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义法”实践与古文删改
张知强
作者：张知强，山西稷山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文献与文学。整理《稀见淮安史料四种》（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摘要：桐城派有众多评点本、选本存世。除评论古文得失外，多有对前人古文的删改。删改对象主要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删改的依据是“义法”，主要从“言有序”与雅洁两方面展开；使用的方式有删除、改字、增添、移动字句位置等。这种对经典的重塑体现了桐城派在古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自信，及其在古文谱系中的正统地位。桐城派对古文的删改从方苞、刘大櫆一直延续到晚清的吴汝纶、吴闿生，删改的延续、对前辈评点的辩证接受充分凸显了流派内部一脉相承的特点，流派成员对删改行为的讨论也体现了桐城派较强的向心力和活力。删改行为有助于增进对评点、选本的认识，加深对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
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古文流派，历来学者从文学理论、批评、创作、鉴赏等角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以期对其兴盛做出解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某些桐城派所特有的批评方法、文章观念，较少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桐城派对古文理论和创作的自信、在实践中对前人古文的删改等，很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作为古文家，方苞非常推崇唐宋八大家。除文集收录《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书柳文后》等文章外，方苞还有《古文约选》十卷、《评点唐宋八家文》《评□韩文》《评点柳文》等选本、评点本与八家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但方苞也有不满之处，其《古文约选序例》云：
《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只有这几部经书是完美的，“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是学习古文的参照标准。这些“文之极则”，除文章方面的因素外，也是儒家推崇的经典，承载了儒家之“道”。因此，最高的古文标准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这也与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理想相符。在此之外，即使是“举世传诵”的名篇，也可能有瑕疵。“义枝辞冗”便是从“义法”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方苞认为只有将这些瑕疵删去，才能使古文的优点更加突出：“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方苞才有删改前人古文的行为，如《古文约选》和《评点柳文》。《古文约选》由方苞主编，但挂名果亲王允礼，带有官方的性质。本书选录两汉散文家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文章精彩部分进行圈点，评语以眉批、夹注、文末总评等方式呈现；对古文的删改以“└ ┐”符号为标识。方苞文集最早刊刻于乾隆十一年（1746），是王兆符等辑录的《望溪集》；其《史记评点》于光绪元年（1875）由王拯以《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的形式刊刻；而《古文约选》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就已面世，并于同治八年（1869）重刻。另外，乾隆三年（1738）皇帝下令将《古文约选》等官方书籍“着各省抚藩将书板重加修整，俾士民易于刷印。坊间有情愿翻刻者，听其自便，无庸禁止”。果亲王虽然曾经刊刻《左传》，收录方苞的评点，但“传印甚稀”。所以，《古文约选》的刊刻使方苞的评点和古文理论（即“义法”说）在当时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方苞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删改意见也得到扩散。《评点柳文》记录了方苞对柳宗元古文的圈点、评语以及删改，凡删改处以“涂”字标出。另外，李绂虽非桐城派中人，但与方苞争论的文章中亦包含方苞删改古文的信息，如《与方灵皋论所评欧文书》《与方灵皋论所评柳文书》《与方灵皋论所评韩文书》，其中一些评语未被现存方苞的评点本所收录。评点，包括评语和标点。但历来的研究者多注重评语，而较少关注标点。其实，标点也可以反映出评点者对文本的态度。“└ ┐”符号出现在《古文约选》中。首先，《古文约选》该符号旁边有一些评语，如韩愈《送杨少尹序》：“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评语为“三语无谓”。联系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的观点，可推测“└ ┐”符号是方苞所谓的“钩划”。其次，以方苞评点柳宗元古文为例，《古文约选·柳文约选》与《评点柳文》颇有异同，可以进行对读。两书均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进行了评点。凡是《柳文约选》有“└ ┐”符号的句子，在《柳文评点》中均被标注“涂”字。再次，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中引用方苞的圈点，方氏的文本中有“└ ┐”符号的句子，徐刻均直接用“删”字。可以证明“└ ┐”符号即为删改符号。
