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三、赴德结婚）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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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迪特，嫁给他了
我和郁表妹的关系和感情一直很密切也很好。
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我们年龄相同、家庭背景相似、受教育程度相似、长得也有点相似。不同之处是郁表妹尽管受过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但仍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式淑女，从小到大是个人人称赞的女孩的楷模；而我从小喜欢标新立异，常因出革命性之举而闯祸，从小到大就是个招人议论的人物。
郁的父亲是我妈妈的表哥，从小一起在一个家族大院中长大。几十年来两家一直保持亲密的往来，后辈之间的感情也很好。郁的父母，我的表舅、舅妈都是处世观念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儿女婚嫁需门当户对而非感情为第一选择。
郁表妹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机械系，曾经是校园中品学兼优、引人注目的人物。大学毕业前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因为不符合门当户对的原则而成为她毕生的憾事。以后郁经常郁郁寡欢并以各种借口拒绝家人朋友为她介绍的相亲机会。
生日晚会后的第二天上午，西格瓦给我打来电话，他决定推迟回德国的行程，并打算在中国旅游一段时间。他说他不想参加旅行团出游，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能请郁为他当翻译和导游。
我和郁说了西格瓦的要求，建议她陪着西格瓦走走中国的大好河山，一方面自己也借此机会出去散散心，练练英语。郁开始很犹豫，觉得陪个陌生外国男人旅行实在不合适，但“散散心，练练英语”之说对她很有吸引力就点头答应了。我相信郁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点下这个头的。我当时不敢去想舅舅、舅妈对此事的反应，以后也从未敢问过郁。
郁陪着西格瓦去了杭州、南京、北京等地旅游。在北京爬长城时西格瓦受了寒，回酒店后发起了高烧，接着又送进医院住了几天。旅游也就到此为止了。
郁一路上，包括西格瓦住院的那几天都很尽心尽职，她的种种优点得到充分体现。郁除了安排旅行中吃、住、行，很少与西格瓦聊天谈私事，西格瓦则不时找机会主动地打听郁各方面的情况。旅行回来双方了解的程度很不成比例。
回到上海，西格瓦定了一周后回德国的机票。
临走前两天，他带着一堆文件来找我。我打开一看是一份去德国留学的邀请函、一份为被邀请人办的经济担保书、一份某语言学校的招生信息。我一下子明白了西格瓦想干什么了。
没等我开口他就抢先说道：“郁和你一样是个好姑娘，我要为她创造和你一样的生活。”。
“你是从哪儿搞到这些文件的？什么时候搞的？”我一时想不出这个西格瓦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天里将手续复杂的留学事宜搞定的。
西格瓦得意地笑了笑说：“我去了上海总领事馆将这些文件办妥的。先写了给郁的邀请函，再用我的护照、工作证办妥了经济担保书，语言学校的信息嘛，是馆内一位主管文化教育的先生给的。”
我对西格瓦的这般举动毫无思想准备，对他的动机似信非信。西格瓦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思想活动，脸上露出委屈和不悦。他几乎是瞪着眼睛对我说：“我只想要帮助她，没有不良动机。郁有她自己选择今后生活的权利，我仅仅是用我的能力在为她的新生活打基础。”
我没吭声。
西格瓦接着说道：“如果郁不出国改变一下环境，像现在这样生活着会快活吗？会幸福吗？会找到像你的迪特这样的人做男朋友吗？”
我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暗自琢磨如何向郁提这事。这可是件大事呵，郁自己做得了主吗？舅舅、舅妈会怎么反应？西格瓦的这番承诺能维持多久？......我想着想着想得心里有点乱了方寸。最后我干脆不想了，我对自己说，这一切由郁自己做决定吧。
当天晚上我和郁说了这事。没想到郁表现得出奇地冷静，没有一点的惊诧和疑惑。她稍思片刻对我说：“没想到西格瓦那么认真，真是难为他了。我想他的话是对的，我应该出国换换环境。目前的生活我也觉得确实没劲。”我们很默契地避开了去讨论西格瓦的动机的话题，但我们一致认为西格瓦是个好人，至少是个好心人。我们开始揣测舅舅、舅妈有可能产生的种种想法与表现。
郁说：“这次我试着自己来决定我出国留学的事，将来的结果如何也是我自己的事。再说，读书总是件好事，我的父母不应该有什么异议。当然......”她话锋一转，差点碰及了我们原先不想去碰及的敏感话题，“不管西格瓦怎样想，这样的出国对我来说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的。”我明白一定的条件的含义，那就是郁会考虑将来对西格瓦的报答，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
西格瓦回到了德国，当时被称为西德的联邦德国。他马上为郁办好了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斯大学的预科班学德语的入学手续。郁在同一时间里开始申请出国护照，向工作单位请假、购物购书、紧锣密鼓地做出国的准备工作。
我回上海一转眼就过了半年，我和迪特决定结婚了。
