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二、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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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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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老爸初见郁表妹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决定回中国。
在这之前邓文标介绍我去德国MTU公司应聘中国市场联络员一职。我基本符合招聘要求：大学工程专业文凭，中、英、德语言能力，愿意旅行，善于与人沟通交流。面试结果令人满意，剩下的就是谈劳资合同的事了。
迪特对此事反映十分淡漠，因为MTU在德国南部，去上班就意味着我无法住在柏林。尽管他当时已是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但还是打算在结束迅达上海电梯厂的建造后就急流勇退和我一起回到柏林工作和生活。他希望我考虑我们婚后的的生活并指出他不愿接受分居两地的生活方式。
我们俩面临着一个抉择：必须有一人要放弃自己追求的事业。数月前我曾经认真地对迪特说过，不论他去那里我都跟着他。所以经过短暂的但是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放弃留在德国工作的机会。既然不留就早早回去，回去和迪特在一起。我变得归心似箭。
在曼海姆的最后两个月里，我除了上课还很积极地参加朋友们组织的各类活动，跟着他们参观了网球、跑马、航船、汽车等俱乐部，很用心地去了解我眼前的这个环境。加上最后一些日子里的应聘一事，大家都以为我在为留下来积极准备。
当我宣布即将回中国的消息后，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德国朋友们都很吃惊。有人说：“你忘了来德国的初衷？有了好工作就会有汽车、房子和舒适安逸的生活。” 又有人说：“你还年轻，各方面的条件不错，在这里找个理想的男朋友不是难事，为什么非得回中国去找那个德国老公。”也有人说：“我要把落后的中国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上的差别赤裸裸地展现在你面前，让你知道回中国的生活会是很辛苦的。再说，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话都没错，也有道理，只是他们无法明白我对迪特的爱是多么的重要。
十月中旬，我途经香港飞上海。
迪特提前一天赶去香港接我。没想到飞机在法兰克福起飞时，由于技术故障误点六个多小时，飞行中由于天气情况的变化又继续误点。那个年代没有因特网，通讯联系远不如今天那么快捷。迪特两次去机场没接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时地给机场问询处打电话，还请求酒店总台和总机的小姐们帮他一起查询航班信息。那天香港怡东酒店的头号新闻是：专程从上海赶来香港接从联邦德国回大陆的中国女友的陶贝尔特先生焦急万分，因为来自法兰克福的飞机长时间误点......
本该一清早到的飞机拖到天黑的时候才降落，我终于和激动万分而又筋疲力尽的迪特紧紧拥抱在一起。迪特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真的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为了我深爱的人，为了他的事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回来的动机。
我赶紧给干妈打电话问好并告诉她我和迪特都在香港，第二天下午就要飞回上海。干妈很想见我一面也想看看迪特，于是我们约好在酒店里一起吃早餐。
那天早上我和迪特特地选了相同色系的衣服穿上，使我们俩的外表看上去协调顺眼。姐姐在国外旅行没见上，只有干妈一人来酒店。
见面的那一瞬间我似乎重回十个月前在深圳医院里我们母女相见的场景，上前呼声“大妈妈”后紧紧抱住她泪流不止。干妈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很动情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我常常想到你。”她又提醒我道：“你身后的那位洋人先生是——”我这才想起将迪特介绍给干妈。干妈歪着脑袋，眯着老花眼看着迪特，迪特很礼貌地用中文说：“您好，认识您我很高兴。”干妈笑了，操着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回答：“你也好，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吃早餐和聊天时我很熟练地为迪特和干妈当了翻译，三方的交流畅通无阻。干妈与迪特的交流有点像答记者问，干妈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迪特耐心地、不慌不忙地回答。
当干妈起身告辞时，她拽着我的双手认真地说道：“阿贾，这个男人的人品和各方面都不错。你跟他过日子他会好好待你的。”她又用一只手拍拍我的手背，深呼一口气后说道：“我可以放心了。”她一手拽着我，另一手握着迪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俩一会儿自言自语地点头说道：“这事通过了。”