刘大櫆认可并继承了方苞的删改行为。《精选八家文钞》是刘大櫆在唐宋八大家文集中“精选百篇，钞为读本”，有圈点、评语。《精选八家文钞》在刘大櫆生前并未刊行，以抄本的状态流传。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由同乡徐丰玉刊刻，“旧有圈点、钩乙暨方侍郎、姚太史评语”。光绪二年，刘继重刊本书，“（海峰先生）于意义之警策、字句之松泛者，悉从旁圈点而钩乙之，而本来面目绝不涂抹一字，甚盛心也”。保留了刘大櫆的“钩乙”，即删改意见。《精选八家文钞》所使用的删改标识也是“└ ┐”。方苞、刘大櫆这些文本的删改情况是：《古文约选》中，两汉古文没有删改；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是2/72（即所收72篇古文中有2篇被删改，下同）、柳宗元是11/45、欧阳修是12/58、苏洵是9/32、苏轼是3/34、苏辙是2/20、曾巩是13/26、王安石是7/26，合计删改古文59篇。《评点柳文》共收录柳宗元古文176篇，其中5篇古文被删改。《精选八家文钞》共有13篇古文被删改，其中柳宗元文4篇、欧阳修文5篇、曾巩文2篇、苏洵文2篇。可知，方、刘很少删改唐以前的古文，主要针对的是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历来被尊奉为古文之典范，是古文家学习的范本。桐城派建立起以唐宋八大家为主干的古文系统，又通过删改，与圈点相呼应，去芜存真，示人以法度。方苞、刘大櫆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删改，体现了桐城派以自己的衡文法则为依据，删改前人的古文，对经典进行重塑。对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进行删改，需要过人的才学、识见，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不盲目崇拜古人。刘大櫆云：以古之道为不足法者，妄也；以古之道为高远而不可几者，怯也。今之善弈者未必不如秋，善射者未必不如养。至于赋诗作文，专以末流自待，言及于杜甫、韩愈，则愀然变色，以为是天人，非吾之所企，吾是以悲其志之不立也。
前人的优秀作品，固然值得尊敬、学习，但也不可妄自菲薄，“以末流自待”。即使是作为榜样的《史记》和韩文，方苞也敢指瑕，如《评点史记》中的删改。这样的胆识和自信，引发了吴汝纶的感慨：“吾辈读柳文，几仰若天人。方侍郎乃殊不快意，时摘其瑕颣。何识量之相悬邪？”方苞、刘大櫆不盲从经典，坚持己见，这种在古文理论、创作方面的自信，是桐城文派能够产生、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也体现了桐城派以古文正统自任。
作为有意识的文学流派，派内成员对典范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模拟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缺少的。桐城派有自己的古文谱系，上自《左传》《史记》，下至唐宋八大家、归有光，均为其模仿、学习的对象。但桐城派并非一味被动地模拟，而是在学习、揣摩的同时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古文，会提出批评，甚至进行删改。删改体现了作家对于自己理论和标准的自信，也有对创作的思考。
韩愈从维系儒家道统的角度出发，认为“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因此有删削《荀子》的想法。其《读荀》云：“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韩愈是否曾删削《荀子》暂且不谈，此观点已足够影响后人。方苞《书〈删定荀子〉后》云：“昔昌黎韩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惜其书不传。余师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节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几半；然间取而诵之，辞意相承，未见其阂也。”刘大櫆《删录〈荀子〉序》亦云：“韩愈有言：‘删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孔子之志也。’余仿其意，节而录之，得什之四五。”对方苞、刘大櫆而言，韩愈的观点具有榜样的作用，在韩愈的删改本缺席的情况下，“师其意”“仿其意”也足够使删削《荀子》的行为有“合法”的依据。同理，在姚鼐构建桐城文统后，方苞、刘大櫆作为桐城派的标志性人物，其作品、观点必然成为后人学习、模仿、讨论的对象。