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北京电报大楼

《重读经典——向前辈建筑师致敬》一书，是由崔愷院士发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多位中青年建筑师在院庆70周年之际，研读17座前辈设计的经典建筑并撰文而成的合集。自出版以来，深受院内外同仁的关注和好评。我们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逐一发布书中文章，向读者传播经典，向前辈致敬学习。

北京电报大楼速写 李兴钢绘

  永不消逝的电波  

北京电报大楼

文 / 李兴钢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 现场印象 ]

熟悉又陌生

北京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似乎总被人们视而不见。虽然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的我曾有一两次进入大楼拍电报或打长途电话的经历，但随着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人早已无需进入这座大楼。为了写作这篇札记，我决定重新认识这座在中国现代建筑史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建筑。2022年，当我再次来到电报大楼下，发现如今的电报大楼早已停业并改为他用，且门卫森严，不可进入。时钟走到下午3点整，大楼顶端响起了久违的《东方红》乐曲。此刻，沿着长安街北侧的大楼主立面盘桓了两个来回的我不由得静默伫立，聆听这熟悉而又特别的“建筑之声”。长安街上车流驶过，车流声几乎将乐曲淹没；步行道上少量行人走过，似乎也并不为这声音所动。大楼对于这个城市和其中的人们来说，仿佛不再熟悉，而是有着某种特殊的陌生感。

图1 在长安街上看北京电报大楼

以电报大楼为轴，东西各有两条地下通道供行人穿越宽阔的长安街，通道墙面上是以电报大楼正立面为主题的铜质壁画。穿过通道拾级而上，隔着长街从对面再看大楼，我几乎是第一次意识到它就在中南海红墙的旁边，二者之间只隔了中宣部的一组坡顶建筑。电报大楼的西侧是工业与信息化部大楼，再往西是西单民航大厦，这几栋排列在长安大街北侧的大楼各自呈现不同的风格，甚至连高度也各不相同，似乎彼此都不搭话。长安街南侧的建筑和空地，与大楼也并无任何城市设计层面的呼应（图1），只是在间隔着长安街的大楼正对面，有一条很短的胡同极为精确地对准大楼的中心轴线。沿胡同向南退后一段距离再看电报大楼时，大楼似乎显示出了它的对称立面本应具有的纪念性和庄严感，它前面的大街则仿佛成为了楼前的“广场空间”（图2）。胡同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我独自站在道路中心线上，速写了一幅电报大楼的正立面后离开。

图2 从胡同里看北京电报大楼

[ 空间意象 ]

大楼与大街

正是发出《东方红》乐曲之声的电报大楼，与它前面宽阔的长安大街，构成了几代北京人乃至中国人熟悉的空间记忆（图3）：这大楼是庄严雄伟的社会主义大楼，这大街是宽广豪迈的社会主义大道。大楼比邻新生共和国的心脏——中南海，发出心脏脉动般的声音和电波，播向城市，传向全国，沿着社会主义宽广大道，滚滚向前。

图3 电报大楼在长安街上的位置图

“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模板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莫斯科规划中以苏维埃宫殿为核心的60米宽的高尔基大街（图4），而北京的东西长安街最宽处为120米，最窄处也有60米。1959 年，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曾经用了一天时间，在北京电报大楼视察（图5）；1993年的除夕夜，150个普通家庭在北京电报大楼向港台等地的亲人电话拜年（图6）。

图4 规划中苏维埃宫殿前的林荫大道

图5 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电报大楼

图6 除夕夜，人们在电报大楼给亲友打长途电话

看着今日的电报大楼和长安街，再看历史影像中的大楼与大街（图7），更能感受到当年的心潮澎湃。

图7 1950年代的大楼与大街

这样的空间意象，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是林乐义总建筑师在那个特定时代通过电报大楼向世人传递的最重要内容（图8）。

图8 北京电报大楼设计效果图

电报大楼与长安大街组合的空间意象和密切关系，通过大楼贴沿大街红线的布局方式被强调出来（图9）：

“在设计时关于大楼是否沿长安街红线建设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大楼上有钟塔，故建筑物应尽量往后退，使楼前形成一个广场，然后以二翼建筑连接，这样形成以电报大楼为中轴线的建筑群，可以突出钟塔。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沿红线建筑，理由是：一，电报大楼是府右街东面起第一栋高层建筑，如果退进红线过多，在从天安门东来的路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整体建筑群，而恰是一个有缺口的街景，看起来很不完整；二，如过分强调以大楼后退形成的中轴线，给人的错觉，好像建筑物对面有直通马路似的；三，大楼位置沿红线，在东、西长安街上更容易看得远，效果更好些。最终按第二种意见，采取了沿红线建筑的现方案。” [1]

