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制度下包裹着的“N号房”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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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韩国的“N号房”事件令人乍舌，万万想不到，人性的下限竟然可如此！

“N号房”事件指的是，在韩国发生的利用软件Telegram直播性侵女性淫秽色情视频并大规模传播以获取高额经济收益的案件。主犯通过高薪诈骗和黑客技术获得受害者的隐私信息，并以此作为要挟，胁迫其参与性侵视频的拍摄，利用即时通信软件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的功能，在群组中发送照片、影片，并以色情网站大范围信息扩散和社交裂变寻找潜在受众，最终以观看者向主犯支付比特币来获取收益。

截止2020年3月20日的公开信息，该案件受害者达74人，其中16人是未成年，最小的受害者年仅11岁；围观者超过26w，相当于韩国男性人数的1/100；作案时间从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长达16个月；目前警方拘捕参与犯罪共犯13人，其中4人年龄在24-25岁；在telegram开设房间编号1-8，每个房间有3-4名被称为“奴隶”的女性；进入房间之前需进入入口房间，通过共享色情图片、视频以及付费才可进入编号房间，在一个衍生房间中，淫秽色情信息就超过3000条，一般一天内有1.5w条上传；进入n号房间的人不仅需要共享淫秽色情视频，还需要缴纳150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675元）；主犯公开称一天可以“制造”两个奴隶，主要以高额兼职为诱饵引诱未成年人；在记者潜伏房间期间，每天访问30个房间左右，每个房间都有数千名男性加入，人数最多超过2.5万人。

数字冰冷，但每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现实生活中鲜活的人，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他们中的某一位很可能会和你擦肩而过。细思极恐，胆战心惊。

令人心寒和难以理解的是，如此庞大的受众群体对色情犯罪进行围观，只有两名20多岁的大学生执着6个月不断搜集证据，并进行调查。其他的26w人呢？他们除了付费观看，就是无动于衷。这些人非人吗？视频中内容可是赤裸裸的犯罪啊！那些女孩不是机器人布偶，而是真实的和视频外的他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家人有朋友，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同类、同族。在我们光是隔着文字都能被震慑到头皮发麻的时候，他们怎能“亲眼目睹“又无动于衷？

在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男女社会地位、权力关系不平、物化和凝视，也不仅是人性黑暗面下的个体行为，在令人震惊的大规模受众围观、纵容并且不知悔改中，或许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想想，其背后的原因。

1

技术组织包裹下的金钱观

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背景下，经济制度和国家共同体几乎为每个人制定了生存的游戏规则。我们靠什么生活呢？过去可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现在“有钱能使鬼推磨”，“一钱难倒英雄汉”，话糙理不糙。也就是说，在主流标准下，一切评价标准最终都可以金钱为指标，一切的目的都有金钱的参与。当金钱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第一动力，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其他的考量如道德合理性、社会影响力统统会被排在优先级之后。

2016年G20峰会指出，世界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已达0.7左右，超过公认的0.6“危险线”；截止2016年，全球八大富豪所占有的财富总值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36亿最贫穷人口的总财产相当。贫富差距的扩大让穷人和富人的想象力因为其财产总额都受到限制，穷人被富人的纸醉金迷震惊，富人为穷人的节衣缩食不惑。疫情期间当我们宅在家中感觉无聊没劲的时候，殊不知有多少贫困线以下的人即便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也要出门赚钱，对他们来说，没钱比感染更可怕。

经韩国CBS电视台采访，在“N号房”事件中，臭名昭著的“赵博士”抓住有些女孩的这种心理，以兼职做为诱饵，获取女性个人信息，逐步向“上钩”的女性提出过分要求，直到对方察觉出不对劲，就用所获取到的个人信息能查询到的社交媒体等网络资料和前期的不雅视频、照片进行要挟，威胁说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执行，就把这些内容向其亲朋好友公布。受害的女性有的是经济困难难以维系，有的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他们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个人信息会有被恶劣的使用威胁，自我保护意识低下。

对“赵博士”的编号房间来说，抛开他本人的变态心理，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让变态行径发展的信息内容有了有了市场，技术发展的进步为该市场的扩大和获利提供支持。2019年，韩国政府为了根除传播非法影像的网络硬盘而加大了力度,相关平台被接连封禁，但犯罪份子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换了战场，转向没有身份暴露危险的最佳安保系统Telegram，交易使用的也是在监管范畴之外的虚拟货币。“N号房”直播间好像是现代工厂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被“绑架”的女性，最终的产品是视频。女性被物化，社会保护机制丧失。

