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摘星”，几十万跨省上班大军还能坚持多久？
2020年2月，在全国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为了解决“判断员工是否到访过高风险地区”这一难题，工信部指导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在2月13日上线了短信查询漫游地服务，为用户提供免费的行程证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的原型由此诞生。
两年多以来，行程卡帮助人们方便地识别风险人群，但部分地区也以行程卡带星为由增加更严格的管控措施。
2022年6月29日，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取消。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程卡取消星号标记后，人们出行、出游所要遵守的防疫政策将实现真正的全国一个规则、一把尺子，可以有效规避基于行程卡星号标记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现象，从而让人们在防控常态化之下的出行、出游更加便利。”
与此同时，各大旅游平台上酒店、机票的搜索热度立刻出现了明显上涨，大家普遍认为旅游业有望迎来复苏。
和旅游同步复苏的，应该还有跨省上班大军。
疫情下跨省上班的心酸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家住苏州市太仓的B，工作地点在上海闵行，属于跨省通勤大军中的一员。
每天早上7点多，他开车从家里出发，不出意外，会在8点30分之前赶到公司打上班卡，晚上5点半下班，遇上晚高峰，回家用的时间比上班长出半小时左右。
当B出门半小时后，家住苏州市花桥的H踏上了上班之路，H在上海杨浦区上班，每天从家里走路15分钟去花桥地铁站，经过一个多小时，再倒10号线，到达公司通常已经上午10点左右，幸好公司规定上班时间是10点，而且可以弹性，但晚上7点下班，再加会儿班，到家基本已经晚上10点多，只能尽快洗漱睡觉，无暇顾及其他。
今年2月，苏州市突发疫情，2月14日中午，上海地铁11号线花桥段三站（兆丰路站、光明路站、花桥站）停止运营，H规律的通勤之路被打破。
“每天从家里要打车到安亭，还要经过漫长的检查，才能坐地铁，通勤时间至少长1小时”，说出这些话的时候，H刚向同事发送了自己在检测站拍摄的密密麻麻等待检查通过的队伍。
但晚上回家就没那么简单了，H从上海只能坐地铁到安亭站，出站走到兆丰路乘坐昆山花桥的公交车回家，回家经常已经晚上11点多。
如果不坐地铁，打车回家，属于跨省订单，疫情期间滴滴不派单，H只能先定位安亭，上车后再跟司机协商是否可以更改路线送他回花桥。
2022年6月1日，上海在静默2个多月后重启，与此同时，上午九点多，在北京事业单位工作的G在朋友圈发文愤怒吐槽，环京县城香河自始至终没有一例确诊病例，依然封闭，且在评论区贴出了北京和香河两地工作人员对跨省通勤政策的不同回应。
G住在香河，每天跨省到北京西二环上班，但因为河北和北京对跨省通勤政策的不一致，G已经被封在家多日。
B的公司并没有因上海解封立即复工，6月10日才允许员工两点一线到公司上班。而此时，江苏的政策还是到了上海就不能返苏。
B只能拿上自己生活用品，把办公室当作了家。折叠床，一瓶电蚊香液，就是他在办公室住宿的保障，这一住就是近2周。
6月13日，H公司也要求员工去公司上班，H又开始重复2月份的通勤经历，坐公交到地铁站附近，有时单程竟然需要花费4小时。
有多少人坚持跨省上班？
据公开数据显示，北京有近30万人跨省上班，昆山上海跨省通勤恢复两天，就有超9万人申请通勤凭证。
为什么宁愿多花3、4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也要跨省上班？
“房价2万+，房贷1万+，本地工资三四千，上海工资近2万。”B说，“媳妇儿在本地是公务员，收入不错，如果在本地找工作，会被比下去，不甘心”。
B是某企业的高级研究员，硕士学历，行业经验丰富，回到家却只能找到不如上海三分之一月薪的稳定工作。
H早在2016年就在花桥置业，“当时买房，就想有个落脚点，两个楼盘只隔一条马路，单价却相差近一万，就因为一个是江苏的房产证，一个是上海的房产证，我选了江苏的。”
B在上海读完大学，一直希望留在上海，奈何单身的身份，还有高房价，他只能选择离上海最近的花桥定居。
毕业至今7年，他也已经跨省上班了7年。
北京的G已经毕业十多年，虽然早已拿到了北京户口，但事业单位的他，面对高昂的房价，还是优先选择了北京周边的香河。
每天开车不到一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单位，这比很多住在北京的人通勤时间还短。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北京依旧是极端通勤（60分钟以上通勤）人口比重最高的城市，达到27%，同比增加1%。
不到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还能住在自己家，G已经非常满足。
但住在花桥的C选择了结束跨省上班。她在2017年大学毕业就在父母的支持下在花桥安家，上海一直是她最喜欢的城市，不论如何也要留在这里。
但2月份疫情期间，在经历了多次单程通勤近4个小时后，她选择了辞掉在上海的工作，退回花桥。
“太累了，周内根本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C告诉老家的朋友，“一旦有疫情，11号线江苏段就有可能关闭，通勤时间只会被无限拉长，这种不确定感太难受了。”
目前C在花桥一家离家只有20分钟车程的公司上班，再也不为跨省通勤的时间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的疫情所累。
疫情下，跨省上班这种模式正在接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仍在苦苦坚持 ，有人已经选择结束。
行程卡摘星
希望早日实现真正的自由
2022年6月29日，身在南京的L发了一条朋友圈，“昨天到今天，经历了史上最快摘星，见证了历史。”
行程卡摘星，也让花桥的H内心有了更多盼头，如今单程三个多小时的通勤，让他极度期望11号线花桥段三站能早日开放。
“行程卡不带星，不再层层加码，地铁应该很快就开了。”H和上海同事分享着自己的见解，“只需要看中高风险区，如果持续没有疫情，地铁也不会一直停运。”
行程卡带星，到底有多麻烦？
网络上关于行程卡带星出行会不会被目的地隔离的问题比比皆是，但答案基本都建议查看当地具体防疫政策。
换言之，有些地方看到行程卡带星，可能会被要求隔离。
虽然行程卡带星仅代表近14天内去过的城市，出现了中风险区或者高风险区，并不表示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但是部分地区在执行时会根据当地实际况状有所不同，形成了过度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的现象。给大家出行增加了更多束缚和不确定性。
即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明确表示，防疫政策不得“层层加码”，此类现象依然无法杜绝。
“只要行程卡带星，回老家就要被隔离。”3月份就要回家的L，因为上海疫情及其关联，在6上旬才回到了西部某市的老家。
行程卡摘星，是否就意味着大家自由了？无数微博网友用评论表示不可能。
根据6月28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将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进行衔接对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
这意味着，在行程卡摘“星”之后，中高风险区居民出行，仍需遵循全国统一的防控要求和出行限制。离完全的自由流动，还有不小的距离。
疫情催生了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我们从不反对国家的防疫政策，但我们不认可以抗疫为名的形式主义管控，在不考虑实际状况，怕担责，造成的互相推诿扯皮里，我们虔诚地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让每个人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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