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心》（Le Coeur，1947），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藏
Hooked: On Being Attached作者：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来源：《入迷：艺术与依恋》（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2020）第一章节选一本小说如何吸引我们？一首歌如何让我们爱上？为什么当朋友贬低我们喜欢的书时，我们会感到难过？为什么一档喜欢的电视节目结束时，我们会陷入沮丧？我认为，“依恋”（attachment）有不止一个含义。依恋指被影响或感动，也指连接或绑定。依恋意味着热爱和同情，也意味着一系列道德、政治、知识或其他纽带。
“依恋”是一种在无预设情境下追寻联系的观念。它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行为，也可以是行为背后的主体；既可以是超越个体的集体现象，也可以是单一的个体行为；既可以是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可以是艺术作品中的虚构表现。“依恋”不仅是一个研究主题，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提升对于学术研究中常被忽略问题敏感度的方法。以下的例子会帮助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对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的深深喜爱；帕特里夏·汉普尔（Patricia Hampl）对马蒂斯（Matisse）作品的强烈感受；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在《西边出口》（Exit West）中对读者进行的情感引导；女权主义者对《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热衷；对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The Stranger）的讽刺式认同；亚斯米娜·雷扎（Yasmina Reza）在《艺术》（Art）中描绘的绘画与朋友之间的关联；杰夫·戴尔（Geoff Dyer）对塔可夫斯基（Tarkovsky）的《潜行者》（Stalker）的批评和欣赏；韦恩·科斯滕鲍姆（Wayne Koestenbaum）对勃拉姆斯（Brahms）的某句唱词的喜爱；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迷失在翻译中》（Lost in Translation）中描述的情感地理；我在阅读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时产生的共鸣感；以及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尊重和钦佩。以安妮玛丽·摩尔（Annemarie Mol）的话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追求单一的模式，而是要增加更多层次，丰富我们的视野。”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会对某首歌感到共鸣，而对另一首歌则无感，或者为什么“同理心”（empathy）在表达对虚构人物的亲近感（affinity）时可能显得不够贴切。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例子出现，既有的模式可能被打破。对事物的概括会变得困难，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分类也会变得混乱。美学理论往往会抑制这种混乱，它通过选择性的视角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它常常以一种假设的方式描绘审美体验，好像审美体验总是无功利的，充满喜悦的，具有道德意义的，或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忽视了人们对艺术作品反应方式的重要差异。依恋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往往被归属于某些群体，比如天真的读者、容易上当的消费者、小镇的爱国者、过于痴情的恋人，并被视为一种需要警惕的情况，一种人类常见却又遗憾的软性缺陷。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皮罗（Eve Chiapello）指出，批判的历史是将超脱（detachment）与依恋、流动性（mobility）与稳定性（stability）对立起来。与那些过于执着于物质财产的资产阶级或是困在家庭和孩子间的妇女不同，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常常受到波德莱尔的浪子（dandy）形象的启发，努力摆脱各种束缚。过去半个世纪的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呼应并肯定了这种现代主义视角——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打破束缚的能力，而不是建立束缚的能力。大众观念喜欢揭示迷惑、迷失、揭开神秘的事物。但是，真正天真的可能是那些想象自己不会去依恋的批判者。对粘性（stickiness）的恐惧其实是对被束缚、限制自由和行动受阻的恐惧。然而，事物总是在变动，我们也在随之变动。我们的依恋也会随着我们的移动而变化。我们讨论的是类似于尼龙搭扣（译注：魔术贴）的连接，它可以连接各种移动的部件，并且通常可以解开和重新连接。粘性不应被视为一种令人遗憾或需要否认的事物，就像那些无法灵活穿越世界的人。相反，它存在于世界中，是不能妥协的部分。我们的批判语言赞美解除束缚的优点，但我们的批判实践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当然，依恋并不总是积极的。我们可能会被伤害或羞辱的事物吸引，这些事物可能滋养我们的自恋或者迎合我们的妄想，支撑我们不成熟的想法或错误的信仰。