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酒七十年 | 国家力量与市场意志
1952年，第一届评酒会在北京召开时，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制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截至七十年后的2021年底，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已基本完成。
70年间，从公私合营、手工业改造，到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变迁，同样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轨迹。
1952年是龙年，龙飞九天——第一届评酒会为始，中国白酒产业走出了传统手工业的摇篮，迈上了通向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1989年是蛇年，潜龙勿用——第五届评酒会告终，十七大名酒定型，市场与消费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产品、品牌、营销、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各自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
今天，我们对70年的回顾是解构式的。从具体的事物中跳脱，多角度的观察、分析，所以，它一定从某个层面消解了意义，但同时也建构着价值。我们对名酒70年客观的审视，期许着从技术、文化、权力的角逐中，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征战中，发现一些普遍的合法性原则或意涵。
否则，如果仅仅从结果的维度看，成功元素或恐被无限的放大，成为只关乎经验的标准与规则。但任何对成功无选择的拥抱，本质上都是一种投机。
70年，人口、生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外部交流对名酒的影响，以及名酒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大致呈现出由“空间——时间”转化、由“内因——外因”转化的方向。前者关乎文化与文明，后者关乎产品与消费。
如果说名酒70年让我们普遍认同与依循的原理是——名酒是高品质的典范，以及白酒是一种文化消费。
那么我们有必要申问的是文明与人心。
文化消费，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一国高端服务业的体现，同时也是属于内循环的核心引擎；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它们构成国家的软实力。
所以，换成另一种问题的表述，即是——面向新时代，白酒何以为文化消费贡献自己一份融合的力量？并藉此证明自己业已改善的文化自信心和国家软实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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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始终要明晰的是“我们”双脚正处的位置——从1952年第一届评酒会开始算起，中国白酒的产业化历程即将走入它的下个七十年。
回首过去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这个产业的发展，从始至终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突破性飞跃，亦即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
国家力量：
以名酒之名，推动产业的诞生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六百多年间，白酒这个行当一直是极为传统的手工业门类，作为一种依附于农业的农副产品，它很难满足现代经济学对“产业”的定义。
1950年代，丛生于中国乡村的手工业，依靠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重新组织组成合作社，吸引手工匠人们团结起来，采取现代化的生产工具、组织方式，向现代工业迂回前进。
但在白酒行业，手工业却直接跃进了“工业时代”。各地人民政府通过赎买酒坊，直接成立国营酒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生产工艺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组织方式，有计划地增加产量，并通过遍布全国的供销社体系，走进千家万户。
质言之，白酒产业发展的起步，就是中国轻工业大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1952年举办的第一届评酒会，由中国专卖事业公司牵头举办，从第二届评酒会开始，才转由商业部和轻工业部举办。
名酒的产生，是为国家的专营机构能够迅速甄选出产量和品质都可以满足全国酒类流通需要的产物。基于计划经济下的全国供需要求，是名酒发展的基本任务。
新世纪之初，经济学家刘元春评价国有企业的历史作用时曾言：后发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反而可以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成为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从而充当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因而它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先后被评选为国家名酒的十七家企业，以及散落在各地的各级国有酒厂，多数都出色地完成了“效率领军者”“变革破局者”和“风向引领者”的任务。
国有企业通过将自身经营与国家宏观需要紧密结合，努力提升产能和品质，在国家和各省组织的名酒评选上成为全国名酒、全省名酒，拿到技术改造资金，承接国家技术提升的计划，品质和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1980年代极速推进的改革开放，让民生消费品也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在企业改革中涅槃的生产厂家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经营方式、产品设计都开始以市场为导向，主动权落到了企业自身手中。
国有的名酒企业，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头作用。
1979年的全国评酒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检验各酿酒厂文革后恢复生产的状况”。而1984年的全国评酒会，则更明确提出“兼顾检验各酒厂于改革开放中的生产状况、营运水准和改革成效”。