桐城派后学在行为上继承了方、刘，或删改前人的古文，或收录这些删改建议。如：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收录方苞、姚范、曾国藩对四篇韩文的删改。吴闿生《古文范》有对苏洵一篇古文的删改，“删节数百字”。徐树铮刻《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收录方苞、刘大櫆对三十篇唐宋诸家古文的删改（除去与《古文约选》《评点柳文》《精选八家文钞》中删改信息完全相同的篇目）。其中，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是以文字校勘为主的校注本，也收录评点；吴闿生《古文范》是想成为“学文之圭臬”的古文选本，是属于桐城派系统的、面向初学者的评点本；徐树铮刻《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是对姚鼐选本的集注本。可见桐城派评点本形式的多样化。
也有明确表示学习《精选八家文钞》评点方法的文本。左坚吾“师事外祖刘大櫆，受古文法”（《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萧穆《跋左叔固先生删订海峰文集》云：昔海峰先生有《唐宋八家文选》，《凡例》有曰：“古人行文，神妙不测矣。而精神不到，间有一二败句，今拟削去，未敢擅改，但钩乙其旁，以示学徒。古人之是非与我之是非俱在，后学择而取之。”今先生删订《海峰文集》，即遵海峰《八家文选》之式。
左坚吾对刘大櫆的古文理论和创作都比较熟悉，也认可刘大櫆对前人古文的删改。《唐宋八家文选》虽非《精选八大家文钞》，但所用评点方法一致。因此，左坚吾用评点《唐宋八家文选》的方式来编订《海峰文集》，对文章“精神不到，间有一二败句”的地方进行删改、钩乙。但因左坚吾“自匿其撰述”，未曾刊刻，故少有流传。左庄有《唐宋八家文选》的抄本，在学习之余，还践行了刘大櫆的删改行为：“君聚汉唐以来之文甚夥，于先辈所未入选者，辄择取之，或删薙数行，或一二句。”将那些未曾入选的古文“评定朱墨，交错陆离，至不可辨”，以达到“庄雅可诵”的效果。另外，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凡例》云：“斯编于所录原文，有词近俚而伤繁者，间为芟薙之，然不敢窜改。”芟薙的目的是“刊落浮华，采掇精英，以表示学者复古之旨，而不欲出连拇枝指，眩后进耳目”。这是桐城派一贯的追求。有趣的是，对删改行为继承较为明显的，是对删改行为有所不满的吴汝纶。吴汝纶对前人的删改，主要收录在《群书点勘》《经史百家杂钞评点》《古文辞类纂评点》等评点本中。但吴汝纶没有继续使用方、刘的“└ ┐”“涂”等形式，其删改方式主要通过“掷”体现出来，也有其他的方式，如“删”“增”“删改”“删+评语”“掷+评语”等。在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圈点符号系统，符号的功能需要结合评点者的实践来判断。“掷”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圈点符号，有正、反两种含义。归有光在评点《史记》时就使用了“掷”：“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不同颜色的掷，代表不同的作用。掷本身的功能仅为一种提醒的符号，其意义通过颜色来传达。在此之后，刘大櫆、姚鼐等人均使用过“掷”，但颜色的作用减退，只保留了黑色，“掷”符号本身的意义凸显出来。虽然“掷”并非吴汝纶的专用，但用“掷”来表示删改的数量却是最多的，因此最具代表性。通过对吴汝纶评点案例的归纳，可知“掷”既有批评、删改的意思，如《群书点勘·苏老泉集》之《上余青州书》：“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用“掷”，评云：“陋句。”也会代表古文脉络，如《经史百家杂钞评点》之《唐书·兵志》中“府兵”“彍骑”“方镇”等词用“掷”。因为“掷”含义的丰富性，为谨慎起见，本文仅选用有负面评语的“掷”作为删改标识。通过梳理方苞《古文约选》《柳文评点》，李绂《与方灵皋论所评欧文书》《与方灵皋论所评柳文书》《与方灵皋论所评韩文书》，刘大櫆《精选八家文钞》，姚范《援鹑堂笔记》，王元启《读欧记疑》，曾国藩《读昌黎集》，吴汝纶《群书点勘》《经史百家杂钞评点》《古文辞类纂评点》，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吴闿生《古文范》，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姚永朴、姚永概《历朝经世文钞》等评点本、选本中对前人古文删改的信息，得出桐城派诸人施加删改的古文篇次为（同一篇古文删改版本不同者，分别计算）：方苞110篇，刘大櫆25篇，姚范4篇，王元启85篇，姚鼐7篇，曾国藩3篇，王拯1篇，吴汝纶45篇，吴闿生1篇，林纾1篇，姚永朴和姚永概5篇。可知，桐城派通过评点本对前人古文施加删改的行为一直在延续。从数量看，方苞删改最多，王元启、吴汝纶次之。
从方苞、刘大櫆一直到晚清的吴汝纶、吴闿生等人，删改行为的延续，表明对古文理论和创作的自信已经成为桐城派的内在力量。对于后期的桐城派成员而言，由于方苞、刘大櫆的推广，删改行为已经成为流派的惯性。
首先，删改能使文章更加简练。曾纪云《精选八家文钞跋》云：海峰先生精选百篇……于意义之警策、字句之松泛者，悉从旁圈点而钩乙之，而本来面目绝不涂抹一字，甚盛心也。……有删一二字者，有删数句者，有删整段至数行者。再四展玩，觉较原文局尤紧、格尤练、语尤快、气尤遒……洵后学之津梁也。
