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届”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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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徐小平等四十多名“那三届”考生动情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考试两个月后发的通知书，我一看封面上写的是北京大学，我当时猜这是不是不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乐坏了。”时隔四十年，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回忆1977年冬天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记得，他是在公社革委会喇叭中听到自己被录取的通知，而和他一同去的朋友，没有被录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痛哭，高考从此把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分开。

　　昨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知名投资人徐小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等40多名学者、企业家、官员齐聚北京，参与“那三届研讨会”，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历程。此次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举办，与会嘉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首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于1978年3月入学；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高考故事：徐小平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 秦晖坐飞机赶考

　　对于40年前恢复高考，“那三届”共同心声是感恩。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常务副主席邵鸿1977年时在农村下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

　　历史学者雷颐回忆1978年的魔幻经历：“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前三个月我还是军人，后四个月复员做了工人，最后三个月我上了大学。”他说，“1978年是中国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著名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是1978级大学生，他回忆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的趣事，“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1978年，徐小平22岁，在江苏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那个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第二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彼时徐小平的愿望是到工厂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徐小平借了五毛钱买了招生简章，得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招生，全国招十人，他觉得机会来了，就去上海考试，考完后回泰兴等消息。三天后下午五点接到复试的电报，又急匆匆赶到上海复试。当时已经没有班车了，徐小平的父亲截了一个装生猪的卡车，徐小平就这样赶到江阴黄田港口，又买了五等舱船票，赶到上海参加复试。

　　徐小平感慨，高考给了他一道通往开放世界的窗。“这一生就是向往着知识，向往着开放的世界。”他说，今天自己做投资，也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通过初试后，要赶到兰州大学参加复试。当时秦晖在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当农民，他的赶考行程从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先到公社，然后坐汽车到县里，再到省会南宁坐火车到郑州，准备换车沿陇海线去兰州，不料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至天水段中断，无奈秦晖只得在西安停下，想办法去兰州。

　　到西安时离复试只有一天时间，坐汽车已经赶不上。恰好遇到民航局在卖飞机票，当晚就能到兰州。当时从西安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比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秦晖咬咬牙买了机票去赶考。

反思：高校应该更包容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回忆，当时的高考门槛不高，给所有人平等机会。很多考生没有上过初中、高中的也可以直接来考大学。当时他所在的班级，班上年长的学生可以做年轻同学的父亲，有的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经历比老师还丰富，很多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着解决。朱永新呼吁，高校应该更加包容，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

　　“那时对学历的要求、年龄的要求都不重要。”朱永新感慨，他大学所在班级有一名同学只是初中毕业，在班上读了半年多就直接考研究生走了。而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学生的出身要求很高，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很多岗位还要研究生毕业，还要求是211院校。朱永新为此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取消公务员学历限制。“当年国家有气魄和胸怀不重视学历和年龄，唯人才是举，现在应该也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朱永新说。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邵鸿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回顾到，值得“那三届”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他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

　　徐小平在会上感言：“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三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

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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