图9 北京电报大楼总平面图策略比较

[ 历史故事 ]

双塔与苏联

大楼和大街极富象征性的空间意象，有着当时特殊年代的深刻烙印——当时建筑界正处于批判复古主义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浪潮之中。这里有两则相关的故事，与大楼相关，自然也可能与大楼的建筑师林总相关。

“1954年拆除中的庆寿寺双塔。1954年，因西单到新华门段路窄，决定将金代建成的矗立于几百年风雨之中的庆寿寺及双塔夷为平地，原址上建起电报大楼。”这是一篇文章中对因建设电报大楼拆除庆寿寺双塔的典型描述。然而经我考证，这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不可不记述于此。

图10 1890年代的双塔寺照片

电报大楼建设用地附近的“双塔寺”（图10），始建于金章宗十七年（1190-1208），元代名庆寿寺。金朝末年，高僧海云和尚入住庆寿寺。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赐庆寿寺海云师陆地五百顷。“海云、可庵皆葬于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正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引自《顺天府制》录《元一统志》）元城墙为躲开双塔在此处稍作弯曲（图11）。

图11 元大都与双塔位置关系图

明永乐年间，“西长安街既建造于原大都城南城墙的遗址上，在双塔处也向南弯曲了一下。”[2]（图12）明嘉庆年间，寺毁于天火，不久就地重建，改名“双塔寺”，寺东建供给大内建设之灰厂，清朝沿用。庆寿寺或双塔寺之双塔，在寺之西侧。一塔九级，称“天光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一塔七级，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 。

图12 皇城、大庆寿寺与双塔寺关系

因双塔临近长安街，这里相传曾是燕京十景之一——“长安分塔”。“在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两座塔原来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而且挨得很近，仿佛长幼相依。” [3]（燕京八景、十景在北京历史上有多个版本，各有不同，文中所属“十景”是民间流传的一个版本。）

依据《乾隆京城全图》分析，“长安分塔”之景实是因为西长安街在双塔附近承袭了自元代建都以来城墙躲避双塔的弯曲走势，导致从西单路口东南角看到双塔分置于长安街南北两侧的视线“错觉”之故（图9、10）,诚可谓历史百年因缘成就之奇景。

图13 “长安分塔”示意图

1954年国庆节前，作为“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象征，西长安街道路被拓宽、拉直，双塔随之被拆除，同时期拆除的还有北京城内的牌楼——包括附近的西单牌楼和府右街路口的长安牌楼（西长安街牌楼后移建陶然亭公园）。自然“长安分塔”之景也永不复现。

  历史又因双塔之景，关联到年长林总15岁的梁思成先生。梁思成和林占祥在1950年2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了整体保留北京旧城的设想，梁思成为此还绘制了一幅著名的《北京城墙公园想象图》，其实为保留庆寿寺双塔，又煞费苦心地绘制了一幅《双塔街心公园效果图》——“保留双塔，道绕塔行”（图14）。图中双塔在即将建设的电报大楼正前方，似乎电报大楼占据了原双塔寺位置，让人感觉电报大楼为拆除双塔寺而建的说法确非空穴来风。（梁思成从1953年夏开始参与制定以政府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为原则的规划方案，1954年西长安街的双塔及牌楼被拆除。故推测《双塔街心公园效果图》应绘制于1954年以前。又因画中北京电报大楼已与建成方案一致，推测电报大楼方案设计在1954年前已经完成，仅场地未定。）

图14 梁思成庆寿寺双塔公园想象图

然而当我们将电报大楼的建设位置按比例精确置入《乾隆京城全图》，会发现双塔实际远在大楼西南方向，之间还隔着1/3个街区和大栅栏街。由历史记载、《乾隆京城全图》和后来的双塔寺测绘图对照，至少从明嘉庆年间“寺毁于天火就地重建，寺东建供给大内建设之灰厂”[3]，到清代、民国以至1950年代，电报大楼所在位置早已不再是寺庙范围，更无从谈起“拆除双塔寺而建大楼”了。此为历史上种种阴差阳错之误，虽与大楼建筑师林总无直接关联，但终应还于史实，郑重于此正之。经此分析，也会发现由于长安西街的原来形状及双塔的特殊位置，长安街拓宽拉直后，双塔确实“被”留在了街道的中心，因此梁先生双塔街心公园的设想在实施层面并非是不可能的，体现了他对古城遗产的情怀和巧思，但却无疑与当时代长安大街的内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进的人们岂可容封建残余的双塔中间挡道，因此这样的努力注定是徒劳而失败的（图15）。 