删改并不是要否定古文的价值。相反，去掉枝蔓，方能显示枝干之匀称。《古文约选·泷冈阡表》的评语也提到：“摲其繁复，则格愈高、义愈深、气愈充、神愈王。”删改前人，是希望其古文更加完美，符合自己的古文标准。同时，在评点本中，圈点的目的是选出精彩部分，删改是为了去掉冗杂，评语则是有赞赏、有批评，多种方式互相配合，使得评点方法自成系统。其次，删改有利于启发初学者领悟为文之法。萧穆《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序》云：以穆所见，国朝惟和硕果亲王《古文约选》，并高宗纯皇帝《御选唐宋文醇》，大体雅正严谨，足为后学之所宗仰。而果亲王之本，实出吾邑方侍郎之手……评点确实，钩划精当。二本皆足以开后学神智。继侍郎而起者，则莫如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于前人精神不到，间有一二败句，则钩乙其旁，以为后学择取。
桐城派删改前人古文分两种情况：其一，直接删改原文，将删改后的结果呈现出来，如《古文范》；其二，保留原文，只提出删改意见。桐城派的古文删改大多属于第二种。删改后的古文更为简洁、凝练，但在“开后学神智”方面，却不如给出删改意见效果好。指出一篇古文精彩的地方，可供后学学习；指出有瑕疵的地方、“精神不到”之处，让后学避免重复犯错，“见之可悟作文之法”，比空洞地罗列为文的“禁忌”更容易被接受。同时，删改意见也可以将删改者的思考展现出来：“观其涂乙窜易，日锻月炼，致思之密如此，则于文事思过半矣。”桐城派历来重视教育和方法，删改古文的深意便被后学继承下来。
前文提到，方、刘等人的删改，主要针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展开。对待经典文本，桐城派并非不加选择地盲目接受，而是有所甄别，甚至删改，对经典进行重塑。对经典的重塑是否合理，不仅要看删改的标准、重塑后的文本，也要关注后人对“新经典”的接受态度。在桐城派中，相同的删改意见并不少见。方苞、刘大櫆、姚范对欧阳修《岘山亭记》均有删改。方苞删去“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并于“而二子相继于此”中“而”字后增加“羊祜叔子、杜预元凯”，应该是在删去二人名字后认为“二子”无所指认，故有此改动。刘大櫆删去“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五四）。姚范亦认为“‘其人谓谁’二句可删”。姚鼐并未删改，但认为“其人谓谁”二句“实近俗调，为文之疵颣。刘海峰欲删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继于此’为‘羊叔子、杜元凯相继于此’”（《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五四）。态度偏向删去此二句，但误将方苞的观点归为刘大櫆。方东树也赞同刘大櫆的删改。方苞、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对《岘山亭记》近乎相同的删改意见，表明桐城派内部在古文评点方面的一脉相承。考虑到此五人之间的地域、师承、家族、朋友关系，可见桐城派内部联系、交流的密切。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注重对文字的经营，排斥骈俪文风。姚范认为：欧公《内制集序》：“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倦余支枕，念切平生；顾瞻玉堂，如在天上。”而《思颍诗后序》有云：“不类倦飞之鸟然后知还；惟恐勒移之灵却回俗驾。”此类文字，公自订《居士集》皆入之，而《游鯈亭记》《李秀才东园记》与诸他篇颇有佳者，皆弃而不录，殊不可解。
对这两句话颇有疑问。方东树有按语：“欧公此二序俗韵特甚，遂开流俗。坡公无之。学者不可不严辨也。”认为是“俗韵”，对欧阳修有所批评。吴汝纶在《群书点勘·欧阳文忠公集》中则径直删去这两句话。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吴汝纶一定参考了姚范、方东树二人的意见，但吴汝纶在《内制集序》《思颍诗后序》两文中只删去姚、方二人批评的句子，不应只是巧合。通过评点的一致性、继承性，可以为研究桐城派古文评点的来源提供思路。桐城派评点本有集评的性质，诸家的删改意见经过“集评本”的重新组合，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强化了删改的“惯例”。有的评点本汇集诸家评点、标注出处，如《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有的则将前人的观点进行融会、选择，内化成自己的观点，如方苞、刘大櫆、姚范、姚鼐对《岘山亭记》的删改意见，除姚鼐标注“刘大櫆”的观点外，其他三人的意见只有通过对读才能得知其渊源所在。桐城派评点本之间自成系统，互相征引、批评，因此不能独立评判各家评点本。只有汇聚各家观点，才能更好地了解评点之意。
