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四十四、商会秘书要学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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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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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推选为商会秘书
商会秘书要学日语
和上海相比，苏州的社交生活要安静得多。当时在苏州工作生活的大鼻子外国人只有五人，三个在苏迅公司，一对来自法国的逖德让夫妇，逖先生为美国（苏州）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五人中三个男人上班，两个女人在家。我们住招待所时，楼上还住着一家日本人，永井夫妇。永井先生是几家在苏州的日本公司的商务顾问兼翻译。据说在苏州住着几个日本家庭，只是这些家庭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还有港、台商人有十来个。另外附近的昆山地区倒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日本公司。
由于语言、生活习、传统背景的相同，我们与逖德让一家常来往。打网球用一片场地，郊游去一个地方，市长请客坐在一张桌子上，记者在外商活动时摄影拍照进一个镜头。我有时很想念在上海生活的有趣时光。
当一个来自台湾的商人提出成立苏州外商协会的想法时我立刻举双手赞同。商会很快就成立了，居然一下子就有四五十名会员入会。来自昆山日资企业的将近四十名，所以第一届会长就由一名资深的日本企业家担任。我属无职业者，更谈不上什么企业家，但商会里需要人干活，大家就破例让我进了会里当秘书。我也以为自己会中、英、德文便可以对付商会的日常事务了。
过了个月，有一天永井先生陪着会长来找我。会长很客气地对我说：“陶女士，作为日本会员占绝大多数的外商商会的秘书，您因该考虑将日语加入您的工作语言。”
我听了这话冒出一头的急汗，结结巴巴地回答会长：“会长先生，对不起，我不会日语，一点儿都不会。” 说完我就开始打辞去商会秘书的腹稿，心想与其等会长炒我的鱿鱼，还不如自动退出。会长带着一脸的诚恳和抱歉之意说了一通我百分之百听不懂的话后朝我一鞠躬。我心里直叫倒霉，生气自己腹稿打得过慢让会长先炒了我的鱿鱼，但我还是装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没关系，没关系的。”
笔挺挺地站在会长旁边的永井先生感觉到我根本就没明白会长的话，微微侧过身来对我说：“会长先生说，您是个很聪明的人，相信您肯用功，一定很快会学会讲日语的。哦，如果您不介意，我愿意担任您的日语教师，这也是会长先生的意思。” 他说完话后也朝我一鞠躬。
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让我一时找不到答词，只好先朝两位鞠躬还礼。弯了两次腰，我的答词也有了：“感谢尊敬的会长对我的表扬和关照，我马上开始学日语，我会尽心尽力学好的。” 我又对永井先生说：“永井先生，从今天开始，我拜您为师。” 说完朝着他又是一鞠躬。永井将我的回答恭恭敬敬地翻译给了会长，会长脸上堆起满意的微笑。
几天后我去了上海，从书店买回一堆词典和一套《日语速成》课本，每隔两天上楼进永井家上课，就这样开始学起了日语。
上课很勤，进度却很慢。我对日语的发音和语法的接受远远不如德语和英语那样快，回家复习和作练习的积极性也老提不起来。每次上课我都以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为理由将上课的进程拉慢，永井先生拿我也没办法。没过多久上日语课成了聊天课，因为我发现永井俩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妇。
有一次我上楼时看见永井太太在用一个大缸腌咸菜，动作熟练诚然一付老手的模样。她见我脸上有点惊奇的表情就告诉我：“这个技术是我在参加八路军时学会的。”
“八路军？您参加过八路军？”
“是的，我可还是当年的红小鬼呢！......”
就这样我们俩就聊开了，很快永井先生也加入聊天，聊到深更半夜课当然就没得上了。
永井太太是抗战时期中国八路军里的“外国红小鬼”。抗日战争爆发后正上中学的她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毅然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中国加入了八路军，用她的话来说是：“我因选择正义而离开了祖国”。抗战结束后又继续留在聂荣臻元帅领导的部队里从事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由聂元帅作媒，与在八路军军营中长大的日本孤儿、从事文秘工作的永井先生成婚。
那时年轻的永井日语已经不太会讲了，聂元帅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中国的孩子，但是日本是你的母亲，不要把你的母语丢了。” 结婚后，永井太太在家坚持为丈夫补习日语直到永井的日语彻底过关。
他们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就送回日本老家。永井夫妇对中国的感情犹如孩子对母亲的感情，血肉相连，情缠意绵。他们俩讲一口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衣着打扮中国化，只有吃饭日本化。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时候，孩子们坚持将永井夫妇接回了日本。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工作和生活很稳定，他们很希望父母亲能在日本留下来。永井夫妇在日本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物质生活最富裕的几年，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很平乏，很饥饿。“我们觉得生活很不错，可是老找不到家乡的感觉。日本当局知道我们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后对我们礼貌有加，弄得我们老觉得自己是外来人。”永井太太动感情时两只小眼睛眨得飞快的，声调降得低低的：“我们每天想念中国，想得都快发疯了，最后还是打道又搬了回来。现在好了，我们过正常的日子了。”
永井夫妇在日本侨民和生意人很多的大连开了一家日式酒吧，生意很火，赚了点钱后就退休了。退休后永井先生被几家在苏州和昆山的中日合资的公司聘任高级商务顾问和翻译。
我和永井夫妇交了朋友，每次见面都聊天。我甚至动了想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的脑筋，有两次还带了录音机录他们的故事。聊天聊得热火朝天，上课的事就给耽搁了。我有时还向永井太太学做简单的日本菜，蘸生鱼片的调料和豆腐汤。
两个月后我在苏州古玩商店卖了件宝贝正高兴着时，迎面走来一大群人。为首的上前来用日语向我问好，我仔细一看是商会的日本会长，就赶紧用学会的几句问候语凑合了一下还鞠了躬。没想到这一凑合把会长先生给逗乐了，他回过身叽里呱啦对着跟在他身后的人一通讲，讲的话我百分之九十听不懂，只听懂了“陶贝尔特女士”，“商会秘书”“学讲日本话”三个词。
那群人呼隆隆地围了上来，一个接一个地报自己的名字，报完名字一鞠躬，有人还讲些我听上去似懂非懂的话。我赶紧一个个的还礼鞠躬，嘴里念念有词“请多多关照，谢谢！请多多关照，谢谢！”
我记不得那天在店里鞠了多少次躬，说了多少遍同样的句子，反正我是头晕眼花，口干舌躁的。商店里的营业员和顾客都看着这番场景，觉得很是有趣，没有人做买卖了。我心里暗暗叫苦，心想这些天学到的几句日语都快用光了，再下去就没法对付这群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灵机一动，一手举起刚买来的宝贝，一手指着出口处，结结巴巴地开口瞎凑了几个单词“我的丈夫，汽车里。”，“外面等”，“宝贝走”。说这些词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愧，脸红到了脖子根，头皮直发毛。还没等我弄清眼前这群人是否理解我的话就赶紧道出我最后会讲的一句话“祝您快乐，再见！”在我说完话后，面前的人很有礼貌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我通过，并且又是一阵鞠躬和一阵我听上去似懂非懂的话语。我又连连鞠了好几个躬后，如同过街老鼠般地窜出了店门。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还停留在古玩店里。开车时东西南北都分不清，腰挺不起来，踩油门的脚直发软。我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在这次遭遇中，风头没出出了丑，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后来永井先生告诉我，听会长说起在古玩店遇到我，大大表扬了我的日语沟通能力，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尽管如此，从那以后我常常警告自己做任何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投机取巧，虽不必论成败但必须认真尽力。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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