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深港的"POD较量"：门户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竞赛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城PLUS Author 马向明
导语：今天在中规院深圳分院的公众号上看到马向明先生的一篇宏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叫做POD的学术概念，意指通过政策引领的中国式区域发展模式。
文章还通过数据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广州是外地机构在此设立分支机构的最大地，而深圳则是本地注册公司在外地设分支机构的最大来源地；广州呈现出门户城市的特点，而深圳则显现出经济中心的特征。
这种分野在全球顶级城市中也普遍出现，比如上海、香港、新加坡更侧重于门户城市的属性，北京东京巴黎则更侧重于经济中心城市的属性，纽约与伦敦则二者兼备，既是顶级的门户城市，又是顶级的经济中心城市。
文｜马向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前几年曾经流行过总结“何谓中国发展模式”。如果要在城市发展领域做总结的话，那么，在中国城镇化的滚滚历史洪流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经验之一，应是通过政策设定引领的发展模式（POD）。
——这种在特定的空间范围里，通过政策（Policy）的设定，引领（Oriented）要素的聚集，从而推动地方的发展（Development）的模式（POD），自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经济特区的设立就诞生了，随后出现了经开区、高新区、国家新区等等，三十年间经久不衰，今天更是由雄安新区推上了新的高度。
POD在中国的空间轨迹，犹如是改革开放在中华大地的历史年轮。每个重要的空间政策时代，都在空间上产生了自身的烙印。于是有了诸如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等等诸多说法。深圳特区与改革开放同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Landmark（标志），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出现对国人的冲击，今天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可能已很难理解。
80年代深圳红荔路（图片来自网络）
80年代的深圳（图片来自网络）
记得笔者到广州上大学后，学校在83年暑假组织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活动，是去参观深圳特区。那时人还没出发，拿到提前一周发下来的“特区通行证”已是激动不已，浮想联翩。
图片来源：http://www.shenzhentour.com
——现时的“共享经济”似乎是高级的代名词，但从人性来看，“共享”非高级，“排他”才使人趋之若鹜，因此英文管高级叫“exclusive”。当时，一纸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能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通行证”，凸显了深圳在那个时代的独有与神秘，让各路精英竞折腰，引发风行全国的孔雀东南飞。要素的高效聚集必然引发裂变，各路资本、精英的汇集碰撞使这块土地变得神奇，“土地拍卖”、“股票上市”等划时代的变革接连在这里诞生，于是，在区位与POD的结合下，一个撬动中国变革的崭新引擎在珠江东岸野蛮升起：“政策引领发展”的POD模式在中国“特区”和“新区”上的巨大成功，彰显了母体所拥有的巨大政策法力。
进入00年代后，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国进入国家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阶段，政策法力再次发生作用，出现了新的资源配置POD模式：权力等级（Power）引导（Oriented）要素集中，从而推动地方发（Development）。
在这个新的POD模式上，省会独占鳌头，因为省是中国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重要单元。在构建区域竞争优势的旗帜下，省会舞起了手中的政策法力，编织出自身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的超然优势，于是，郑州、合肥、长沙等省会新星冉冉升起。
特区POD和省会POD的中国故事在珠三角的演绎，就是深圳与广州的“双雄会”。
深圳POD先发破局，以中英街秀香港魅力为起步，借助香港优势直攀证券交易这个现代经济的巅峰，攻势之凌烈令人叹为观止；而广州原来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就是由于与港澳的地理关系，在香港被截后倍感失落，当深圳站在那一箩筐一箩筐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上享受证券之巅的喜悦时，广州明白到香港因素的失去已是一种永远。省会城市的现实对广州是个痛苦；然而，作为中国第一大省的省会，手上的砝码也是沉沉的。
由此，特区POD和省会POD在珠三角不断上演“双雄对决”：
90年代中，利用省编制珠三角现代化规划的机遇，广州开始编织以自己为中心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网；00年代初，广州借助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东风大张旗鼓地进行大学城建设，一举把自己推上拥有全国高等学校数量位居前三的新高度。省会POD让广州掰回一局。
进入10年代，深圳发挥特区的余晖，让前海在所得税上的政策比同为自贸区的南沙更优一等，引领创新要素进一步向深圳聚集；而广州则利用珠三角轨道网建设的契机，通过广佛环线的构建把两市轨道网捏为一体，一个广佛超级都市呼之欲出。……
门户城市与经济中心
国门的打开，让珠三角的城市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旅程，经过万马奔腾的80年代，深圳脱颖而出。在89年的珠三角城镇体系规划中，深圳被列为新兴城市；在94年珠三角经济区规划中，深圳升为珠三角的副中心；在98年的珠三角现代化规划中，深圳被确立为双核心之一。——深圳从78年的开始到98年，二十年时光里连进四级，由边陲小镇演变成了核心之一，可见其发展动力之强劲，也反映了深圳的发展对珠三角城市群原有结构体系的冲击。
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中指出，珠三角已取代东京大都市区成为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巨型城市区域”：在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空间上分布了广州、深圳2座超大城市和其它7座特大和大城市，连绵地带城市间的边界、城乡间的边界已模糊。
在如此紧密的空间环境下，城市间的功能互动已超乎想象。广州第二产业的前三门类是交通设备、化工和通讯电子；而深圳第二产业的前三是通讯电子、电气设备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深圳第三产业的排首位的是金融业，而广州第三产业的排首位的是批发零售业。对2014年的企业登记数据进行空间析解，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核心的龙头行业各自对珠三角企业分布的影响。
珠三角企业数据空间析解：
金融类企业分布图