对重塑后的文本的接受，也能看出后人对删改的态度。姚永概日记记载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三十年（1904）之间抄录《古文约选》等文本的情况。其中，《两汉文约选》《韩文约选》《柳文约选》《欧文约选》《老苏文约选》，均为《古文约选》子目；还有惜抱先生改本《遂初堂记》、“吴评曾选古文二十册”。除过录《古文约选》《经史百家杂钞评点》等评点信息外，还可看到此类评点本在桐城派内部亲朋好友之间的流传方式，如赠送（“外舅赠予此书”）、借阅（“此书明年二兄欲携之湖口”）等。经过地域、师承、姻亲等多重纽带，使得桐城派的传衍更为稳固。《贺葆真日记》亦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至民国六年（1917）之间抄录评点本的删改信息，如吴先生评点曾巩《南丰集》，方望溪、吴先生评点《柳集》，吴先生评点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及张裕钊《濂亭文集》等。其中，方望溪评点《柳集》见前文；吴汝纶评点《南丰集》《柏枧山房文集》《濂亭文集》均收于《群书点勘》，且均有吴汝纶的删改。贺涛、贺葆真父子所抄录的不是像姚永概所抄《古文约选》这样完整的选本，而是以丛书中单行的文本为主。可见桐城派评点本流通、接受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且，贺氏父子抄录方苞、吴汝纶评点本持续多年，可见贺氏赞同在评点本中删改前人古文。除刊刻、阅读信息外，也可以从读者的反应中得知本书的流传与接受。《古文约选》的选文、体例就被曾国藩、吴汝纶所继承，如：其（按：即《古文四象》）节钞《史记自序》，记仍与《古文约选》同起讫，但未能确记。（《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一《与曾重伯》）
刘喜删古人诗，于明、清诸家，所删则皆允当，于李、杜、韩诸公，则往往不应删而删，盖其学识不及作者，则以私意去取，不能餍人人之心。故不佞前请尽抄元诗，而于刘所删之句，上下勾乙，以识其处，如此，则读者不以妄删为病，方氏《古文约选》即用此例。今径删削本诗，而但注删几句于下，实使读者不快，殆此书之一憾也。（《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二《与萧敬甫》）
所论刘氏选本即刘大櫆《历朝诗约选》，对历朝诗歌颇有删削，但往往径直删去，只标注“删某句”，留下删削后的文本，遭到吴汝纶的批评。可知，不仅是《古文约选》重塑经典的内容，而且其删改的方式也影响到桐城派后学。经典文本不仅被阅读、解释与评价，也会被改动。桐城派在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有揄扬、传播，也会对其文本进行删改、重塑；同时，随着桐城派在时间、空间上的扩散，这些“被修订的经典”又会被读者当成经典来研读。经典，成为一种流动的文本，而非固定的、客观的。而且，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除读者之外，不仅有进行创作的原作者、从事筛选的批评家，也有改造文本的“中间人”存在；有时，筛选者与改造者、读者与改造者可能是同一个主体，如本文提到的桐城派诸人。经典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围绕着经典的讨论、删改不一定就会解构经典，反而可能巩固经典的地位。关注桐城派的删改行为，有助于加深对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然而，对于具体文本的删改意见，以及是否应该对前人文本进行删改，桐城派内部有不同的看法。删改有时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后来的删改者评论前辈的删改。康绍镛刻本《古文辞类纂》将韩愈《送区册序》“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删去“若能”二字。林纾在《选评〈古文辞类纂〉》中批评了这一做法：惜抱选本，将“若能”二字删去，似真谓区生能遗外声利者，则过许区生矣。须知昌黎用字，一字不苟，万难轻易加以移易。试观两“若”字，何等活泼，乃可轻去其一耶！（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其态度较姚鼐更为谨慎。但在对归有光《周弦斋寿序》的评点中，姚鼐与林纾对待古文的态度恰好对调，林纾云：“篇中用‘龂龂’二字，误，惜抱讥之。故僭为‘洞洞’，敬也。”（《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姚鼐讥讽归氏用词，认为“‘龂龂’字屡误用”（《群书点勘·归震川集》）；林氏直接改动原文，性质便有不同。但是，若综合考量，对待同样的文本，姚鼐、林纾对于是否删改所持态度不同，可知删改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同的评点者提出的删改意见不同，在坚持流派风格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个人特色。这种流派特色与个人风格之间的张力，保障了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向心力与活力。正如吴汝纶评论删改行为是一种“结习”那样，桐城派内部对删改前人古文的行为也有反对的声音。贺培新《文编·例言》云：“余文多采桐城吴先生、霸县高先生所著书，评点更多本之吴先生及徐又铮集印《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亦俱以私意补其未备。”吴汝纶、徐树铮的评点中均有删改现象，贺氏却未收入一条删改意见。而且，从具体篇目来看，贺培新批评柳宗元《梓人传》“文似伤繁”，但仍未采纳方、刘之删改。另外，刘大櫆删《伶官传论》“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精选八家文钞》，第2册）。姚范亦云：“‘原庄宗之所以得’句，似近世时文原题，而中段极力形容处太矜张。”有所批评，但未言明是否删去。高步瀛认为此三句“弱”，但反对删去：“古人之文，心知其失可也，不宜以意妄改。”故高氏古文选本少有对前人古文的删改。贺培新、高步瀛并不否认原文的缺点，但仍坚持选录作品原文，反对删改，这种谨慎的态度表明桐城派内部并非只有一种声音，而是“众声喧哗”，具有多样性、对立性。