也是以1984年第四次全国评酒会为标志，中国白酒品牌化道路，便在此时提上了日程。“名酒”不再是全国化供销体系采购分销的参考指标，而逐渐成为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品牌资源。“名酒”价值与企业治理绩效之间的连接，成为名酒发展的主旋律。
中流砥柱：企业家精神的崛起
2022年开幕之际，汾酒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和五粮液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和先后届满离任。加上之前卸任的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保芳，“三李”的时代是中国酒业在深度调整后迅速腾飞，并找到全新发展方向的关键节点。
在“三李”载誉荣休的背后，“国有企业家”这个群体，在中国白酒行业发展历程中的担当与责任，成为这个古老行业通向未来的一面旗帜。
1952年前后，各地的名酒厂相继成立的时候，有军队工作经历的供销体系干部纷纷出任各家酒厂首任厂长。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在一切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或经理制”，白酒企业管理正式迈上专业化的快车道。
此后的20年，白酒企业治理的进步经历了一些波折。到1970年代末，各家企业通过“工业学大庆”的企业整顿，走上了转折发展的道路。
到1984年第三次评酒会前夕，各家酒厂企业整顿验收，各省领导部门通过走访科室、接触职工、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报表，系统地对各企业的改革历程进行了评估。而在此届评酒会之后，各省再次明确了企业厂长负责制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到本世纪初，各家酒厂纷纷完成了公司制改革。一众能力卓越的企业家，在领导企业完成市场经济转型、探索行业发展新道路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们如何处理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成为摆在包括白酒在内各行业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从这几十年白酒行业国有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早已成为推动行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在已经完成改制的各家名酒企业发展过程中，“国有时代”留下的“名酒精神”，同样成为企业文化价值的一部分，为新的管理者所继承，同样成为企业在市场上寻求突破的重要依托。
2022年，茅台、汾酒两家龙头国有名酒企业发布了首份ESG报告，详细阐述了这两家名酒龙头企业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取得的实效，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绩效披露，显示了龙头企业在企业治理带动品牌力全方位升维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世纪疫情的空前冲击，让白酒行业过去多年来面临的种种深层危机浮出水面，但也为行业通过危机的化解，找到更为长远的发展之道带来了契机。
在龙头国有企业的带动下，这个行业不同所有制、发展模式的参与者们，通过向内寻求治理改善，向前把握时代脉搏，向远找寻根本性发展道路，为白酒下个七十年更为宏远的航程，探索着方向。
决策未来：面对市场的抉择
2010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企业所有者（股东）、管理者（经理层）、和广大员工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成为现代金融社会学关注的根本性问题之一。龙头企业对这一问题的带动作用，亦成为塑造行业风格气质的重要载体。
如同汤因比对“文明生长”过程的描述，部分具有“神力”的“精英分子”以退隐和复出的方式应对自然或人文的挑战。而普通大众受此启发，模仿并按照精英的意志行事，完成了对一系列挑战的应战。
由此而言，时代对名酒企业的领航者们要求与塑造，也在各个时代形塑了这个行业的精神风貌。
截止2022年第三季度末，十七大名酒品牌，半数以上都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和定力，仍然是这个行业重要的发展动能。
资深酒业人陈斌日前在接受糖酒快讯《第一访谈》栏目专访时曾表示，在他看来，真正难做的并不是民企的领导人，而是国企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在行政系统和市场需求两方面的要求中取得平衡。
前者代表了塑造并引领这个独具中国色彩的行业，对未来行业与社会互动模式的期望；后者代表了一个市场竞争性企业的基本任务：重视市场需要、消费需要、竞争需要。
对行政体系要求的响应，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呼应了正确而有效的行业发展方向。但市场毕竟在社会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市场需求的响应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现有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并不能完全支撑经营者作出正确的平衡，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和个人的专业素养、政治觉悟，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陈斌看来，企业发展前期，战术性手段可能成效明显，但面对接近垄断阶段的高水平竞争，意味着一个成熟可行的决策可能需要五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企业领导层的稳定性，以及他们的战略远见、对时势的把握将变得格外重要。
在国有企业的带动下，多种所有制下的企业领导人们，持续把握着资本市场、消费市场和企业所处的社会社区之间的动态关系，迎接着这个行业七十年来各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
面对未来，我们期盼企业家们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抉择，同样也应期盼他们能获得应得的一切鲜花与掌声。
毕竟前路漫长，我们需要锋利的镰刀斩开丛生的荆棘。
来源 | 糖酒快讯（ID：tjkx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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