此外，竞争环境并不平衡。女性读者更容易迷恋男性作家，而大多数文化都受到西方艺术和文学经典的影响。那么，是否存在将依恋理想化或浪漫化的风险呢？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写道，所有依恋都是乐观的，但是当我们被那些伤害我们的事物所吸引时，这种乐观就变得残酷。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反思了粘性如何使我们陷入困境。连接可能成为一种阻塞形式。例如，人们可能深陷于种族主义思想的图式。然而，正如艾哈迈德所说，批评家们往往视依恋为一种固有的弱点或缺陷，认为关系只是一种约束和限制。这种偏见不仅简化了他人的依恋，还使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依恋时陷入困境。这不是要将关系理想化，而是要正视关系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即使是最严苛或最怀疑的判断也是基于事先的承诺（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学者们擅长理论化、历史化和政治化他人的投入，但往往对自己的投入保持暧昧或避而不谈。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对什么感到责任？什么让我们痴迷不已？认真对待依恋，并不是要否认心理矛盾、摩擦或不适，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去解决那些承受重压的问题。这其中蕴含着情感和道德的力量。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人们积极寻求审美体验。他们打开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或者驻足欣赏一幅画，是期望能从中得到某些东西：安慰、自我理解、愉悦的震颤或对世界或自我深层的洞察。但这些期待常常被批判的元语言（the metalanguages of criticism）淹没和取代。朱莉·詹森（Joli Jensen）精辟地指出：“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功能障碍、阶级地位、心理需求或社会经济地位，实质上是在将他人降格为外部资源游戏中的无趣棋子，并把自己美化为游戏之外的观察者和解说者。”不论批判者的态度是贬损还是肯定，他们都必然要仔细阅读小说、电影和绘画，并给予细节应有的关注。但是，人们对这些文本的非专业反应却往往在被充分理解之前就被提前解读和阐释了。这些反应不仅比批判者愿意承认的更加多元，也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远离他们自己的实践。这并不是说缺乏对非专业观众的研究，这种叙述已经很多了，但它们对流行观念影响甚微，这种观念关乎成为一个熟练读者或挑剔艺术鉴赏家的意义。人们反复提出假设，学术和非专业反应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受众研究（audience studies）之所以对人文学科的主流没有影响，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它将受众划分成非常具体的人口统计群体。这种对反应的分类本身就是对“他者”的界定，把它作为一个外部群体的特性，这就让批判者可以躲避问题。他们可以对这类反应保持一定距离，将它们视为仅具有社会学意义而予以驳斥，简而言之，就是为了避开它们对学术自我形象的规范性影响和挑战。那么，如何解决这种二元对立——无知者与挑剔者、被所爱之物牵绊的人与努力解脱自我的人？过去几十年里，文化研究在代表大众观众的角度上对这种对立进行了攻击，批驳了对这些观众的消极、过度情绪化和完全不具批判性的描绘。然而，关于对立的另一面的讨论却鲜见。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或观众（包括学者）的反应如何受到他们自身投入的影响？他们的反应如何被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而情感是如何强烈？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学者完成的，但他们的思想在其他领域很少被采用。同时，依恋不仅仅是情感的问题。重点不是从客观转向主观，而是从二分法的语言（如艺术与社会、文本与语境）转向关系语言。依恋不仅在心理上存在，也涉及到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互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各种类型的关系。人们可能会与物质事物形成依恋，比如他们在城市中随身携带的书本、他们耳朵里流淌的歌词、他们桌子上的艺术明信片。依恋也可能是制度性的（如我每年教学大纲中必读的小说）、认知性的（如我获取新知识的文章）、道德性的或政治性的（如塑造我对一部有争议电影反应的核心信念和承诺）。这些联系不只是建立我们对艺术的体验，还塑造了我们对其价值的感知（perception）。莎士比亚学者明确地认识到，《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你将《狂犬惊魂》（Cujo，1983）和《克里斯汀魅力》（Christine，1983）搞混，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粉丝会极度不满（译注：前者是改变自史蒂芬·金小说《厄兆》的恐怖电影）。正是这种建立联系的过程，通过获取专业知识、精炼注意力、接触例证以及朋友、老师或评论家的意见，使得小说、图片或电影变得重要。它们因此而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和真实。人们通常会承认他们对艺术的这种依赖，但往往只是为了达到某些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艺术作品的地位因被“社会建构”的论述武器化而受到削弱，地位降低，成为曾经的影子。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思考方式是以扩充的方式理解，而不是剥离。涵盖各种因素并不会削弱这些依赖或对象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依赖性是由我们所处的世界塑造的。