《古文约选》等文本的流传和接受，表明至少在桐城派内部形成了对经典的重塑。虽然也有一些成员拒绝进行删改，但也会承认前人文本有缺陷，并未盲目维护前人。在这个层面上，桐城派成员的态度是一致的。而在非桐城派成员看来，情况并不相同。《古文约选》等开始流传后，在当时曾受到一些批评，如李绂通过书信与方苞“条缕申辨”，夏之蓉也“往复至再三”与方苞争论。方苞虽然重视两人的意见，但并未妥协。通过对比，更可看出桐城派的独特性。
通过梳理桐城派的删改信息，可得出不同朝代被删改古文的数量（重复篇目按一篇计算）：东周1篇、西汉3篇、唐32篇、宋189篇、明18篇、清15篇。唐代以前的古文很少被删改，唐、宋是桐城派重点关注的朝代。若以作家为中心，被删改的古文数量（重复篇目按一篇计算）分别为：庄子1篇，司马迁3篇，陆贽2篇，韩愈10篇，柳宗元20篇，欧阳修125篇，苏洵20篇，苏轼9篇，苏辙2篇，曾巩19篇，王安石12篇，司马光1篇，王守仁1篇，归有光17篇，顾祖禹1篇，方苞5篇，姚鼐5篇，梅曾亮2篇，曾国藩1篇，江忠源1篇。除陆贽、司马光、王守仁、顾祖禹、江忠源外，其余均属于桐城派古文谱系中人。其中，唐宋八大家被删改的古文共有217篇，超过总数的84%，仅欧阳修一人被删改的比例就接近总数的49%。即使除去专门评论欧文的《读欧记疑》，欧文被删改的数量为46篇，比例为17.9%，仍为唐宋八大家之最。因此，本文选择欧阳修作为个案，具体分析桐城派删改的角度和特点。
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非常重视对文字的经营。在古文写好后，还经常进行修改、润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对《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的推敲。即便如此，在后人看来，作为典范的欧文仍有诸多不足。以《泷冈阡表》为例，其初稿是《先君墓表》，收入《居士外集》。通过对比可知，文章经过了诸多改动，通过虚词和复笔的使用，使古文更有表现力。但方苞、刘大櫆仍能发现不足之处，从文法的角度对古文进行删改。正如方苞所言：“摲其繁复，则格愈高、义愈深、气愈充、神愈王。”欧文在字句、章法上的瑕疵，可能会不利于作者感情、才气的呈现，甚至会干扰行文的流畅。因此，方、刘的删改就很有必要。
方苞《古文约选》、李绂《与方灵皋论所评欧文书》、刘大櫆《精选八家文钞》、姚范《援鹑堂笔记》、王元启《读欧记疑》、吴汝纶《群书点勘·欧阳文忠公集》、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等评点本、选本中都有对欧阳修古文的删改。其中，王元启《读欧记疑》专为分析欧文而作，虽非评点本，但所用方法与评点无异，删改意见多达85篇；方苞删改了38篇、刘大櫆有7篇、吴汝纶有6篇。被删改的文体包括论、经旨、碑铭、墓表、墓志、记、序、祭文、论辨、志铭、书等，几乎涵盖了所有文体。
其一，古文脉络不通顺。在《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的评论中，王元启云：原本叙举察当贤否及诸蛮宜鸟兽畜于被废起复之后，既嫌倒置，又先著“荆湖北路转运使”七字于举官之前，则后文“以选为荆湖北路”句为衍复。今灭去“开封府判官”下“荆湖”七字，即入“言事者”以下二百九十二字，而于“蛮卒无事”下接入“坐举官免”四十四字，“知涟水军”后直接“复为司勋”等语。如此叙次为顺。（王元启《读欧记疑》卷一）
有两处改动：一是“荆湖北路转运使”出现两次，删去第一处；二是将“坐举官免”至“知涟水军”一句移至“蛮亦卒无事”之后。通过改动，叙述更为通顺。另外，桐城派删改古文常用的方式有删除、改动、增添字句等，“移置”的方式较为独特，目前仅见王元启使用。桐城派重视文章转接的自然、流畅。吴汝纶认为《仲氏文集序》中“余谓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句“转接率”（《群书点勘·欧阳文忠公集》），不够自然、熟练。古文有转折、波澜，能够丰富文采、增强可读性，但不可刻意为之。王元启认为《内殿崇班薛君墓表》“转折太多，究嫌辞费，余为改一字，通删四十三字，庶不失公之本意云”。叙事应讲究详略、去取。《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详细叙述刘氏历次迁官，王元启认为“凡历官无事业可纪者，不必备书”，删去六十字。一些“人所共知”之辞，“不宜渎说取厌”，简洁明了即可，不需太过繁复。方苞亦因为本文叙事“太汗漫，无检局”，删去“为青溪主簿”至“竟坐所举罢”一段。不仅一篇文章内部要讲究叙事策略，相关文章之间也应使用互见法，彼此各有详略。王元启认为，欧阳修“尝志尹师鲁父墓，后为《师鲁志》，遂不复次其世家”，因此应删去《尚书驾部员外郎致仕薛君墓志铭》中“赠太傅讳温璿之曾孙、殿中丞赠太师讳化光之孙”二十字，因为“驾部为简肃兄子，其祖、曾二世赠官与讳，见于《简肃志》者详矣”。其二，文辞不雅洁。桐城派历来重视文辞之“雅”。王元启认为《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中“君其可不惜其殁乎”一句“似黄口学语”，于是进行了改动。吴汝纶删去《思颍诗后序》“不类倦飞之鸟然后知还，惟恐勒移之灵却回俗驾尔”二句，认为“杂四六语”（《群书点勘·欧阳文忠公集》），因为触犯了桐城派的“古文辞禁”。同时，文辞也应简洁。王元启认为“欧文往往多闲句曼辞”，因此颇有删改。