图15 “双塔公园” 电报大楼位置关系

1950 年代，在对传统文化排挤和对复古主义批判的同时，随着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华指导、 “一五计划”的实施以及政治对文化的引导，苏联建筑文化一时间对中国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建筑文化自身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呈现多个时期的演化，可主要概括为：构成主义时期（1917年-上世纪20年代）、斯大林时期(1932年-上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1950年-1964）和“太空时代”（1957年-上世纪90年代）（产生于苏美太空竞赛期间，作品呈现出陌生感、反重力与永恒性）。其中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文化影响最大。斯大林时期强调文艺对劳动人民的关怀，通过延续古典主义风格并在装饰中融入社会主义内容和各地民族形式，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与大众实现共鸣，对当时东欧各国及建国初期的中国城市建设均产生重要影响。而随后的赫鲁晓夫时期则反其道而行，摒弃宏伟和理想化的建筑，强调功能实用主义，鼓励发展可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预制结构，提出一种低成本、易建造，却不甚美观的建筑——赫鲁晓夫楼。

此阶段的思想转变与中国1954年底至1956年初的建设形势不谋相合。在建国最初几年，建筑领域在苏联专家的积极引导下摒弃欧美式的“玻璃方匣子”而提倡苏联式的“民族形式”，而到了北京电报大楼选址、设计的1952年-1956年间（特别是1955-1956年由苏联专家“指导”大楼设计的阶段），由于“民族形式”导致建设造价过高的问题凸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央提出“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加之同期苏联建筑文化的转向，国内在1954年-1956年开展了一场反对建筑领域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运动（图16）。作为府右街东面起沿长安街第一栋高层建筑的建筑师，如何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以建筑学专业的立场和具体的操作回应种种要求并进行自我创作，对当年39岁的林总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图16 北京电报大楼选址、设计与重要事件节点

[ 建筑设计 ]

现代与经典

关于电报大楼的建筑设计，我有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2000年5月，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北京组织举办“M”国际建筑会议，其间受崔愷总建筑师邀请来我院参观（图17）。我陪同他走到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2号楼的走廊，这里的墙面上陈列着多幅我院经典作品的照片。库哈斯匆匆略过了几乎所有照片，唯独在电报大楼照片前停下来说：“原来这栋建筑是你们院设计的！”随后他解释，他途经长安街时看到了电报大楼，觉得这栋建筑很有特色，对其设计品质印象深刻。我心里不由诧异：以前卫著称的库哈斯竟然对这个1950年代的设计如此认可和称赞！我从此对电报大楼刮目相看，并暗暗思忖其中缘由，这也是写作这篇札记文章的最初动机。

图17 雷姆·库哈斯在中国院参观交流

1958年，电报大楼落成时曾发行“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纪念邮票（一套2张），画面是电报大楼沿长安街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的主透视（图18）。大楼的形体为一个横向的长方体量，中轴一段稍微凸出，并于正中耸起一座中心对称的塔楼。外观简洁一气呵成，让人很难想象建筑师当时实际面对的竟是一系列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既要把握大楼在长安街尺度上的纪念性，又要体现国家级通讯枢纽在城市环境中的公共性，同时还需满足电报技术特殊的工艺技术要求；既要呼应当时建筑界的苏联风尚，又需回应北京风貌与中国特征，还必须符合当时“反浪费、反复古”运动的要求。此外，接受过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林总，必然从内心怀有对现代建筑审美的职业追求，这一追求作为一条至关重要的“暗线”，之所以得以成功实现，是林总通过深度专业化的思考，将电报大楼设计的各种矛盾转化为建筑学问题并一一化解的结果。

图18 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纪念邮票

首先是通过形体、功能、结构的相互成就，调解了技术性与纪念性及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建筑的平面布局为“山”字形，在长安街一面呈现宽大的“一横”来高效布置办公管理、仓储物流、电缆、机械房等，同时形成宽大的沿街立面。形体在东西两侧向北转折，形成厚实的侧翼并布置竖向交通、管井及辅助用房，同时增加了建筑外观厚度和稳重感。

