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如何化解疫情防控中的七个道德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相持阶段。很多专家已在评估疫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我认为，如何看待疫情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建设的影响，也许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疫情对道德生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我们把疫情对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可能的消极影响称为道德风险。我们认为，疫情防控需要化解七大道德风险。

一

“举国体制”大考，谁来应考？

作家方方在正月十七的日记与大家分享了她的心情，她写到，局势的好转，在于举国之力，前来相助。毫无疑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展现了在疫情防控中的“硬核力量”。但冷静思考，事情本可以到不了这一步，如果“吹哨人”制度得到有力的实施，如果“人传人”的信息发布得更早一些，如果武汉封城来的更早一些……又何须这样的一场考试？如果把疫情防控看做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考试，也许没有这场考试，才是最好的答案。

但这场考试终究还是来了，问题是，我们写上举国体制，就是正确答案吗？当然不是，因为举国体制必须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上重新定位。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恰恰在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疫情防控也好，道德建设也好国家治理也好，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一个有机的复杂工程，既不能仅靠国家政府的管理，也不能只靠公民个体的自律，还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治。在疫情防控的危机时刻，举国体制体现了其巨大的优越性，但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国家大包大揽的传统意义上的举国机制。

在新的举国体制里，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社会组织，都应作为治理的主体发生独特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考试是对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综合考试。我们有这个资格进入考场，但也有这个责任把考题答好。由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同时作为这场考试的考生，我们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有正义感和仁爱心的负责任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沟通国家和个人、协调不同社会组织、约束组织成员、实现各自领域内的目标和功能的负责任的组织？政府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们是盯着上级，还是盯着百姓？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考试还没结束，答错了还有改的机会，但最后的成绩要等着人民群众的评判。

二

回不了家的“肖师傅”们，怎么办？

看过一个视频，湖北的肖师傅，跑运输为生，因为疫情，回不了家，在高速路上被困近20天，累了困了，就不停的用手打自己的脸，最后50岁的汉子哭着说，自己太累了。这个视频看了让人心酸。肖师傅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老人，可能是打工仔，也可能就是“武汉人”，甚至也包括那些在疫情中频临破产的企业主。疫情当前，这些人一下子就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和救济，他们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就会陷入生活的贫困之中，或者产生破罐子破摔的自弃心理，或者对社会产生报复心态，或者通过代际传递使弱势地位固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分裂和冲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

要预防这样的风险，第一要靠政府的政策。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原则有两个，一是要尊重，不能有歧视和排斥；二是要关怀，危难时刻送温暖。浙江省政府决定，提供4万张床位，给返工人员隔离使用，并承诺只要返工，吃住费用由政府承担。这个决定就体现了这两个原则。第二要靠企业要尽责。其实，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因此，政府要考虑到企业的困难，在政策上扶持企业。譬如，《浙江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17条政策》。同时，企业也要关怀自己的员工，同舟共济，度过难关，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第三要靠社会慈善。疫情来临，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

三

如何摆脱生活的无意义感？

不能出门的日子，无法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体会到了难以自主的无力感；没有朋友聚会吹牛的日子，更多地是在刷朋友圈，但圈里的“朋友”更多地是熟悉的陌生人，各种话题争论不休，令人心烦，无关痛痒的闲聊，又倍觉无聊；小孩作业、一日三餐，这些个鸡零狗碎，带来的只有挫败感，而非成就感。生活的无意义感由此滋生，更有甚者，犬儒主义的心态和虚无主义的情绪也会伴随而来，这些因素，自然会带来精神上的消极影响。如何摆脱这些消极的情绪呢？有心理学家提议，不妨走一条比心理学更彻底的道路，就是从当前疫情下的焦虑情绪开始，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在焦虑什么？”“关于死亡，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如果还有机会，我想要在无意义中创造怎样的人生意义？” “等疫情过去，过怎样的人生才会满意？”确实，疫情把我们每个人都到了生命有限性的面前，不得不追问这些问题。反思和回答这些问题，是否能摆脱存在的焦虑，因人而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方式太哲学，但哲学是具有治疗功能的。当然，也有更形而下的建议：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适合的运动，节制的饮食，良好的习惯，深度的阅读，必要的担当，统而言之，在这种境遇下，自立、自强、自尊恐怕是自己最后的道德武器了。

四

要塑造什么样的英雄？

  网络世界给了我们两个“李文亮”。一个是英雄，名之曰 “吹哨者”、“抱薪者”、“英雄”等；另一个是好人，一个芸芸众生中的与人为善的普通人。这两个形象是有区别的。前者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包含着某些诉求；后者来自于生活，更具有民间的烟火味；前者的产生、维护和传播，要借助于正式的机制，后者则主要诉诸于社会的承认和百姓的口碑；前者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杆，具有宣传灌输和供人效仿的意义，后者则是平凡而乐于奉献的普通市民，带给人的是生活中的感动。哪个才是李文亮的真实形象呢？显然是后者，即一个真诚、热情和友善的普通人。贴在他身上的那些标签，其实不是给李文亮的，而是标签者自己立场和态度的表达，把李文亮塑造为英雄，则显然包含了明显的诉求。我们必须撕掉贴在李文亮身上的标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文亮。

