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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
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经济学人发布的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
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
2005年，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屋住进了“养生村”，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
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她感觉“疲惫已淹至胸口”。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几年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继续观看：青海甘肃VLOG-格尔木胡杨林-察尔汗盐湖-可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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