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关于“我”： 关于团体带领者的心理学（上） | 文献

作者：Richard M. Billow 

原文载于：

Richard M. Billow ,It's all about me. Group Analysis , 2011 , 44 (44) :296-314

翻译：杨家平

校对：吕锐

编辑：罗彬彬

摘要：治疗师的主体性——人格、性格、情感、思想、幻想的综合体——许多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影响着我们如何安慰自己，如何与我们的团体相关联，以及他们如何与我们相关联。与团体带领者的心理有关的动力因素——那个“我”——总是突出而有影响力的，而且对团体成员来说往往是明显的，尽管并不总是有意识地或公开地表达出来。

这里，我以自己作为临床案例，来说明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同胞动力是如何体现在我的直觉、理论和技术中——也许同样体现在每一个损害了团体经验的微行动和互动中。

关键词：关系团体理论、反移情、团体过程、主体间性

分析师写文章讲自己下结论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和印象时，带着怎样的恐惧和回避呀！对很多分析师来说，报告个案时用到“我”这个字，比见到魔鬼本人还要可怕……

——分析，分析你自己。

(Reik, 1948 [1983]: 147—8)

作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团体治疗师，从Reik的悲叹那里，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他的革命性文本“移情与反移情”中，Racker(1968)将分析师描述为一个矛盾的个体——尽管受过训练和个人心理治疗，但并没有比任何人更免于受无意识的影响。治疗师的“内在和外在依赖、焦虑和病理性防御……[在对]分析情境的每一个事件[起反应]”(Racker，1968：132)。

治疗师的反移情—他/她的“不可减少的非理性卷入”(Renik，1993)——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被消除；而且这甚至不是一个可取的目标。因为正是在我们的充分参与下，我们才把我们自己的无意识带入了这段关系中，增强了与团体成员生活中的困难有关的那些关键互动——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关键互动是不会被发现的 (Harry Stack Sullivan的说法)。在治疗师的无意识冲突、性格结构和误解导致团体及其成员不可避免的阻抗的同时，它们也为学习和传递信息提供了工具。

Kierkegaard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人生只能回溯地理解，但它必须向前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相似的描述。关系取向治疗的基本假设是，精神分析的数据是由治疗师和病人相互产生的，产生于相互作用的主观世界中，由他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组织活动共同决定。

关系理论家(e.g., Chused 1992; Renik 1993; Spezzano 1996)假设病人和治疗师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想法都是无意识的，主体间的，一个影响另一个。

因此，参与者可能只有当心理活动的后续影响进入前意识或意识之后，才能回溯性地认识到，当时心理层面发生了什么。到那个时候，语言和行动已经导致了“活现”(Boesky，2000；McLaughlin，1991)。活现是共同创造的象征性和行为性情景。理解活现，可以得到的好处有洞察、事后反思、有时还有相互反馈 (见临床例子)。

关于“我”这个话题，我认为治疗师不断增长的自我觉察和对自己主体（间）性的理解，是团体和团体成员发展和成长的驱动力。

在我的工作(Billow，2003；2010)中，我试图将关系思维引入到团体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中。我重新思考了W.R. Bion的开创性贡献。《团体中的体验》 (1961)以及他后来的著作(1962、1963、1965、1970)，都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元心理学的基础2。

人类的基本冲突：思考还是不思考

像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一样，比昂也认为个体内部潜在的基本冲突会造成内在心理和人际困难，但也会刺激象征和文化发展——也就是对话、思考和学习中的建设性社会参与。

弗洛伊德神话化了快乐和现实原则之间的对立，以及生死本能之间的对立。克莱因讲述了爱与恨、嫉妒与修复性感恩之间的动力性相互作用。比昂则描述了人类思考的需要与避免思考伴随的精神痛苦的期望之间是如何冲突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宣称“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比昂强调了关系维度。他论证说，我们都有一种特定的人类需求，那就是认识心灵世界：寻求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和其他人心理的觉知3。觉知情感体验的需求，就像通过感官印象觉知具体物体的需求一样，因为缺乏这种认识意味着对真相的剥夺，而真相似乎对心理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剥夺对人格的影响类似于身体饥饿对身体的影响。(Bion, 1962: 56)

作为团体治疗师，我们试图创造、维持一种不断发展的寻求真相的文化，邀请我们的成员去寻求心理觉知、交流心理觉知。但这种类型的思考往往很痛，因为它可能会让人困惑、焦虑和不安。它的真相可能会让人感觉“不漂亮”、很原始、社交上不合适、令人尴尬。