若不讲究文辞，不仅不利于字句意思的表达，甚至会影响文章的脉络。王元启删去《桑怿传》“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一句，认为“多著此等语，文便散漫不谨严”。其三，与文章主旨无关。重视文章主旨、反对文辞枝蔓，为桐城派纪事之“义法”。王元启删去《龙武将军薛君墓表》中“有子直孺早卒，无后，以其弟之子仲孺为后”一句，认为“其事与龙武君无涉”。但王氏去取标准过于严苛，子嗣信息对传主而言意义重大，且为文体所需，不宜删去。其四，不符合相关事实。王元启删《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中“年尚少”三字，认为“上云他掾属多少壮，则说及君身不宜复云年少。又考公至西京，在天圣九年辛未，张卒皇祐五年癸巳，张与公聚时年三十七，已逝强仕，视公长十二岁，不得云‘尚少’，此三字宜删去”。通过考辨张君与欧阳修的年纪、交游，做出删除的判断。在桐城派中，方苞删改前人古文最多，标准严苛。其依据主要是“义法”说，但综观方苞的评语，关注点主要是“义法”之“法”，即“言有序”和“雅洁”。虽然诸人对古文细节处的删改有所不同，但所持标准相差不大。王元启多次提及“律以昌黎法”“史法固应如是”“据法当云”，当指古文的基本文法而言。虽并未言明遵循方苞“义法”说，但仍在“义法”范畴之内。刘声木认为王氏“为文一本于韩，义法之正，文词之美，真今之归有光”，于是将其收入《桐城文学渊源考》。要言之，诸人的标准可以用“言有序”和“雅洁”来归纳。
在桐城派的各种删改方式中，最常用的是“删”。受评点手法客观条件的限制，评点者难以大幅度地调整文章的结构，只能在字句上下功夫，最方便的就是删除冗余的字句。但也有个别篇章删改在百字以上，如方苞删《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刘大櫆删《梅圣俞诗集序》、王元启删《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等。删改行为体现了桐城派的“尚简”倾向。方苞云：“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主张削去古文中的繁芜之辞。另外，“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雅洁”说在文辞、叙事等方面都要求简洁、得体。刘大櫆《论文偶记》有“文贵简”条，包括“辞切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因此“简为文章尽境”。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繁简》亦有集中论述。正如《文心雕龙·镕裁》所言：“善删者字去而意留。”桐城派希望通过删改取得这种效果。欧阳修推崇“简而有法”的文风，但在桐城派看来，还是不够简洁，说明古文创作之难，亦可见“义法”之严格。删改他人文章固然有诸多优点，但对删改行为也应有所反思。王芑孙《读小岘所作亡弟行状书后》虽非评点之作，但对方苞删改《泷冈阡表》有所评论，有助于加深对评点的认识。首先，他说“方侍郎苞举韩、欧文字而笔削之，凡所刊落，果胜原作。……如《泷冈阡表》，欧公绝作也，不经侍郎刊削，犹不免有冗长处”，认可方苞的删改。其次，他说“《泷冈阡表》，吾曹以文字读之，侍郎以文字论之，痛加刊落，境自益胜。在欧公当时，至性至情激宕而出，言之短长与事之繁简所不及计，势不能无冗长。且欧公能改薛史，为冯道、李程诸传，此其识宁在侍郎下者？及其自表《泷冈》，则不能矣。大抵家门文字不宜自为”，认为单从文字论之，《泷冈阡表》确有冗长之处。但欧阳修自作祭表文，情感所系，不复顾忌文字之繁简，情有可原。同时，也暗示删改不应只关注文字而忽视创作的具体情况。再次，他说“侍郎……自改《泷冈表》，意非以欧公为不足也，徒以作文义法示吾曹而已”。既然欧文之缺点情有可原，那么方苞的删改并非意在指出欧阳修古文有不足，而是为了展示“作文义法”。另外，方苞等人对欧文的删改，也有不当之处。其一，李绂《与方灵皋论所评欧文书》认为方苞所评欧文的底本选择不当。欧阳修生前自编《居士集》，标准严格。方苞评论欧文依据的是茅坤的选本。李绂认为茅选杂乱，不能代表欧文水平。李绂的四十八篇反对意见中，有八篇以《居士集》未收为理由。未入自选集的古文，不能视为欧阳修的代表作，对这类古文进行删改，效果并非最佳。其二，方苞删去《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中“其寿止于五十有六”一句，正如李绂所言：“此段以叙哀，即暗序其年寿，删之，则莫知其年矣。”叙其年寿，于情于理皆属正常，不宜删。另外，上文所论王元启删改《龙武将军薛君墓表》，也不妥当。而且，关于某篇古文是否删改以及删改时的具体意见，桐城派内部也有分歧；即使是同一个评点者，不同时期对同一古文的删改意见也有不同，如方苞对《泷冈阡表》的删改，《古文约选》与《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所录意见完全不同。对古文的删改只是评点者一时、一己之见，不必“执一法以例天下之学者”。删改古文的标准也值得商榷。方苞删改古文的依据是“义法”。但在桐城派成员看来，“义法”说本身亦非衡文之最佳准则。姚鼐在给弟子的书信中写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然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认为方苞并未完全领略《史记》的精神，且“义法”说也只是古文创作的一个方面而已，并非全部。姚永朴也认为：“义法虽文学家所最重，而实不足以尽文章之妙。”与姚鼐见解相同。徐树铮《钞古文辞类纂批点记》云：余意为著书计，固宜不著迹象，待其人深思而自得之；若为读书计，则无宁丹铅涂乙、提要钩玄，譬人夜行，畀之以炬，不甚善欤？……望溪绳墨太谨，海峰抉择有时近肤，又多好删乙古文字句，就我义法。殊不思古人当日命意运笔，浩然而沛然，决不以挫啬自拘。（《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首）