图19 首层平面图

“山”字平面中轴的一“竖”，由沿街形体的北侧冲出，争取到较大跨度的结构及充足的采光，首层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营业厅，二层通过拱形屋面实现的无柱大空间作为会议室。平面一“横”一“竖”的交汇处是结构最稳固的位置，设置塔楼。塔楼外墙凸出立面，强化了中心感也强化了外框结构。塔楼最底部的首层也是营业厅与东西向形体的服务流线交汇处，是最强烈的也是最具象征性的公共核心空间，入口大堂就设置在这里（图20、21）。

图20 横剖面、拱顶墙身剖面及室内照片

图21 钟塔平面及剖面

大堂层高超过7米，中间四根从塔楼落下的巨柱与北侧营业厅的支柱形成贯通的柱廊。除入口大厅通向二层的敞开楼梯外，所有楼梯间均藏在建筑北侧的角部或端部，形成硬朗的边角同时利用了不佳朝向，强化了结构。电报大楼的设计通过一系列高度一体化的动作，以宽大明朗的正立面、稳重简洁的形体、中心对称的构图加上精心控制的比例充分表现了其纪念性（图22）。（林总十分重视单体建筑与城市环境关系，电报大楼的形体与比例控制寄托了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长安街“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想象。图8的大楼两侧绘有体量相当的两栋建筑，可见设计时是将大街作为一个整体考量的。）

以塔楼正中的标志性入口、清晰高效的公共流线、开敞明亮的柱廊空间实现了公共性；以严谨的功能分区、清晰的结构策略、机械般高效的设备布置回应了技术性，功力不可谓不深。（林总认为，每个项目都须寻找其功能与形式美之间的平衡点，而非倒向一边。电报大楼的设计正是这一辩证思想的呈现。）

图22 立面分析：比例关系

其次是通过材料、构造的协同操作，实现了经济性与艺术性在建筑形象中的共存。较之同时代北京重点建筑的复杂工艺，北京电报大楼的立面材料非常简单，除首层单独使用红灰色花岗石贴面外，二层以上均以暖橙色面砖为主体，楼层间、窗口等部位均使用白色的剁斧石镶边，色彩仅此三种。但在这些简单甚至略显单一的工艺背后，林总通过形体划分、节奏控制、线条刻画等方式，使大楼外立面的细节处在一种简单与复杂、精微与宏大之间的微妙平衡状态。除了色彩构图上的运用外，白色镶边在建筑形体之上轻微外凸，窗口面略微内凹于砖墙，这些凹凸处理在阳光下投出一道道轻而锐利的阴影，形成多个相互区分的层次，在大楼立面上随处可见，用最简单的工艺实现了细腻的艺术美感（图23）。

图23 立面分析：横三段

与此同时，设计通过以现代语言处理形体与样式，实现了苏联风尚、传统语汇与“反浪费、反复古”方针的和解与统一。大楼几何化的形体避免了自身基调偏向任何一种样式，立面材料形成多层次的构图，结构化的格构作为衔接中介，大楼的设计在雕饰最少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多元样式层次的叠加融合。首先是水平的“三段式”划分构图，呈现出坚实的“基座”、均质的中段与明快的“顶盖”（图24）；同时并置竖向的“三段式”构图，形成明确的中轴对称构图（图25）；而后是“巨柱式”构图，水平中段暖橙色的砖墙纵向连通，将白色窗槛墙打断，形成由砖构成的“柱列”，与“三段式”的“基座”及“顶盖”共同形成类似雅典神庙的构图，这一构图在上方的塔座被再次重复强调（图26）。

图24-26 立面分析：竖三段、巨柱式、格构

有趣的是，建筑六层及以上“顶盖”与塔座、塔身的组合恰好暗合了斯大林时期展览建筑的典型构图，未依赖任何雕饰便凸出了“苏联气质”。颇具古典感的图底之上叠加现代“格构”，建筑主体被水平白色线条逐层均分，而中轴段的空廊、塔身均由白色格构组成，格构既是形式元素也是结构，上下呼应，暗示了塔的连续性（图27）。

图27 立面分析：中轴标志物

以格构为中间过渡，中轴线上设置的一系列标志物与整体关系融洽：首层入口的方形门廊与塔身的圆形表盘均不设额外装饰，颇具几何张力，塔身、塔顶及入口两侧的灯柱关联了某种抽象的传统形式——塔身格构间的镂空花格为混凝土框格外贴面砖（图28），图案似“万字纹”又不完全一致，显然更符合混凝土结构的逻辑；塔顶基座由平面呈放射状布置的八道混凝土剪力墙连接组成，乍看好似苏式博览建筑的塔型，再看却是纯粹的几何构成，而细究则会发现每道剪力墙形状竟似中国宝塔的轮廓，顶部还隐约有一个“塔刹”；底层双灯柱与塔顶使用类似语汇，塔的意象更加明显，结合双塔寺拆除的历史，大胆猜想一下，或许这是建筑师通过与古寺双塔形式的暗合，对北京历史风貌的某种追忆和致敬吧。