如果经验是思想的食粮，那么一个人吃的是什么，就会成为什么，而不再是TA过去的样子。情感思考会导致人格有机会成长和改变，使思考者失去原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定位，并重新定位。再一次的，精神痛苦：一个人思考和学习，就承担了分离的风险：与已经建立的与他人的常规关系分离，也与自己从前的想法分离。

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强调，对自己的知识，让自我整合能够胜过压抑和分裂；因此，对自己的知识能够带来内心的平静和社会和谐。比昂强调，整合需要有能力和勇气去处理更大程度的情感动荡、生存风险以及个人和社会不和谐。

在我看来，团体生活的所有决定性特征——其进行性和退行性的影响——都是主体间性地共同创造、共同维持和共同处理的。

治疗师不是空白屏幕，不是神谕，也不是心理真相或寻求真相的方法的唯一仲裁者。他/她是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团体监测和感知治疗师的主体性，而这些感知的准确性则是不断变化的。对于治疗师的人格和复杂心理，团体成员形成正确的、有意义的洞察，并相应地进行反应(Gill, 1994)。与团体带领者的心理有关的动力因素——那个“我”——总是显著而有影响力，而且对团体成员来说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并非总是有意识地或公开地表达出来。

思考和回避思考，描述了所有团体成员的意识和无意识，以及团体的结构、文化和过程的心理维度。正如我将要在案例中阐明的，团体正是通过团体成员与团体带领者之间，各自态度矛盾的、有意识无意识的“求知欲”的互动，才产生出了团体的结构、过程和意义。

关于我的一切：两大原则

要澄清的是，当我宣称‘这一切都是关于我’时，我主张两大原则：

(1)治疗师所做的每一次干预(包括沉默)都经过了他/她的主体性的过滤，治疗师对这些主体性认识不全。考虑到带领者对团体中所发生和未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治疗师需要有“第三只耳”，敏感地倾听“我”的频道。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笑话：‘好吧，别说“我”了。让我们听听你的情况吧。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们很难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性格和反应性，所以我们需要从其他团体成员那里听到‘我’的事情。成员们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没有说的东西、借由象征性的衍生物(隐喻、梦想、笑话、替罪羊、基本假设)、并通过参与个体、亚团体和团体层面上的阻抗、叛逆、拒绝，来直接或间接地回应。(Billow, 2010)

(2)随着成员们对治疗师是谁的看法不断变化，团体中发生的一切都受到影响。我们刚刚作为读者和作者相遇。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我们已经在一段关系中有了链接，这段关系部分是由我们共同的“求知欲”定义的，并当你面对“我”时被重组。

我记得19世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说出所有真相，但委婉地……真相之光需逐渐闪耀，否则每个人都会失明”(1961：1129)，我在计划“公开”——也就是无论是在文本还是在团体中介绍和展示我的心灵真相时——想到了“我”。我试着预测你对于你所读到的“我”的情绪和理智反应。

我将提供一个临床例子，说明这个和‘我’纠缠的过程，在这个例子中，我的信念和想法不起作用，直到团体的干预。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它发生在我在一个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协会(AGPA) 年会上举办的为期一天的会议中。 

临床例子：说话的人和不说话的人

我问参与者——大约30人左右——他们想怎样度过这一天，他们想要达成什么目标。这个过程使我得以展示自己，与个体进行目光接触，并让整个团体见证那些被提出的想法和想法背后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抓住这个机会说话，但大家基本达成了一致：我将花一些时间来讲课，回答一些成员感兴趣的问题，上午做一个“玻璃鱼缸”式的演示团体，下午则带领整个团体参加的过程体验，最后回到概念上，简单总结这一天。

早上的互动证实了我的印象，这是一个活跃的、有很多互动的团体，有些人有很强的个性，年龄方面和临床训练方面跨度很大。但当我们在午餐后重新开始时，我意识到有些参与者很少发言或根本没有发言。我试着让他们加入进来，比如带着欢迎的微笑邀请他们参加，注意肢体语言，以及“桥接”(Ormont，1992)，也就是让一个成员“翻译”另一个成员对第三个成员的感受。