安托万·亨尼恩（Antoine Hennion）指出，对事物的建构可以并不一定要与它们进行对抗，不必削弱或贬低它们，我们可以选择与之共同工作。与艺术作品建立联系，并不意味着会削弱它们的价值。相反，它们的价值会因此而增强。我们帮助创造这个作品，并不意味着它就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共同创作的复杂性呢？我们需要公平地思考艺术作品的影响。对于粉丝、爱好者来说，艺术作品的特质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内置于依赖的定义中。我们被某件事所吸引，而对另一件事却完全不感兴趣。它的独特性无可争议。当我们看到它被视为其他东西的替代品时，我们会感到愤怒。拉图尔（Bruno Latour）写道：“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真正打动了我们，而且需要我们去解释它，那我们就不能对其掉以轻心。有人会说，‘我热爱巴赫的音乐’。其实，我们从巴赫的音乐中得到的，就好像是从他的音乐中直接‘下载’了某种东西，这也是欣赏他音乐所必需的。”艺术作品以我们无法想象或预料的方式吸引并召唤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某些感知或阐释的路径。它们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尊严，能够影响我们，而不仅仅是社会区别游戏的棋子或是我们投射自己想法的空白屏幕。但同时，艺术作品也需要我们的投入。它们的存在依赖于被读者、观众或听众所接纳，被视为他们的叙述对象。如果没有这些中介，它们就会消失无踪。如拉图尔所言：“废弃的舞台布景、卷起的画布、现在无用的配饰、镶嵌的调色板、被虫蛀的芭蕾舞短裙。”艺术作品所给出的东西很难从我们的反应中剥离出来；只有当我们专注于它们时，它们的特性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塑造艺术作品，就如同艺术作品塑造我们一样。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写道：“我们称之为书的物体并不是真正的书，而是它的潜力，就像乐谱或种子一样。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书、交响乐、种子才真正存在。”艺术作品必须被激活才能真正存在。同时，由于出版商、代理商、教师、朋友、策展人、评论家等人的辛勤努力，当这些作品到达我们面前时，它们已经受到了各种干预和提炼的影响。这些干预并不是与作品无关的，也并不像侵入原始房屋墙壁的繁茂藤蔓那样，可以被轻易地剥离掉。它们是构成作品重要部分的元素，塑造了我们的感知，让这些作品首先对我们产生了重要性。韦恩·科斯滕鲍姆（Wayne Koestenbaum）的一篇文章深刻地描绘了艺术作品、观众与影响之间三者的微妙关系，揭示了我们可能面临的挑战。他回忆起青少年时期，被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的开篇吸引的经历。对于这种神秘的吸引力来源，他感到困惑，这引发了一连串的疑问，证明了无法找到一个单一或简单的因果解释：是勃拉姆斯的作品吗？或者是开篇乐句中的特定音程（小七度？二度？）？我所追求的，是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契合度，还是一支与占主导地位的、傲慢的钢琴紧密相连的乐团？我是否对钢琴大师鲁道夫·塞尔金（Rudolf Serkin）和塞尔·乔治（Széll György）感到亲切，或者我只是对他们想象中的亲近感动心？
我热爱的，是我的钢琴老师吗？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年轻女性，她曾是大学管弦乐队的独奏家，并演奏过那首令人神往的协奏曲。我对这位老师有着亲近感吗，对她的自恋和大胆精湛的技艺有所共鸣，甚至将她想象成我渴望品尝的牛轧糖？我对D小调有亲近感吗，这是痛苦的象征，是那个被压抑的、亟待安慰的痛苦？我被勃拉姆斯与贝多芬的紧密联系吸引，还是被勃拉姆斯与舒曼的关系迷住？我对现代性或调性的破裂感到亲近吗，即使调性尚未被破坏，我还是会声称这首开篇乐句预示了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愚昧？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滕鲍姆构筑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联想网络。他被勃拉姆斯音乐主题的庄重和稍显粗糙的风格深深吸引，这种风格对幸福的回避，对乐观和生产力的否定，与他的不适感产生了共鸣。这段音乐给人的感觉既有阳刚之气，又带有父亲般的严肃感。它的咄咄逼人、充满雄心壮志，犹如普罗米修斯式的激进。它展现出的是一种对抵制合作、对压制环境的执着。这种粗暴的表达方式反映出他年轻时的情绪。他感觉自己被这段音乐所召唤，仿佛被拉入了一个恐惧、爱与厌恶交织的模糊的兴奋状态，被一种主导的磁力所吸引。他观察到，如果是年轻时的他，可能会把这种吸引力描述为邪恶、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家庭的破坏者，但这种吸引力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思想或连贯的意识形态。如何解释这种吸引力？文章的线索指向了钢琴家、指挥家、科斯滕鲍姆的钢琴老师、勃拉姆斯与舒曼的关系、现代音乐的历史和调性。但在另一个部分，他回到了自己青少年的情感动荡，及其“童年卧室、地毯、窗帘过滤的阳光、悲观主义、腹部绞痛、《雌虎双雄》（Mod Squad）、死苍蝇”。科斯滕鲍姆的文章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对艺术作品的依恋并不是由背后的单一全能因素所引发的，而是由不同的元素以通常难以确定的方式集结在一起的结果，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强调的“分布式能动性”（distributed agency）的概念。分析涉及到不同学科（音乐学、心理学、文化社会学）的关联性，结果却发现它们死死纠缠在一起。科斯滕鲍姆所探讨的出发点是他对特定音乐主题的迷恋，但这种吸引力却将他引向了全世界。【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