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都被打麻了，中国城市会发生「逆城市化」吗？
这段时间，我们发了好几篇“科技打败CBD”的推文，开句玩笑话，CBD估计都被“打”麻了吧。
在我们的语境中，“科技打败CBD”的完整表述是：位于郊区的那些科技产城正在挑战CBD的“统治力”，或者说正在降低CBD的首位度。
这个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它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出现了，特别是北京、深圳、杭州这些科技产业比较强势的城市，位于郊区的科技产城，无论是工资水平，还是房价水平，都完全不输给传统的CBD区域。
在欧美国家，也有个词与之意思接近，叫做“逆城市化”，它比“科技打败CBD”更近一步，他们的市中心曾一度衰败没落，连基本的战斗力都没有，导致“富人住郊区、穷人住市区”的奇观。
那么，中国城市会出现这种“逆城市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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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去广州增城参加了一个考察活动，有一些和心得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增城GDP的名义增速高达19.19%，罕见地问鼎全市第一。不仅是增城，番禺、南沙、黄埔的增速也非常显著。
可以说，去年外围区的经济增速，几乎全面领先中心四区👇
2021，GDP名义增速排名第一的就是增城，高达19.19%，第二名是番禺（16.49%），第三名是南沙（15.46%），第四名是海珠（15.25%），第五名是白云（13.62%），第六名是黄埔（13.53%）。
前六名中，除了海珠，其他五个区都属于外围区。
当然，GDP增速的变化比较大，每年可能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各区的可支配财政收入👇
如上所述，中心四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支配财力）基本是垫底的位置，远远不是黄埔、南沙、增城的对手。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讲过，中心四区财力差，主要原因还是财政留存比例低造成的，具体分析可戳这这篇文章：《天河，真的比黄埔、增城要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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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这实际上就是财政资金分配的非均衡策略，为的就是让中心城区给郊区新城输血——而这，是有政策依据的。
最近两年，中央有多个重要会议均提出要支持超大城市发展郊区新城，要把中心城区的非核心功能疏散到郊区新城，实现大城市的多中心发展。
很快，许多城市纷纷响应，比如上海、广州在户籍政策上就推行了差别化社会管理，允许户籍政策在郊区新城放开一个口子，为的都是让中心城区给郊区导流。
在增城考察时，我还听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当地领导告诉我，增城现正在大力投资教育，越秀区几乎所有的名校都到增城开设分校了，增城居民不太需要到中心四区置换老破小学区房。
其实不仅增城，南沙也一样，也把越秀区的名校都拉过去办学了，当地朋友告诉自信满满地告诉我，以后南沙“全区都是学区房”。
虽然这些贴牌生产的新名校，与老城区的正宗名校还不能比，但至少证明郊区新城真的在花钱办教育，因为这些名校几乎都是公办的，能够普惠到当地居民。
名校无非两点，一是好的生源，二是好的师资，只要这两点都满足，村小很快能变名校。生源问题不大，郊区新城的新楼盘，基本都是重视教育的新广州人在买，师资就更不是问题，现在郊区新城财力雄厚，老师工资普遍高过市区。
2月19日，孙不熟在增城参加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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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观念革命，我是2008年来广州的，我记得那个时期的新广州人，都到郊区买大房子，但等到小孩上学时，一般都会被现实击败，纷纷到老城区置换学区房。
我曾以为那就是新广州人的宿命，年轻时心高气傲，住花园洋房，等小孩出生后，就要回城住小房子。因为那个时期的广州，郊区是不办教育的。
为啥呢？那个时候的郊区新城，要么是单纯搞经济的开发区，要么是单纯卖地的睡城，他们并不欢迎外地人过来常住，因为常住需要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配套，这些都需要钱，郊区政府觉得吃亏。
所以，那个时候的郊区新城，办教育的责任往往给了开发商，但开发商办学，很难做到持续投入，规模有限，普惠度也就远远不够。
这种开发模式下的郊区新城，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要么沦为白天有人晚上没人的“鬼城”，要么沦为白天没人、晚上有人的“睡城”。
在增城参观时，我问当地朋友，为啥增城现在愿意花大价钱办教育？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郊区政府现在有钱了，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双丰收，有实力为新增人口承担科教文卫的责任了。
二是观念也确实变了，以前郊区政府视外地人为洪水猛兽，因为要给他们建配套，但现在发现外地人都是金主，因为他们会带动消费、带动就业，虽然短期内需要花钱办教育，但长远来看，收益是远大于成本的。
更何况，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有人来就不错了，还不赶紧想办法留住？
而要把人留住，办教育才是最关键的。对郊区新城来说，搞产业只能把人引过来，但只有教育才能把人留下来，沉淀在当地。
所以，郊区新城现在大力办教育，这是我对郊区新城最大的信心所在。
04
写到这里，也该回到文章主题了，既然把郊区新城吹得这么有前途，那么市中心会不会因此失去吸引力，像欧美国家那样逆城市化呢？
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国情不一样。
欧美国家的逆城市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是小政府模式，公共治理能力弱，当市中心破败之后，很难大规模翻新维护，导致中产和富人逃离到郊区。而他们到郊区之后，又可以通过缴纳房产税，让政府提供比市中心更优质的治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郊区之所以能成为富人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产税的专款专用。
但我国城市不一样，政府拥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可以保证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市容市貌不会太差，而且越是市中心区域，越是环境优美、安全感足。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不会发生欧美国家的“逆城市化”，也不会像十年前那样“郊区睡城化”，而是第三种模式，那就是：多中心化。
我在城市战争的推文中，曾多次引述过中规院深圳分院朱荣远大师的“细胞裂变模型”。他认为，城市就像一个细胞，当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会发生裂变，然后变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多中心结构。
最近10年来，我国的超大特大城市正在急剧膨胀，每年新增20到50万人口，怎么可能不发生“细胞裂变”呢？
所以，超大特大城市事实上正在形成多中心模式，郊区新城大修地铁、大办教育，就是超大城市多中心裂变的一个必然体现。
其实，多中心发展也好啊，如果能在南沙、增城住到大房子、找到好工作、享受到优质教育，谁还愿意去拥挤的老城区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