当年在中国和洋人结婚手续既复杂又花时间，除了要填花样繁多的表格，来回奔波于有关部门，还要做生理方面的婚前检查。据说有因为女人不是处女而遭有关部门种种盘问的令人尴尬的现象。当时的国情和国人的传统观念将这类现象视为合情合理，但一贯主张隐私不可侵犯、追求自由开放的西方人则认为这类现象荒唐费解。
我和迪特为图方便，免去为符合国情和传统而付出的种种辛苦，利用迪特的休假时间在四月初飞去柏林结婚。
三月间郁表妹办妥了出国留学的手续，于是我们一路同行至法兰克福才分道扬镳。
回柏林结婚
迪特的父母早逝，舅舅海因茨和舅妈杜拉多年来待他如同亲生之子。听说迪特要娶个中国妻子，特地从德国打来电话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中国政府会让你这样做吗？”
“她的妈妈会认你这样一个外国女婿吗？”
“你们谈情说爱用哪种语言啊？”
“她的黑头发是长是短？皮肤是黄色的吗？”
“会烤蛋糕吗？会熨衣服吗？”
......
电话打了足足四十多分钟，老人家才算是放心了。
“亲爱的孩子，请带我问候你未来的中国妻子并祝你们幸福。”电话的结束语听上去非常合情合理。
迪特的朋友们、同事们的好奇心和热心一点不亚于海因茨。
我们到了柏林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串门。客人们说光打电话不过瘾，得一睹为快。他们来看柏林熊（柏林的城徽是头大狗熊，我常开玩笑将迪特比作大狗熊）的同时还能看到罕见的中国大熊猫。
当时的“中国热”在德国尚处于初级阶段，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的介绍宣传仅限于小范围。迪特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和业绩经常在国内外、尤其是德国和瑞士的报纸杂志上报道。
客人们以为认识我和迪特就能认识中国和中国人了，所以见到我们唯一的活动就是问问题。
我这个人不怕被问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一生中常常被人问问题，常常回答问题的缘故。问题答出就如吃了一顿家常便饭，不以为然；答不出就如吞了一剂不解其味的药，事后有的琢磨了。
我和迪特上地区的民政院很快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正式的结婚仪式得等十天以后才很能进行。当年民政院将我们的结婚要求公布在院外的“安民告示”栏上，如果在十天内没有人提出疑问和反对，结婚要求就算合法。
结婚的前一天，迪特对我说：“力群，在我们成为夫妻之前我重申一下今后我们共同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那就是我不会在中国退休或养老。有一天我们将回到柏林而不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就像第一次在柏林旅行时说过得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你走。”
其实我从未想象过这一天，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还很遥远。
迪特感动地将我紧紧搂在怀中说道：“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你对我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迪特突然这样问我。
我对这个问题早有思想准备，顺口答道到：“有。你要关心和照顾我的家人。”
“你的意思是......”迪特显得有点紧张“我要付钱给......你说吧，要钱还是要物？”
有个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人曾经对迪特抱怨过：“我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就好比娶了她一家子。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这要那，要钱要东西，还要出国。我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得了个财迷鬼的恶名。”迪特这时一定是想到这茬子事上去了。
我将他从歧途上拉回来，“目前既不要钱也不要物，”我答道，接着又开导他：“我是家中长女，结婚后你就是长女婿了，我的家也是你的家了。父亲不在了，我们俩有义务帮着妈妈将这个家撑下去，有责任将弟妹们培养成有用之材。”
另外，我补充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家规，孩子叫大人要喊爸妈不能叫名字。”在西方有小辈直呼长辈名字的行为，这让我觉得很不习惯很别扭。
迪特听懂了我的话，他很认真地答应我：“我会尽量照你的话去做的。只是，只是，”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自我懂事起就从没叫过妈，你知道，我的妈妈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几次告诉我他没有什么家庭概念，没有过与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的日子。十五岁时他就一人飘洋过海去美国上了高中。边上学、边打工，学会了独立生存和生活。他的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前妻的家庭状况和他的相似，所以那段日子仅仅是两人世界的日子。我暗自想到，我要让迪特领会幸福大家庭的概念，而且是中国传统式的大家庭的概念，享受大家庭中的欢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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