的是建立日、满、华三国联合的东亚新秩序。国民政府要人汪兆铭(精卫)秘密离开重庆，1940年统一各地傀儡政权，在南京建立了以汪为首的新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汪政权缺乏实力，日本结束战争的政略失败，国民政府从美、英的援蒋道路获得物资继续抗战。
该书简要介绍了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汪精卫逃离重庆建立汪伪政权的过程。
其他教科书的记载则相对简略，但除实教出版社的《高校日本史B》以外，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等都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的背景、内容、影响做了分析，认为日本调整侵华政策，扶植汪精卫政权。但是，汪伪政权缺乏实力，它的建立反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最终致使日本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落空。山川出版社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汪精卫政权的傀儡性质，但是认为汪精卫政权是将各地傀儡政权统一起来后建立的，自然不可能独立自主。明成社还提到了《日华基本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是日本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权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条约内容是有利于日本的。
(五)中国抗战的作用与日本战败投降。各教科书用较大的篇幅叙述太平洋战场后期的情况、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等内容。与前面对中日战争相关内容的书写不同的是，各教科书对日本战败的书写相似度很高。但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中提到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舰上，日本政府以及军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历时4年的太平洋战争结束。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中提到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书，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些叙述都只提到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不提中日战争，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中的记载也基本相同，这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用的明显低估和刻意抹杀。
日本近代奉行对外扩张政策，1945年战败投降为其政策画上了句号。各教科书认为日本战败投降主要是原子弹的作用。对于苏联出兵，则强调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参加对日作战，认为苏联“侵入”了中国东北、朝鲜。各教科书都没有阐述中国抗战的作用。东京书籍、清水书院的教科书中提到日本战败，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的结束，将日本战败与侵华战争的关系做了交代，但其并不认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是打败日本的重要原因，没有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分析。教科书忽视中国抗战的作用，是日本学者历史认知、历史研究的真实反映。
总之，日本教科书编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立场。在中日战争这部分内容中，教科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淡化甚至消除日本的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洗白”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进程以及影响等，都有责备中国排日、反日的内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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