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专栏丨“双创”，深圳“优”在公共服务

2016-08-30 陈宪三思派

撰文丨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思派特约专家）

在市场活动中，政府的支持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或利益的困扰造成不公平。所以，政府用于直接支持“双创”的资源，不如投入营造市场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

一如前述，一个城市能够成为创业创新的聚集地，一定是多个条件共同促成的结果。当我们在讲述这些条件时，难免挂一漏万。然而，有些条件可以漏，有些则是漏不得的，如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就是地方政府如何为“双创”提供公共服务？尤其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下，地方政府都将创业创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实际效果则大相径庭，其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同的做事方式，或者说它们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

我在参加2017年交大提前批MBA面试时，给几位考生做过一个选择题：在深圳的创业环境中，请按重要性对下列因素排序：1.风险投资发达；2.商务成本较低；3.政府支持较多；4.政府管制较少。2/3以上的考生将“政府管制较少”放在第一。尽管这道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个结果符合我的预期。为了做出更好的“双创”业绩，各级地方政府都制定并实施了大量支持政策。其实，结果告诉我们，管制少优于支持多。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双创”本来就是民间的、市场的活动，不给予管制就是最好的支持。进一步地说，在市场活动中，政府的支持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或利益的困扰造成不公平。所以，政府用于直接支持“双创”的资源，不如投入营造市场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

对于“双创”和其他经济活动，深圳市政府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宏观积极、微观不干预。所谓宏观积极，就是将管制减到最少，尽可能给予公平有效的公共服务；微观不干预就是不过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一些在深圳干了多年企业的人士告诉我，这么多年，工商、税务部门从未到企业来过。所以，在深圳，很多企业家想得最多的是怎么对接市场、进行研发，而不是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那么，深圳市政府提供了哪些公平有效的公共服务呢？对于“双创”而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法治环境。

经验表明，一个城市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法制化程度亦同步越高。与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互动的良好法治环境，是深圳创新发展的秘诀之一。“特区立法权是深圳发展最大的优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如是说。从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从1992年被赋予经济特区立法权后，深圳共推出126部法律，基本涵盖经济社会管理各方面。一次，笔者坐网约租车，司机要求坐在后排的我也系好安全带，我和他聊起了深圳的法治环境。他拿深圳和他的家乡做了一个对比，说道，在深圳你只要遵纪守法，就活得自如、潇洒；一旦有违法行为，比如开出租车或网约租车，自己或乘客没有系好安全带，就有警察找上来了。这就说出了法治给人们以预期的道理。这样的法治环境对于创业者来说，成本是最低的。

其二，平台服务。

深圳湾创业广场就是一个由深圳市最大的地方国有企业“深创投”投资建设的“双创”平台。深圳市政府还大规模布局创新载体，着力增加创新平台供给。围绕“双创”需求，主动布局，超常规发展创新载体，累计建成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283家，覆盖了产业创新发展主要领域；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正积极规划建设未来网络实验室、超材料工业技术、下一代高速大容量光传输技术、高通量基因测序及组学技术等国家级创新载体。创新载体成为强化原始创新、实现重点跨越、突破产业升级“瓶颈”、加速转换产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支撑，极大地提升了核心技术竞争力，目前已结出累累硕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发现的中微子“第三种震荡”入选《科学》杂志2012年度十大科学发现。

其三，规划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提早谋划布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样给深圳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型和改革。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高水平规划、高起点布局新兴产业。2009年，在全国率先规划布局了生物、新能源和互联网产业；2011年以后陆续出台了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等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为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2013年起又先后布局了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军工以及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五大未来产业。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政策体系，从资金、技术、空间、人才、国际合作全方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深圳的经验表明，规划布局的前瞻性和企业家的试错可以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因为，科学的规划及相关政策出自战略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的科学预见，将为企业家的试错提供充分的信息，创业者、企业家再结合他们对市场的判断作出决策，就能够提高其准确性和成功率。

我和一位在杭州、上海念过书的，以后一直在深圳工作、创业的企业创始人，聊起中国内地的地方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差别时，请他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他脱口说道，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是“尽量做”，深圳的地方政府是“尽量不做”。尽管对这样一个信息量很大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是很困难的，但他的这句话有几分形象、几分深刻。在那些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地方，地方政府长期形成的观念和行事方式，就是如果我不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不转了。在那些民营经济比重较高的地方，地方政府在微观层面本来就没有多少作为空间，如果他们观念领先，改革到位，当然就会尽量不做。深圳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2015年达到42.8%；在全国民间投资疲弱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深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77.7%，（这可能有短期的特殊因素影响）占比在今年第一季度达到74.8%。“天时地利人和”，使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机，产业发展之先机，创业创新之先机，各种有利因素在这个时空汇集，深圳市政府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府，“运气”太好，进而因势利导，使得深圳近年来确实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势头，出现了我在这一组文章中描述的“深圳现象”，准确地说，是“双创”的“深圳现象”。

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出现较大的贬值波动，深圳今年的经济总量就将同时超过香港和广州。根据现在深圳的年均增长比北京、上海高两个百分点的趋势推算，它将在5-1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当然，如果用人均GDP、单位平方公里创造的GDP，特别是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2年位居内地大中城市之首，23项中国专利金奖、14项国家科技大奖、5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等指标和数据，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显示、基因测序、超导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等部分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等事实，深圳在几年前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我们期待，“双创”的“深圳现象”绽放出更加丰硕的发展成果，助力深圳成为中国的“创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