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兼职兼薪，四味杂陈
我国很多行政规定都不够细化，其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政策保护起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兼职”成为了很多高校教师在一起时时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教师群体中，“兼职”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毕竟为人师者，兼职挣钱似乎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之前国家相关政策对此并不支持。而最近这一话题之所以升温，原因便是相关政策的“风向”变了。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当老师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名正言顺地兼职挣钱了，这对高校与高校教师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喜：打开一扇“旋转门”
让时间回到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强调，政府对科研的管理有时候像对小学生一样，严重束缚了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手脚，影响了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他同时表示，要打开科研人员创业创新及其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流动的“旋转门”。
有学者表示，此次两办允许高校教师兼职兼薪政策的颁布，正是对李克强总理讲话精神的一种落实。而这样一扇“旋转门”的打开，也的确赢得了高校教师的普遍叫好之声。
就在两办发布《意见》后不久，国内某媒体曾就此展开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约六成受调查者对“兼职兼薪”表示了支持，认为这一政策能够激励教师更加高效地工作。
“对教师而言，兼职取酬是利好消息，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激发教师积极性，通过更多的劳动报酬，提升收入水平，实现知识的价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的这番话代表了很多高校教师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扇“旋转门”刚刚被打开，但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现象其实早已有之，而且数量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将其称为一种“公开的秘密”。
何平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位老师。他也收到过一些企业的邀请，请他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但考虑到自己的专业与企业实际还有些差距，何平并没有接受。但据他所知，自己周围的同事中，其实不乏受邀担任独立董事的，而这其实就是一种兼职行为。
“高校教师中这种行为其实很普遍，而且对于管理学科的教师而言，在适度范围内去做一些兼职，其实也是有助于教学和科研的。”何平说。
正因为如此，在采访中，国内某高校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松表示，《意见》的实施，其象征意义和导向性意义其实大于实际意义。“这项政策更多地代表了国家希望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的意思。这个初衷是好的，毕竟在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源没有被释放出来，这一政策可以促进这些资源与产业的对接。不过，高校其实早就在做这件事了。”他说。
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意见》的实施毕竟代表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这对于我们的高校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忧：影响教学怎么办
在上文提到的调查中，除了六成表示赞同的受调查者之外，其余的人所担心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高校教师将精力放在兼职上时，是否会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本职工作。事实上，这也是自《意见》颁布以来，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此，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程松便坦言，教学其实是一个良心活儿，同样时间内，不同态度的老师其教学效果差异非常大，而政策的变动并不会很直接地影响教学。“比如我个人的社会事务就很多，但我依然还会每天挤出时间备课，这其实是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的问题。”程松说，教学是没有办法通过法律和规定来束缚的，即使没有《意见》的颁布，那些想兼职的人早就已经在做了。所以看到通知时，他“心里很平静”。
然而，更多的人并不能做到如程松这般内心平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的话很具代表性：“这项政策短期内将会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教师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转化和外部兼职之中，不可能不对其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造成影响。要防止‘科研第一、资本第一、产权第一、股权第一’等思想扭曲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使命。”
那么，该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
在来清华任教之前，何平曾在国外留学并在国外高校任教。据他观察，在美国高校其实也存在教师兼职现象，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创业开办公司。至于如何规避兼职对教学和科研的风险，美国高校存在一种“软性”约束。
“年轻教师在拿到长聘之前，是不可能有时间做兼职的。”何平介绍说，在拿到长聘之后，大部分教师会继续专注于教学和科研。而对于一些兼职较多甚至创业的教师，大家会形成一种“不再做学术”的口碑，其学术话语权会大大削弱。
在何平看来，高校中的一部分能力强、有余力的教师的确可以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如果鼓励所有教师都去兼职、挣外快，导向就错了。“我们应该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定的自我约束机制。”
当然，形成这样的自我约束机制是需要时间的。在短期内，更多的人还是希望政府出台相关的监督政策。而就在《意见》颁布后不久，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正在考虑允许高校教师兼职兼薪具体办法。但这些具体办法中是否会有相关的监督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
惑：谁知道还会不会变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曾试图寻找一位有兼职经历的教师。但让人有些失望的是，几乎所有有此经历的教师都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至于原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对记者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政策变化的随意性太强，现在虽然允许兼职兼薪，但谁能保证不久之后，政策还会不会变？所以这时候还是少说话为妙。”据他介绍，目前学校有些老师虽然知道了这一政策，但依然没有动作，其原因也在于不知道这一政策会持续多久。
在此，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近几年来，围绕着高校教师兼职的问题，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
2012年，教育部出台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提出，高校教师兼职如果影响教学，可能会“丢饭碗”；2013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鼓励高校教师兼职但不获薪酬；2014年至2015年，陆续有包括北京、广东等地颁布政策，允许高校教师兼职；2016年9月，教育部党组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高校领导干部不得随意兼职。
从中不难看出，虽然相关部门对于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态度在逐渐放开，但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的这份疑惑似乎也并非毫无必要。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表示，当前国内教育领域的很多政策的确存在着“不知什么时候出台，不知什么时候又禁止”的问题。
在程方平看来，解决政策多变问题，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强教育领域的相关立法。他表示，当前，我们有《高等教育法》，也有一些经济类的法律，对于教师兼职行为都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将相关规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确定，也能保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健全法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严格遵守法律。”
在这方面，在记者之前的采访中，曾听到有高校工作人员感叹：“在长期的行政命令影响下，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某个部委的意见大家都要当成法律；反倒是真正的法律，大家选择视而不见……”
思：政策不能太“粗犷”
除了政策多变性的问题之外，对于此次颁布的《意见》的具体内容，程方平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程方平说，之前我们限制教师兼职，其主要目的是防止高校中有一定权力的人以此进行权利交换，防止腐败。因此，之前限制兼职的具体人群主要是高校中的处级以上领导，但此次《意见》的颁布，并没有对内容做细化处理，而是一刀切。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粗犷”了。
“应该说，我国很多行政规定都不够细化，其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导致的结果就是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政策保护起来了。”程方平说。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目前科技部、教育部等单位正在针对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管理细则问题，推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高校等单位制定相关细则。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校要建立科学的职务考核、评价体系。近年来，高校都加强了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考核，但是由行政主导的考核体系并不完善。有的教师长期“吃空饷”，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兼职，很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只有在高校内建立和完善基于教育和学术本位的考核、评价体系，才能引导教师专注本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兼职。”熊丙奇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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