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仃访谈||谢治菊：脱贫攻坚铸就中国扶贫精神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党的庄严承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美好憧憬成为现实。

　　坚定必胜信念 决战脱贫攻坚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表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物质匮乏、生活困顿，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基础差、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中国的贫困规模大、分布广、程度深，贫困治理难度大。中国减贫的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十分重要，只要有坚定意志和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中国脱贫攻坚能取得伟大成就，创造伟大奇迹，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科学的顶层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精准的脱贫策略、深厚的人民情谊。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提出，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与数百万默默坚守在脱贫攻坚岗位上的扶贫干部的努力付出分不开，彰显出新时代实干担当、吃苦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扶贫精神，为脱贫攻坚战坚定必胜的信仰、信念、信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政治优势。上海（复旦大学）扶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小林认为，在这一政治优势推动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加快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加快了贫困人口在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的均等化、普惠化，加快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多维度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防范风险挑战 做好“六稳”“六保”

　　在决战脱贫攻坚关键之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经济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风险挑战日益增多。为有力应对挑战，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徐增文表示，“六稳”“六保”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统筹全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云文认为，越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越需要树立战略思维、底线思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更要强化风险意识，认真研判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进一步加强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判断，使我们的各项决策更有前瞻性、预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提出，我国今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巩固既有脱贫成果，要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扶贫开发政策的同时，构建持续有效的贫困治理体系和机制，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实现发展与治理均衡有序。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脱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切实保障。要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实现全面小康 推进乡村振兴

　　我们要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加强区域协同发展，跑好全面小康“最后一公里”，奋力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征程。

　　西北大学副校长吴振磊表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注重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时提振消费信心，激活多元消费动能，扩大有效投资与优化投资结构相结合。将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释放需求潜力，破解体制机制藩篱，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供给体系有机衔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提出，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动力、参与主体和受益群体，把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目标。中国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建立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重视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脱贫能力，在脱贫攻坚中注重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参与生产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实现“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稳定和加固乡村振兴的物质和社会基础的同时，稳步、积极、有效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在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把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发展融合起来，推动城乡间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共同进步新格局，如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5月12日

（记者查建国 陈炼）

编辑|廖令剑

协理|范   飞

编审|蒋红军

伶仃访谈

在新征程中走好乡村善治路

——谢治菊教授《南方》杂志访谈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城乡基层治理指明路径。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需要强化制度之力，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力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及其团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贫困治理的研究，多次参与国家级贫困县退出预评估、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与地方政府脱贫攻坚重大会议，参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各级政府开展专题讲座、咨询服务、业务培训等工作。近日，《南方》杂志专访谢治菊教授，就新征程走好乡村善治路进行探讨。

     全面小康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南方》杂志：2020年底，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即。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有哪些新的特征？

　　谢治菊：相比之下，脱贫攻坚时期偏重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时期则对治理的全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必须以基于“小基层、大舞台”的基层社会治理为依托，才能有效实现。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领导公众为服务公众，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探索出全域型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这样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治理领域的协同、治理空间的融合、治理手段的多元、治理内容的全面，更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为核心要义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正在形成。全域型社会治理打破城乡二元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下，乡村善治新格局的发展方向。

　　《南方》杂志：全域型社会治理对“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要求更高，这意味着对人的主动性、自觉性的要求更高。如何推动乡村中“人”的发展？

　　谢治菊：这就回到我们当前的贫困治理上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下的贫困治理研究也应关注这一趋势。思考采取何种举措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也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随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国家的减贫战略将发生以下转变：一是贫困方式由绝对向相对转变，二是治理方式由集中向常规转变，三是治理重点由乡村贫困转向城乡融合，四是治理手段由国内合作转向国际合作。在此背景下，常见的项目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精神扶贫、心理扶贫效果会大打折扣，教育扶贫的作用愈发重要。可以说，探讨教育五层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有效解决2020年贫困县全摘帽以后贫困问题的重要保障。

　　贫困治理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发展，具体到做法上：一是强化教育，转变贫困者的认知与思维，营造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环境氛围，树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脱贫理念。二是开展培训，增强贫困者的发展能力，应壮大科技扶贫队伍，开展针对性、个性化较强的科技培训。三是关注心理，提升精准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从根本上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贫困户个人发展了就能脱贫，农民个人得到了发展，就能长足迈向乡村振兴。全面小康本质上也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

　　《南方》杂志：许多乡村贫困的原因是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比城市更大的挑战。广东实施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对乡村治理有哪些重要意义？

　　谢治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基层治理有许多薄弱的地方，广东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有利于夯实基层党建，加强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领导。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任何一项大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组织基础和根本保障。

　　要不断深化创新基层治理，一是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的作用，不断压实责任，激活动力，建立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构建直接联系群众网格化管理格局。二是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单位党员干部“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帮扶模式，树立一线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增强各级组织抓好抓实农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选优配强“村支两委”干部队伍，探索实行村干部职业化路子，对村干部实行岗位职业化、报酬工薪化、管理规范化、发展持续化的管理体系，通过政策红利致力于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真正让他们成为乡村建设的堡垒和排头兵。

　　《南方》杂志：您的团队对扶贫干部队伍进行了大量调研，了解到乡村治理中许多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延续原来有益的对口扶贫机制，如何让基层公务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谢治菊：中央指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要继续发挥好对口扶贫机制，以扶贫干部为纽带，对乡村建设“扶上马、送一程”，延续原来有益的扶贫机制。

　　一是发挥扶贫干部的积累优势，乡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如何，扶贫干部心里最有数，由他们参与谋划乡村建设图景，最有底气。二是扩大对口帮扶面，过去是扶贫村进行对口扶贫，现在可以扩大到更多的村，进行对口联系，加大资源整合利用。三是提高驻村工作效率，驻村干部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将驻村干部从繁琐的表、卡、册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招商引资、筹集社会资源用于乡村建设。

　　基层公务员是将党和国家重大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力量，在特定场域下构成了民众评价政府的经验基础。尤其是面对农村工作的基层公务员，长期以来也面临着责任重、压力大等问题，我们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心态研究》一书中也进行过深入探讨，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平衡主客观责任，减少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二是构建大数据平台，动态监管基层公务员行为。三是建构政策限度，积极调适扶贫干部心态。四是健全体制机制，有力保障基层公务员权益。五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调整公务员的角色期待。六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科学减轻工作负担。

　　破解城乡基层治理

　　《南方》杂志：中国将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应该如何打破藩篱、共同促进？

　　谢治菊：中国处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但是从经济角度看，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广阔的乡村是主战场，应逐步打破城乡藩篱。

　　一是让乡村群众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基础建设差异，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体上相对落后于城市。财政应该适当倾斜，加大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二是提供新机遇提高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机遇在哪里，人才就在哪里。过去这么多年，机遇都集中在城市。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和动能，被赋予更新的使命，也是人才建功立业、开拓创新的新战场，有益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乡村，从而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系。

　　三是创新机制体制建设。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所涉及的人员、单位、行业、资金、时间、流程、内容等多且杂，需要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必须完善组织管理体系，有序领导、统筹规划、落实细节。所以要强化力量配备协同，形成管理工作合力，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来源|《南方》杂志2020年第24期记者|《南方》杂志记者∕杨洋

原载于《科学中国人》杂志2019年第5期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英文简称“GUPA”，中文简称“谷琶”）始创于2004年，是珠三角政务服务、都市治理和社会工作教学中心和科研重镇。面向国际国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需求，坚守“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目标，坚持“本土化、个性化、国际化”方针，努力打造“基础牢实、聚焦前沿、面向需求、服务社会”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新文科教育样本，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培养具有公共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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