他从“著书”和“读书”两个角度分析，对评点的作用认识得更为具体。而“绳墨太谨”“有时近肤”“就我义法”等评语则说明方、刘的删改、评点等行为主观性比较强。徐树铮对原作者“不以挫啬自拘”的创作状态给予了更多的尊重。
虽然方苞用“义法”说评论、删改他人的古文，但方苞的理论与创作并不一致，其作品并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境界。吴汝纶在《群书点勘·方望溪集》中，对其中五篇古文提出了删改意见，也主要从文辞和脉络两方面进行批评。如《记徐司空逸事》删“时江浦刘无垢”至“遂出孔道辅下乎”，认为“此等最望溪客气，删薙乃能雅洁”。吴敏树亦认为方苞之文在语言方面并不擅长：“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在删改前人古文的同时，自己的古文也被后人删改，所持标准也相同，说明删改前人古文的自信以及删改的标准在桐城派内部得到传衍。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谈到古人选本中的删改现象，认为“古人选本之精审者，亦每削改篇什”。古人选本如《文选》、姚铉《唐文粹》、吕祖谦《皇朝文鉴》，均有此现象。但桐城派的删改行为自有其特色。桐城派中，方苞第一个在评点本中大力删改前人古文，刘大櫆继承了这种方式。姚鼐虽有删改，但并不多见，且其删改意见主要针对归有光的古文。虽然桐城派后学对删改行为褒贬不一，但这种方式还是得到了传承，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删改古文最多的人。桐城派删改的对象，多是其古文谱系中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随着众多流派成员的参与，以“义法”为标准的删改行为成为桐城派的一大特色。对古文经典的“重塑”，能够将古文的精彩、不足都展现出来。经过删改的文本，在体现评点者古文理论的同时，也可以作为初学者学习古文的示范。同时，对方、刘等人删改前人古文的讨论，说明桐城派内部的“众声喧哗”，彰显了流派内部的张力和活力。
桐城派通过评点本、选本对前人尤其是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删改，具有重塑经典的意义。评点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古文评点本、选本中被桐城派赋予了新的功能：不仅可以赞扬、批评文本，也可以删改文本。这种删改，并非对作品的过度阐释，而是对文本的改造和强势干预。这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自信是相互关联的。《四库全书总目》在“总集类”小序中，将总集分为两类。一种如《全唐诗》，“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另一种如《文选》《古文约选》等选本，“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对《古文约选》等兼具评点本、选本性质的文本而言，编者在选篇择目时已进行过一次“删削”，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同时，又利用评点对古文进行第二次“删削”，去芜存真，通过双重筛选为读者提供一个符合编选者古文观念的文本。在选本已经成型后，评点者还可以对文本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删改，可以引发对于选本新的思考。读者阅读前人作品，选本是主要途径之一。方孝岳认为：“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可见优秀选本的影响力。如果选本无法提供一个忠实的文本，读者接触到的是经过删改、重塑的文本，对原作者的认识会有所偏离。方孝岳评论删改前人作品，认为“在前人未必受过，而后人所推的，固亦未尝不是”，态度比较平允，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或者有讥方氏过事苛求，迹涉无谓者。然方氏本为善诱学人而设，而吾人今日讨论散文字句之格律，利此为有用之资料，正不嫌其苛求”（《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散文概论》），提示了删改材料的新价值。有研究者在回顾散文研究史时，呼吁加强对中国古代散文句法理论的研究，而桐城派于此有独特的领悟。桐城派有丰富的评点文献存世，对许多文本有详细地分析、体会。若能结合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有效利用这些材料，或许可以对散文句法理论的梳理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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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 2019年05期。注释从简。）（图片为编者所加，版权属于原创者。若有侵权，告知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