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侯成亚：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

2018-02-08 侯成亚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侯成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在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吴玉章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四川校友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原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它正式成立于1950年，校长是“四朝元老”（从满清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由毛泽东亲自任命。当时的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出席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和庆祝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据称，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立的第一所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大学，其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输送干部（包括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上个世纪50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

1960年代，人民大学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亦有极少数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但其本人必须表现良好，成绩优异，且一般都是共青团员。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也因此人大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如“五大学生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甚至连毛泽东也知道人民大学有个人大三红。他于1968年7月28日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还专门谈到了人大三红。

当时北大、人大等高校出现了反公安部长谢富治事件，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说：“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他怎么是反革命呢”（赵贵林是人大三红对立面组织的头头。毛泽东没有料想到，文革后，赵贵林还真的成了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

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此事至今在众多的研究文革史的著述中尚无一人提及）。

1966年8月8日，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说，把大家召集来，是要商量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

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人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已落后于北大、清华及一些中学，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那么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呢？发起人提出以当年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为榜样，叫“中国青年近卫军”，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名称。我则认为，现在苏联已经变修，我们用它的名称，容易引起误解。现在人家中学的造反组织都叫“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已经打响了，我们就跟着他们叫红卫兵算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学红卫兵都是一些瞎胡闹的毛孩子，我们是大学生，不应和他们混同起来。但经过讨论，再三斟酌，大家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会上起草了人大红卫兵章程和成立宣言，规定了组织纪律，协商成立了组织机构：其核心领导机构取“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之意，叫勤务组；勤务组设政委一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各一人，下设政治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和办公室，各组组长由勤务组成员兼任。

人大红卫兵的发起人和骨干成员，都是一些高干子弟。而我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是如何混迹其中的呢？这是因为，人大的高干子弟比较脱离群众（其表现是他们在同学、老师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优越感，他们一般都有平民百姓子弟所没有的手表、自行车、黑白照相机，比较会玩，有的学习也不太认真、刻苦。当然，这些情况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却是不大不小的问题）。而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如何能带领大家一起闹革命呢？所以为了让大家觉得他们并不是纯碎的高干子弟组织，就有意地吸收了少量非高干子弟的学生，以扩大群众基础。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我因为在文革前就已是“知名人士”，于是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代表被安排进了勤务组，被分工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搞内务、后勤。另一进勤务组的工人子弟代表叫蔡XX，后来在一次行动中私自拿了人家的东西，被开除出了人大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刚成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校内已在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为首的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简称“校革筹”），负责具体领导人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什么人还要另搞一个组织，那就是非法的活动，它不但不会被承认，而且还要遭到打压和取缔。所以人大红卫兵的串联、成立等活动只能在“地下”秘密进行。但是，这种秘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很快就使它浮出水面，并被推向了风头浪尖。

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的主要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

保郭派还到郭影秋带队搞四清的北京郊区农村，动员了700名贫下中农冲到人民大学，保护郭影秋，声言谁反对郭书记谁就是反革命，就打死谁（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人静之时贴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要夺“校革筹”的权，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在此之前，陶铸曾于8月2日和8月12日两次到人大参加全校师生辩论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陪同邓小平，第二次是以他为主），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人大文革的情况，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他还特意还要人大红卫兵回去像中学红卫兵那样，把红袖章带起来。

更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

具体情况是，8月17日人大红卫兵受到陶铸接见后，感到受宠若惊、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当天夜里，人大“校革筹”即接到北京市新市委的紧急通知，要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各派5名代表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校革筹不敢违命，连夜设法联系到了人大红卫兵，并让他们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一起乘一辆卡车按时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事人回忆：在天安门广场负责接待的解放军战士先是把10名人民大学代表安排在观礼台上。但不多一会儿，他们又找到我们，要我们跟他们走。他们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只是懵里懵懂地跟着他们走。当大家经过天安门城楼下的通道，登上层层台阶，在楼梯口上猛然迎头看见站在那里并鼓掌欢迎我们的周总理的时候，才感到像腾云驾雾一样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那里还有其他一百多人的北京市及外地来的学生、群众代表。先是周总理帮大家排好队形，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是听大会讲话、发言。到会议快要结束时，大家感到虽然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很遗憾。于是大家就齐声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一会儿，毛主席就在周总理、林彪、江青等陪同下，走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大家已顾不上秩序，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蜂拥而上争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急得周总理不断大声呼喊，“请大家不要乱，不要挤着毛主席！”毛主席则慈祥地与每个人都握了手。