图28 立面构造细节

现在想来，林总以完全现当代的方式和语汇体现古典构图、暗合苏联风尚又融汇中国传统的设计手法，使得对苏联建筑颇有研究、对中国建筑尚感神秘的当代建筑师库哈斯在20多年前对电报大楼产生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感受，才不由得发出了前述的由衷赞叹（图29、30）。（林总认为将民族性寄托于外形与装饰的做法是片面的：“我们的建筑遗产的内容极为广泛丰富，无论在建筑外形、平面布置、构造方法、地方材料、庭园处理、色调配合、细部手法等方面都能找到传统的优点，可以批判地传承或者从中得到启发。”）

图29 钟塔    图30 灯柱

通过将经济、文化、政治、技术等社会条件转化为形体、功能、结构、材料、构造等建筑学范畴问题，利用现代语言对多元样式的转化与过渡，北京电报大楼的设计既回应了时代性的各项要求，也实现了建筑师自身对现代性的追求，如今回看，更是以现代的方式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创造了经典。电报大楼设计中的一系列思考角度和设计处理方式，都成为林总长期设计思想与实践中的连贯线索，至今都是当代建筑师在实践领域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

[ 同人比照 ]

时代与当代

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北京涌现出了多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他们其中不少人与林总年龄相仿，面对的都是首都兴旺的建设热潮、匮乏的物质基础、完整却破败的古城风貌，以及不断修正的文艺和文化思想方针。他们的作品在总体相对沉稳的时代特征下，暗藏着对未来果敢而多元的探索，但比照之下基本都处于现代与民族这两种相对闭合的审美体系间，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林总的实践持续呈现着独特的品质。他维护建筑学专业的独立地位，并不断试图运用专业语言、知识和能力将中国特有的社会需求及时代、文化特征吸收、转化入现代建筑的空间、结构、形式、材料与细部之中，这种独立的专业视角使得他的作品似乎总是可以跨越时代，触及当下的我们。

华揽洪先生（生于1912年）接受过法国建筑教育。他主持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图31）与北京幸福村街坊规划（图32）都持有明确的现代主义立场——建筑主体即是其功能组成、结构形式、材料工艺的清晰体现，仅在阳台栏杆、门廊檐口等细节布置简化了的民族形式，而尽量不对整体产生影响，这些作品包含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但也与当时国内的文化环境、审美方式保持着一定距离。

图31 北京儿童医院，华揽洪设计，1954年

图32 北京幸福村街坊，华揽洪设计，1957年

张开济先生（生于1920年），戴念慈先生（生于1920年）都是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后直接参加工作。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图33）因作为天安门附属构筑物的特殊性，用极端简化的现代形式实现了空间的压缩消隐；北京天文馆（图34）则是用西方穹顶建筑原型处理半球屋顶的形式问题，以民族纹样替换西方装饰。

图33 天安门观礼台，张开济设计，1954年

图34 北京天文馆，张开济设计，1957年

戴念慈先生主持设计的北京饭店西楼（图35）与北京中国美术馆（图36）作为首都的重点形象工程，从屋顶形式到立面细节大量使用中国传统样式，均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典型作品。

图35 北京饭店西楼，戴念慈设计，1954年

图36 中国美术馆，戴念慈设计，1962年

不同于华、张、戴三位先生同时期作品各自清晰的审美特征，林总的作品风格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变化。最早完成的首都剧场虽包含密集的传统符号，但建筑形体较之立面格外简洁，试图排除大屋顶的束缚。[4] 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开始设计的阶段，中国尚处在思想转向之前追随苏联社会主义建筑文化的时期，1939年建成的莫斯科国家经济成就展览馆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筑的模板依然具有符号的统治力，1954年建成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即是对其经典样式的复刻，而相隔一年建成、同为苏联重点援建建筑的北京电报大楼，则已呈现出一种用现代语言对苏联样式的“消化”（图37）。

