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仃访谈||李强：男孩偏好如何影响长姐健康？

男孩偏好如何影响长姐健康？

李强 叶昱利 冯群娣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性别平等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根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男女性别比105.07：100，相较于2010年下降6.8%。但家庭中的男孩偏好现象依旧普遍，尤其表现在高胎次中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何以造成家庭中男孩偏好现象？男孩偏好会对家庭中长姐健康带来怎样影响？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政策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家庭变迁的背景下，男孩偏好现象对我国未来家庭性别政策设计有何启示？广州大学李强老师和华南农业大学叶昱利博士、冯群娣博士发表于《公共管理评论》的《我的姐姐: 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全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一文，对上述问题做了系统解答。平台有幸邀请到三位作者对论文延伸问题做进一步分享，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李强，经济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秘书长，南方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与农村教育、健康等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

叶昱利，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儿童新人力资本。

冯群娣，博士研究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与人口健康、教育、收入等相关的应用微观计量研究。

访谈实录

Q1：三位作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们在《公共管理评论》2021年第3卷第4期发表的《我的姐姐：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这篇文章吗？您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关注到这一研究议题？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这篇论文的厚爱，于我们三位作者而言，能在《公共管理评论》发表我们这篇论文，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本文的第一作者叶昱利从小生活在有浓郁男孩偏好气氛的农村，而且她也是家里的长姐，有位弟弟。自己的一些经历、周边同伴的体验让她对男孩偏好颇有些感触，所以她一直都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感兴趣。但之前文献通常将头胎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异归因于男孩偏好。我们一直有个看法，由于男孩与女孩本身性别上存在着差异，男孩与女孩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就像苹果与香蕉不能直接比较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接将头胎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异理所当然地归因于男孩偏好。正在百思不得识别之策时，电影《我的姐姐》启发了我们。男孩偏好的本质是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因此识别男孩偏好应该从家庭内部入手，而不是比较家庭间男孩与女孩的差异。即应该通过比较有弟弟，相对于有妹妹而言，对长姐的影响来识别男孩偏好效应。由于比较的对象是长姐，是女孩与女孩之间的比较，其差异仅在于有弟弟还是有妹妹，所以有弟弟的长姐与有妹妹的长姐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归因于男孩偏好。于是我们三位作者就想到一起来探究一下父母的男孩偏好对长姐身体健康的影响。

Q2：本文将同村/社会其他家庭头胎男孩的比例作为长姐是否有弟弟作为工具变量是一大创新，您是如何寻找和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我们是从农村一些经历、体验、调查中寻找工具变量的。在平时调查时，总感觉生育男孩是可以传染的，李家生了个男孩，全村人马上都知道了，这使得只生了女孩的张家压力倍增。这些压力在村内传递，使得有男孩偏好但未生育男孩家庭继续生育，并在可以情况下选择生育男孩。因此，我们推断村内的男孩比率与家庭是否生育男孩是正相关的。而由于头胎性别是外生的，我们于是使用同村中头胎男孩的比例作为长姐是否有弟弟的工具变量，以满足成为有效工具变量三个条件。

Q3：您认为男孩偏好是否总与家庭内资源的倾斜相联系？在一胎时代，我们如何识别仅有一个女儿或一个儿子家庭的男孩偏好？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我们认为男孩偏好的本质是家庭内部资源向男孩倾斜，而且有时甚至是在牺牲女孩利益情形下向男孩倾斜。但我们所研究的两孩家庭还不是男孩偏好的全部，例如“得男则止”潜在地影响了妹妹的出生。此情形下，男孩偏好并没有通过在兄弟姊妹间的差别对待而显现出来，但我们不能说父母没有男孩偏好，因为他们其实采取了得男则止的生育策略。那么，如何识别仅有一个女儿或一个儿子家庭的男孩偏好？既有文献对此有所探讨。主要的逻辑思想大致是这样的，由于偏好男孩就是资源多用于男孩身上，相对少地用于女孩身上。给定家庭资源（尤其是收入）是有限的，那么生育男孩的父母用于自身的消费就会相对较少，生育女孩的父母用于自身的消费就会相对较多。因此有可能通过比较仅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父母的消费来间接地识别男孩偏好。由于比较的对象是父母的消费，都是在父母间的比较，因此是可比的。但有可能需要解决问题是,父母“得女亦止”的选择对估计造成的干扰。

Q4：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您认为对于较富足家庭而言，以“身高”为指标的健康水平维度能否识别真实的男孩偏好效应？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对男孩偏好的研究多聚焦于女孩的教育机会或教育水平，很少关注其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想要研究身体健康的初衷。但研究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男孩偏好其实体现在包括教育、健康在内的方方面面。即使是富裕的家庭，有时甚至是父母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差别对待了儿女，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因此，身体健康、教育等都仅是男孩偏好效应某些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挖掘男孩偏好效应的其他方面，以更加全面地认识男孩偏好效应的潜在危害。

Q5：本文主要是对两孩家庭的探究，您认为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能否进一步完善识别男孩偏好的潜在影响？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将对两孩家庭的探究扩展到更多子女家时，一个较大的困难是多子女性别选择的内生性对估计造成的影响。例如，对三孩家庭中头胎孩子而言，其两位兄弟姊妹的性别都有可能是内生的，因此至少需要寻找到两个工具变量方能达到识别条件。我们暂时未能寻找到令我们满意的工具变量，因此，我们还没能估计出多子女情形下男孩偏好效应的大小。但数据揭示一般的多子女情形是，最后一个孩子为男孩，即“得男则止”的生育策略，这样的父母一般有更强的男孩偏好。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未能准确估计出来，但若拓展到多子女情形，估计得到的男孩偏好效应会变得更大，而两孩情形下很可能是一个低估的值。未来的拓展方向可能通过外生的变化来识别，例如头胎是单胞胎，而第二胎是双胞胎，或是寻找更多的工具变量来识别。

Q6：三位作者长期关注儿童问题研究，您认为三胎时代的来临，将对我国家庭内部性别平等问题产生何种可能的影响？从公共政策设计视角来看，又有何种可能的化解路径？

叶昱利 李强 冯群娣：三胎时代将对我国家庭内部性别平等问题产生何种可能的影响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第一，如果生育三胎是为了获得男孩，那么类似这样得男则止的生育策略有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如果生育三胎是为了获得女儿，那么这样生育策略可能是儿女双全偏好或仅仅是多子女偏好，此类情形将缩小（至少不加剧）家庭内部性别的不平等。因此，三胎时代的第三胎次出生性别比应该是一个风向标。若仍然较高，则表明父母仍在选择男孩，那么家庭内部性别平等仍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方能实现。这时的公共政策的方向应该是补贴女孩，通过差异化的性别补贴政策提高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生育女孩的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等路径来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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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中国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廖令剑

编校|黄小哲

编审|刘晓洋

监制|蒋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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