 我们同时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塑造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抗疫英雄。我以为，这个抗疫英雄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但在现代社会里，最好是那些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且对公众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道德示范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非党员干部莫属。这是因为，党员干部就是这个社会的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是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倡导者和代表者，是被入党誓词和道德纪律所严格约束的一批人，其一言一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某些党员干部不能满足这种期待。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身体力行，要有更强有力的措施扭转这一局面。下面两个做法就值得点赞：一是北京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全部是各大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带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二是武汉对党校校舍的征用。武汉市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决定征用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兴华楼作为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点。《新华每日电讯》由此发表了题为《湖北省委党校学员楼转为隔离点，期待更多培训场所跟进》的评论。这时候党校宿舍，作为群体示范的道德载体，使人们触摸到这个优秀群体的道德力量。

五

化解社会怨恨，要靠什么？

疫情中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令世人心碎，也令舆情汹涌，其间涌动着愤怒的潜流。愤怒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总是指向某种“不公”。既指向他人遭受的不公对待，如武汉人被歧视；也指向自己遭到的不公，因为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而遭受着本不该遭受的苦痛；还指向社会上那些有违天地良心的人和事。这些愤怒可以理解，也应该承受，更要慎重对待，否则，它就可能集聚和转化为一种普遍性和弥散性的社会怨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病毒”，侵蚀和毒害社会的肌体。正因为愤怒表达了一种道德情感，它就不只是一种利益的计算，也不单单是心理情绪的宣泄，人们怼天怼地怼空气，挣的不过是一口气。因此，别想着能用钱就能摆平它，别想着光靠心理疏导就能平息它。我们需要全方位的努力。一是要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譬如 “吹哨人”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二是政府要及时表态和行动。国家监察委迅速介入调查就是一种重要姿态，而根据调查结果，政府要给出明白的说法，该道歉就得道歉。三是宽容。宽容是怨恨的溶解剂。既包括政府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老百姓发牢骚的权利；同时，社会也要有更大的宽容。譬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要理解和宽容被感染的人或疑似的人，理解和宽容各种严格的防控措施，甚至也应该理解和尊重那些采取限制入境的国家。当然，宽容拥有一个不宽容的内核，那就是不能宽容一切带有歧视和排斥的行为和措施。

六

如何才能做到齐心协力？

在疫情防控中，在提倡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同时，也需要特别警惕那些影响社会团结的因素。

一是价值观冲突。当下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尤其需要同心协力。“同心”即是道德共识。道德共识是社会的道德粘合剂，是集体行动的前提，只有同心才能协力。但正像我们体会到的，生活中熟悉的朋友，可能就是道德上的陌生人。无论是是否吃野生动物，还是如何看待中医，或者如何评价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几乎每个问题都有严重的分歧，正反双方都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对方。有人说，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所有的意见并无对错高低之分，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要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问题是，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意见，没有对错高低之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现实中的道德恶行都会得到辩护。由此，坚持和宣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任重而道远。二是集体利己主义。个人利己主义是错的，就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要达到目的，大多也不敢声称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但集体利己主义者则相反，由于它要维护的一群人的利益，所以，调门也就高的很。我们看看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硬核防控措施、雷人标语以及村长激昂的播音就能体会到这一点。近日，一张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截胡重庆口罩一事更是引发网友关注。利己主义对社会团结的破坏力极大，因为它撕裂的是连接人和人的那根共同利益的纽带，集体的利己主义也是一种利己主义，只不过它破坏的是更大的共同利益而已。疫情防控就是当下最大的共同利益，它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还是全国的，甚至是全球的，因此，必须要检讨集体利己主义的错误思想，杜绝集体利己主义的各种做法。三是社会冷漠。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社会。共同生活中不能相互关心，彼此帮助，就不会有共同体的存在。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人们变得更加脆弱和孤独，也更需要温暖。但疫情防控中对疫区人的歧视和排斥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人寒心。冷漠对社会团结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力，而医治冷漠的只能是友爱。友爱的对象是开放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友爱的性质是平等的，没有施舍，也不是怜爱；友爱是力量在于助人，是一只伸向落难者的温暖的手，也只有这只手，才能安抚被冷漠伤透了的心。

七

国际键盘侠破坏了什么？

近日，内蒙古一网红在快手上发布视频，造谣新型冠状病毒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战争，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疫情发展至今，由于疫情成为全球所共同面临的风险，国际因素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其中中美关系更引入关注。如果你留意，总会发现，有二拨人总在怼，一拨人是美粉，容不得别人说美国半个不字。一拨人是美黑，信奉美帝完我之心不死的信条，无论美国说啥做啥，都是在明里暗里使绊子。这两拨人都很情绪化，任其发展都会有害于国家利益，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冲突。

在大规模的流行瘟疫面前，没人能够幸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都同在一条船上，谁也不能独自逃生，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渡过难关。但要全球所有不同国家、地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联合起来的集体行动又何其难哉！这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决策，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反思、批判和启蒙，也需要要每个公民有一种为了全球而负责任地生活的观念。

图片来源于新华网等责任编辑：刘武阳  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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