2

“行为中介”消解共情能力

色情产业即便存在需求，但直播犯罪如此恶劣的行为何以成了一种“需求”？

从“N号房”的观看途径来看，这是一个极具组织的流程模式。潜在受众首先是某些色情网站的受众，在浏览色情网站时发现房间链接并进入，主犯管理成员在相应房间中要求受众交会费，即受众自己手上库存的色情图片、视频，以此为门票进入下一等级房间。到了一定的房间等级后，可以再选择进入更高等级的房间，这时票价就以实打实的货币来计算了。整个过程就像打怪升级的游戏，对于这些交会费进房间看视频的人，在他们的眼中，不管视频、直播中出现什么类型的画面内容，这仅仅是作为观众的他们的一种消费，是一种观影体验。屏幕这头的他们所做的行为和浏览色情网站的行为无二，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屏幕的那一头不是色情产业下的内容生产，而是正在实施的不可饶恕犯罪。这一次他们不是观众，是远程拿着狙击步枪的狙击手，子弹没有打在受害者的身上，但给罪犯以武力武装，也消灭了受害者被解救的可能。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写道，战争的精神实质是一个距离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远距离的射击，你根本不会出现道德和责任的谴责，这是通过对受害者本身的心理盲视而达到的。在行动发出的时候，受害者所遭受的残忍后果不会直接被行动者所看到，那么对于他者的道德同情在第一步——共情，就已丧失。

虽然是“远距离地”无辜的行为——如扣动扳机、按下按钮、敲击计算机键盘——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概念，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无人机把炸弹投向小岛、导弹飞向目的地、网络暴力，进而造成远距离同类的丧生。

在行动和结果发生之间，距离和时间的间隔让行为发出者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缺少同理的感知，他看不到被言语攻击的另一块屏幕背后的抑郁和痛苦，看不到子弹射中后的血肉模糊，看不到广岛千万人流离失所的惨状。

约翰·拉赫斯在之前也提出过「行为的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的概念，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身体和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

3

道德和社会失范

鲍曼是这样定义人类道德的，“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如庄子说，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勿害”。人性本身以自己的生存和需求为第一要义，正如动物的求生本能和欲望本能。而忠诚、责任、善良、仁义等道德要求和准则，是后天习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塑造。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人之初，性本善。”真善美和仁义礼智信是人天生就有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但如果不去培养和挖掘，这些“善”就不显现出来了吗？按照这样的逻辑，“善”的有无，还是以后天培养与否来决定。

既然和后天习得有关，道德的标准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区环境、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抛开个体化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道德也不是一尘不变，不同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类社会对于道德的标准有着不同的界定，同时道德要求和界限的规范和变化也是在社会进程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逐渐被确立和认可。正如法律的制定总比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速度要慢一步一样，道德的标准制定也可能滞后，人们对道德标准的认可也需要时间来接受。

比如早期的互联网大多打着违规的擦边球开始扩张，部分软件会对用户电脑内置信息扫描，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可能会涉及侵犯隐私的问题；BBS、论坛上人肉和网络暴力的行为也不是不存在，大家都觉得突然有了针砭时弊的渠道，是在声张正义；快播大家都知道，小电影也有不少人看过。

在这些问题上，作为受众和使用者的大多数，在当时看来，仅仅是在行使媒介使用权，身体不在场，即便造成实际伤害，也没有直接的关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多是数量的累积导致雪崩，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但是每一片雪花都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仍是需要抵制和处理的行为，但是却没有合理的可依托的解释来定罪，这就是「失范」。

作者：爱德华·蒙克（Edward Munch）

“社会组织（的变化）对支配前社会或者反社会个体行为的非人性驱力进行了人性化和理性化，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

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雪花仍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但网络环境的要求从道德到法律，在逐步发生改变。没有用户隐私条款的app是侵权，人肉搜索是违法，上网骂人是键盘侠。再一次进入互联网赛道的创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会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要义，GDPR会限制他的技术使用；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言论时也会有所注意，“社交媒体言语表达”纪律委员也会时时刻刻注意着ta。所以，是否作恶取决于作恶后的惩罚程度是否能承受，是否围观作恶取决同样取决于对围观的惩罚。

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短时间内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样貌，但我们的道德要求还是来自于启蒙前的信仰，对于规范信息化的法律不断制定、修改，却也难逃钻空子的行为。当媒介发展的延伸超过人类可承受、控制的内爆时，当“延伸使我们麻木”时，当社会性的保障会被个体的恶冲破时，我们将如何保护自己？

参考文献：

何宗思：自私是道德之本

隐私保护队“N号房”受害者讲述经历，多以高薪兼职为诱饵

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丹·席勒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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