批发零售类企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
再对企业异地设分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广州是外地机构在此设立分支机构的最大地，而深圳则是本地注册公司在外地设分支机构的最大来源地。
珠三角各市跨市企业分公司设置与企业总数关系：
珠三角各市跨市企业分公司设置与企业总数关系
资料来源：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
而根据对2016年12月某日中国移动手机信令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每一对城市，广州的数据是外地的到达量大于本地的出行量；而深圳则呈现相反的特征：对于每一对城市，深圳的数据是出行量大于到达量。如果说产业结构的数据反映了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产业差异的话，那么，企业分部和手机信令的数据，则充分显示了近距离的两个超级都市出现了竞合关系的新格局：广州呈现出门户城市的特点，而深圳则显现出经济中心的特征。
根据2016年12月某日手机信令分析的珠三角城市联系强度：
广州与珠三角城市联系强度：
深圳与珠三角城市联系强度／资料来源：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
感谢这个大数据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个核心间的不同特征，从而理解到它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功能分工。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因为它告知我们：不要再认为珠三角是诸侯经济——这是一个相互间密切联系的高密度高互动城市区域。
谁是现代性的门户？
珠三角在过去的三十年，成功地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现在继续迈向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可喜可贺。如果说广州呈现出门户城市的特点，而深圳则显现出经济中心的特征的话，那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
如果说广东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对于珠三角现代化的进程，广深双雄谁将更加起到现代性门户的作用？
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认为，民族国家、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是构建现代性的三种力量。从这个视点来看，广州和深圳各自在珠三角现代化的进程中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广州三力合一：在清代以前，岭南的开发，是政治，技术和经济三者合一的中心来驱动，这个中心随着珠三角的发展而逐步由梧州向肇庆，广州转移，划出了一条由西往东的移动轨迹。
香港后起接力：鸦片战争后，西方在科技和经济上已超越中国，珠三角发展的动力源由三位一体转变成为了广州、香港两个动力源，并且，后者在地区现代性构建上的作用不断加强。
广州重返中心： 香港的作用在东西阵营的阴影下被屏蔽，交易会的设立让广州重启一口通商时期的雄风。广州再次成为地区社会进程的单一发动机。这个在广州历史上继明、清后的第三次“一口通商”地位，让其不但获得了国家优配的基础设施，还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特别是在社会层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因此在国门重开的80年代，广州在现代性的构建上甚至力压上海，引领中国流行文化的风骚。
深圳后来居上：然而，大量借鉴香港的现代性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深圳成功落地后，一个比广州更好地与世界现代性接轨的制度空间在珠江东岸形成。于是，丹尼斯.史密斯的现代性构建的三驾马车在珠三角于90年代后再次走向分离。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广州的省会POD与深圳的特区POD，对于资源的获取能力和智慧，都是令人惊叹的。君不见，广州抛出一个南站，佛山乐呵呵地把轨道与广州结为一网；而深圳放出一个华为，东莞欢天喜地地融入到自己的怀里。然而，如果从现代性的构建方面来考察，则可以看到两者不同频道的差异。
现代性包含着多个维度，既包括了生产力的现代化，还包括了制度方面的“新理性”和人的观念、审美方面的“新理性”。
如果说广州与深圳在GDP上的几乎等同难以反应两者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那么，两者在其他维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性可察。以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为例：
在制度方面，深圳在90年代便成立了国土规划局，广州则在两年前才成立国土与规划委。
在审美方面，深圳的建筑双年展搞得有声有色，设计领域生机勃勃，被称为中国的设计之都。
深圳社会现代性的领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07年前我曾经发电邮给省卫生厅、广州卫生局和深圳卫生局询问儿童从境外回来在打预防针方面的衔接事宜，结果省厅和广州局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而深圳局的职员却给了我十分详尽的回复。——深圳在现代性构建方面的领先和与外部的接轨，让深圳在由工业社会转型为知识社会的进程中赢得先机。吸引海归、创客等对现代性要求高的创新要素源源不断地在这里聚集、碰撞，使深圳成功地把90年代的“打工城市”转换成了现在的“创新城市”。
远眺深圳福田中心区 摄影：卓伟德
历史总是有几分相似的，当新中国的关闸从物理上把东西阵营切断时，香港的现代性门户功能被屏蔽出去，广州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次是在虚拟世界，深圳迎来了自己的特别机遇。
然而，历史又从来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广州上个机遇发生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而深圳现在的机遇则在网络经济时代。 在即将来临的湾区时代，珠三角现代性的引擎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组合？
广深双雄的决心是坚定的：深圳挥刀斩去大铲湾的港口发展，祭出了前海现代服务中心的大旗；广州整合内部资源，亮出了南沙唯一副中心的雄心壮志。湾区的大幕已在维港庆典的礼花中徐徐拉开，谁会在国家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再领风骚？且听历史的作答。
作者简介：
马向明先生是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协会理事，建设部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付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珠江三角洲全域空间规划2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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