现在，我专门提到了他们缺乏言语参与的问题：“如果你说些什么，你会从今天下午的会议中得到更多。即使只说一句话，也能让你对团体有一种新的感觉。”房间里还是很安静。然后我说：“即使你咕哝或呻吟一下也行。”我幽默的干预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我一直想说话，但我一直很害怕。谢谢你注意到这一点。”该成员随后填写了一些人口学资料，接下来几位成员也跟着做了。一些活跃的成员做出了赞赏和鼓励的手势，但这一过程耗尽了情绪的热气，团体转向了其他互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不满意和好奇，下午接近一半的时候，我说：“这里似乎有两个团体——说话的人和不说话的人。”这句话吸引了团体的目光，让团体看到了没有言语参与的那些人，然后我开始担心同辈压力会让这些人成为替罪羊。

有人站出来说：“在我家里，我总是很安静。在家里，我让妈妈替我说话，直到我离开去上大学。”“谁让你想起你的母亲？”我问。我的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个人参与，以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并引入团体中的移情分析和内在心灵探索这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也许每个敢发言的人都会（让我想起母亲）。”

我找到了一个有用的视角来扩大参与：谁让谁想起了谁，为什么，以及感觉如何。我感到轻松和成功，直到有个成员开始说话，他似乎在改变方向：

“如果是我带领这个团体，我会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两个团体’。”

我觉得很尴尬，好像我被指责并没有按照我所讲的那样去考虑“我”的影响，但这句话是以尊重的方式讲的，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

“你认为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亚团体的产生？”

“你喜欢说话的人。”

有几个成员来救我：“嗯，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团体，他当然想让人们说话。他试图让人们参与进来，他现在正在这么做，(面向提出挑战的人)，你也做同样的尝试。”

但我认为这个评论应该得到更充分的考虑，并且，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了灵感，来考虑刚才提出的家庭关系和团体内部移情的话题。我分享了一种突然而强烈的洞察力：“嗯，我是我家的第一个孩子，我通过说很多话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在进行团体活动时，我没有刻意自我暴露的习惯，但在这里，我认为没有理由回避。现在，其他人——包括一些以前安静的人——开始急着说话，而我进一步的反省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成员参与工作坊。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但我喜欢这个话题(话题是‘3 Rs’，即阻抗 Resistance, 叛逆 Rebellion, 和拒绝 Refusal, 见Billow, 2010)。既然我下个月要开始和吸毒者工作，我想我最好学会如何拒绝。无论如何，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是在阻抗、叛逆还是拒绝？我还不知道。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教授来了，[幽默地]她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来，她就会把我们挂了。她没有说我们必须说话。” “是的，我也是，我们在她的课上读过你的论文。这些论文真的很好，虽然我不能说我理解了这些论文或是或这个团体[笑声]。”我想，学生和老师需要勇气才能在这个团体的背景下混和在一起，伴随着扩大的边界和交流规则。

一位女士大声说：“我必须‘出柜’了。我就是这个“刻薄”的老师。你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illow博士，我想我有点被震住了。”我缓和了一下气氛，我说，其他人肯定没觉得那么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似乎很乐意对我直呼其名‘Richard’，并挑战我，要我思考我在干什么。

更多的人尝试思考“两个团体”：

“我曾是我家的“金童”。说话，但不会说太多。我想成为你们团体中的“金童”。只有我。[幽默地]我现在是吗？”

‘我曾是第二小提琴手。我在这里也觉得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表露我自己。我必须想着我的责任。你们欢迎了我，有好几次呢。’

“我曾是我父母的“快乐”，他们的 “阳光”。[讽刺地]看看我总是在这样微笑，被人看见，却不被听到。”

一位年轻人自告奋勇地说：“也许我是这里的灰姑娘，等着被邀请参加圆圈舞会。我需要男人一点，我有自己的圆圈（指睾丸）。”

我们转向这位自称“刻薄”的教授，她似乎在哭：“在我的家庭里，我是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是照顾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但是我喜欢。我的父母不亲近，我害怕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不太温暖。我想让我的学生来这里。[转向他们]我觉得你们会让我感到安全和安心。谢谢你们能来……你们都得了‘A’”，她笑着说，隐约可见眼中的泪水。

一位试图保护我不受批评的成员加入进来：“我必须保护我的母亲。她有“问题”，会抑郁。当你指责Richard制造了‘两个团体’时，我担心他会崩溃。我总是担心我的病人会崩溃，还有我带领的治疗团体。我看到这里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带着一些悲伤，我们结束了团体讨论。在总结和评估过程中，一位成员赞扬了我这一天的表现，同时又问到：“如果你置身事外……而不是那么努力工作的话，你还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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