图37 北京电报大楼

林总在北京电报大楼之后的作品基本完全摆脱了传统符号和意识形态的思维约束，从国家电影宫方案（图38，），木材综合利用展览馆（图39）,再到青岛一号工程（图40，1960年建），建筑的结构、空间与形式都呈现高度契合的一体化趋势，而其色彩、材料、节点则总是使人感到一种“陌生而熟悉”的现代抽象之感，从前的“民族性”内化成了批判的“地方性”，同时也催生了本土的现代性，地域与时代特征不是由符号语言传递，而是内化、凝固在了建造过程的物质痕迹上。

图38 电影宫方案，1958年设计，未建

图39 木材综合利用展览馆

图40 青岛一号工程，1960年建成

林总对这种本土现代性的思考是跨越时间的——1949年前后，他在美国获得南方各大学设计竞赛一等奖的上海南京路酒店方案（图41）中的建筑形式和空间特征，在其晚年主持设计的北京国际饭店（图37）中仍有明显的延续，足见林总对建筑现代性的长期持续追求。这些追求、洞察与思考揭开了一片由建筑学独立性主导的视野，在当时可谓之“当代”，时至今日亦可谓之当代。

图41 上海南京路酒店方案，1949年设计

图42 北京国际饭店，1987年建成

[ 电报大楼 ]

瞬时与恒久

2019年8月31日夜，我曾路过电报大楼，拍下一张大楼钟塔和天线的照片。绿色的表盘、白色的指针，还有天线顶端的红色灯点，在深蓝色的浩瀚夜空中神秘地闪烁，于是我配文：“大楼在向宇宙发电报”（图43）。

图43 关于北京电报大楼的微信朋友圈截图

电报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超越时间差异的即时通讯，每一封电报都对应一个瞬间。如果我们能把那些所有的瞬间叠加，就可能构成一个时代。北京电报大楼从林总开始设计的1952年（也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初创之年）至今，已经走过整整70年。它提示着我们如何反馈时代和人类的需求，如何看待并利用传统，并以现代实现经典；提示着我们以建筑学的专业独立性思考“当时的当代”，并实现可以持久的当代性；提示着我们关注建筑中时间与空间的塑造，并通过建筑给人们带来瞬时与恒久并存的感动。

对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说，70年也只能算是一个瞬间。林总70年前以电报大楼这种建筑实体的形式给我们拍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和携带的信息是如此丰富，又是如此的真实和准确，传递了一种永久不变的尊严和价值——属于建筑师的专业尊严和价值。我们这一代中国建筑师还要努力接续和发扬这样的价值，走向未来。

历经70年时光洗礼，如今的电报大楼依旧风姿绰约。建筑师留下的建筑就像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和不变的意象，把过去和未来连成永恒。

北京电报大楼建设历程

1952年  申请建设

1953年  选址北京西单北大街，开挖地基，因城市规划变更停顿

1955年  3月  重新选址西长安街北侧，颁工号“005工程”

           10月  邮电部批示确认选址

           11月  成立“005工程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苏联专家指导

1956年4月21日  开工

1958年9月29日  竣工

2017年6月15日  停业，改为中宣部新闻发布厅

参考文献[1] 王荣寿. 北京电报大楼设计简介[J].建筑学报. 1959(2).[2] 高亦兰，王蒙徽. 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规划思想研究（三）[J]世界建筑. 1991(3):65.[3] 黄金生. 规划最难争议最多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J]国家人文历史.2014(15).[4] 邹德侬, 戴路. 中国现代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192.[5]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筑师林乐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6] 高亦兰，王蒙徽. 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规划思想研究（二）[J]世界建筑. 1991(2).[7] 侯仁之. 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3.[8] 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9] 徐凌玉. 苏联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建筑研究(1956-2020)[J].世界建筑. 2021(12). [10] 吉国华. 20世纪5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J].时代建筑. 2007(5).[11]张祖刚. 当代中国建筑大师：戴念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图片来源图1、2、28-30、37、43 李兴钢摄图3、9、11-13、15、16、22-27 侯新觉根据资料改绘图4 soviethistory.msu.edu图7 BTV科教频道 记忆栏目图8、38、41 林乐义绘图10 禅林地理图14 梁思成绘图17、35、39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料图18 刘硕仁设计，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孔绍惠雕刻图19-21 北京电报大楼设计简介，建筑学报，1959（2），部分经过改绘图31 建筑师、规划师华揽洪追思会实录，建筑创作，2013（Z2）图32 北京幸福村街坊设计，建筑学报，1957（3）图33 “无为”建筑师，文史参考，2012（16）图34 建筑师张开济和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建筑创作，2006（11）图36、40、42 张广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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