最后在周总理的指挥、安排下，大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像（其照片第二天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在这个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大家真的是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下天安门城楼，回首向上望去，看见刘少奇主席仍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抽着雪茄。我们几个人大红卫兵不由自主地站成一排，向着城楼上的刘少奇主席举手宣誓：刘主席，我们人大红卫兵向您保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突来的变故，一下子把校革筹和保郭派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虽然难以理解，但也再不敢公然刁难、围攻人大红卫兵了。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秘密转为公开、由不合法变成了合法。但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你们不是叫红卫兵吗？那好办，我们也可以搞个红卫兵。

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经过紧张策划、筹备，很快地，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就于8月21日被打造出来了，其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而且从那以后，北京及全国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人大红卫兵既然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认可、支持，成了合法组织，因此，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念一致的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但是，按照红卫兵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的规定，人大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而且不得有半点这样那样的毛病。

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难，因为学生中有的人早已是党员，但却参加不了红卫兵。这样，一大批包括中农出身、甚至是中共党员的学生就被挡在了红卫兵的门外。

对此，许多人就提出了批评，说人大红卫兵实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并在红卫兵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认为大家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种脱离大多数学生群众状况如不改变，人大红卫兵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人大红卫兵勤务组不得不进行改组。先是撤换了政委（其父是解放军中将，在军内担任要职，恰在这个时候传说“出了问题”），接任的是政治经济系一个在班上任支部书记的61级学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干部子弟，只是其父级别不高（好像是个县委书记）。

接着，中央有精神，高干子弟一律退出群众组织的核心机构。于是，原红卫兵大队长亦辞职，由财贸系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63级学生接任，勤务组其他人员及下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

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的批斗会

我因是人大红卫兵“元老”，又是平民子弟，被留在了新的勤务组，具体分工主要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兼管办公室。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以下几项：一是深入基层，宣传、解释人大红卫兵的观点，争取群众支持，扩大红卫兵的组织；二是管理红卫兵内部，执行纪律，对犯了错误、违反纪律的红卫兵予以处分；三是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名、任免除一、二、三把手之外的红卫兵各级负责人，调配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四是调解红卫兵内部的矛盾、纠纷；五是设法到对方组织中“策反”、“挖墙角”、拉队伍，分化瓦解对方组织。此外，有关斗、批、改的各项事宜，基本上不予过问。

改组后的勤务组规定，凡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思想政治、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无大问题者，经个人申请、基层组织（小队、中队）讨论批准，皆可加入人大红卫兵。此后，由于人大学生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少数（每班约一两个），所以人大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最后达到在校学生的70%左右）。

那么，怎么又闹出个人大三红呢？

原来，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其中重要的有：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此外还有“十一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等，皆由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组成，但他们人数很少（200人左右）。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

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男装女织”（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织毛衣）的“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突然间，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到头来还是要夺权的，并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

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贵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

这时，人大红卫兵一派才恍然大悟，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乃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经多方反复沟通、协商，人大红卫军和共产主义红卫兵集体加入人大红卫兵（十一红卫兵的头头因遭人大红卫兵冷遇，愤而率众加入了新人大公社）。

为了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但为使东方红成员不感到低人一等，对外则统称人大东方红公社。

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

起初对方（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3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麻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有时又讥称为“陶小三”，因为他们认为人大三红是陶铸扶持起来的，是保陶的）。对方的大喇叭一响，声震八方。

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这样一来，人大东方红公社尚未打响，而人大三红却被对方叫出了名。怎么办？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索性依歪就斜，今后我们就叫人大三红吧！谁知在这以后人大三红还真的“红”起来了。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人大红卫兵勤务组决定再次进行调整：成立“三红总部”，改勤务组为“核心组”，并增设了相应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政治组、组织组、宣传组、外联组、办公室之外，又新设立了干部组（负责做争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保卫组、后勤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人大三红》和《斗批改》杂志编辑部等。核心组和下设机构皆吸收有部分教师、干部参加。而我则再次以“元老”的身份留在了核心组，并仍分管组织工作。

这就是人大三红的由来，亦即由人大红卫兵演变为人大三红的简要过程。

原载《百姓秋叶》(第3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人民大学文革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