干妈走后，迪特对我说：“老太太对你如此在意，让我也很感动。”
回到上海感觉真好。讲上海话、吃上海饭、看上海的报纸电视，逛上海的商店，生活比起曼海姆要轻松多了。我和迪特每天见面，不是在武康路家中就是去锦江饭店。
关于我的回来，沸沸扬扬，周围的议论几乎都是消极的、负面的。
什么“在德国才混了这么几个月就混不下去了” ，
“一定是读书读不好、工作找不到、钱花光了只好回来混了。”
更有甚者说是老陶想娶个年轻有文化的中国老婆，我和他立了卖身契。他出钱，我出国，学点德语后回来和他结婚。
人言可畏，这些议论犹如重锤砸身，痛得我腰都直不起来。我觉得很委屈，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年代，年轻女人为出国或追求西方的物质享受而嫁外国人或海外华侨的事情是一种令人侧目的现象，人们对此现象持批评态度。不管我属不属于这类女人，周围的舆论已将我归入这类女人。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迪特没什么地方可让人议论的。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不会招来诸如“一个外国穷糟老头在当地娶不到老婆就来中国找年轻姑娘，”“只要能出国，缺胳膊短腿，哪怕是阿猫阿狗都嫁。”的说法。迪特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议论我们的关系，他几次对我说：“我只在意我们俩如何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
回国后，我认真了解迪特的工作、他的家庭背景、他周围的人、他的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三个月后，我搬去了锦江饭店。除了在进大门时要检查护照，没有人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以前频频送水送茶的饭店服务员不来敲门了，公安也不来找我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迪特在他的饭店住所为我举办了生日晚会。那天我三十二岁。
西格瓦万里迢迢途经新加坡、香港来到上海参加我的生日晚会，也为审查一下迪特的未婚夫资格，海纳夫妇也赶来了，目的和西格瓦一样。迪特的朋友也来了不少，他们大多是来凑热闹的，我只请了很少的朋友和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表妹郁同来过这个生日晚会。
晚会上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个人最关注和关心的对象。我收到很多精美的礼物，贺卡和鲜花，听见的都是祝贺赞美之词。我和大家一起吃喝、聊天、唱歌跳舞，开心极了。
我介绍迪特给西格瓦和海纳夫妇认识。他们同是来自德国，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让我十分感动和欣慰，我想朋友们应该都明白了我回中国的决心。迪特以后多次对我说：“力群，你身边有这些真正爱你、关心你的朋友是很幸运的。”迪特也很喜欢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处于同一年龄段，都有工程师的背景，思维方式在很多地方十分相似，所以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一拍即合。
德国老爸初见郁表妹
整个晚会中最安静的、似乎常常被人忘掉了的是郁表妹。她不时躲到堆着客人们的大衣、包袋和其他物品的睡房里，默默地坐在大床边将衣服和其他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透过半开着的门注视着客厅里活动。我几次邀她出来和大家一起乐乐，都被她谢绝了，她说语言障碍使她觉得和客厅里的那些人打交道怪别扭的。郁妹会英语，但没想到那天来的德国人也是会说英语的。只有细心的西格瓦进屋拿东西时和她用英语来聊了会儿天并请她来到大厅里跳舞。
晚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尽兴，张张脸又亮又红。西格瓦和海纳夫妇认识迪特后的反应和干妈很相似，觉得迪特是个很好的人 ，对我来说是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对我的爱情归属都放心了。
告别时，西格瓦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看得出你将会多么的幸福，上帝给了你最想要的东西。”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同是与基督同日生日的孩子，你的表妹郁的命运却与你如此的不同。她看上去心很高却又孤独无望，可怜的孩子。”
我对西格瓦的细心和敏锐的观察力感到吃惊。我不得不对他说实话：“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帮不了她。郁需要改变她自己的环境与处境。”西格瓦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后就转身离开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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