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三礼学论析

桐城派研究

方苞三礼学论析

林存阳

作者：林存阳，男，山东济宁人。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思想史、三礼学史、政治文化史。著有《清初三礼学》《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乾嘉四大幕府研究》等。

    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兴复礼学的努力，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

   而后进文化的满洲贵族，当其入主中原之初，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为巩固其业已取得的政权，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差异重新予以审视。在清初诸儒倡复经学、注重礼学的影响之下，以诏举“博学鸿儒”和开设“经学特科”为标志，清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确立起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准则。礼学思想作为千百年来统治思想的一种文化积淀，理所当然地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三礼义疏》和《大清通礼》的次第完成，以及此后所形成的《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即是这一方面成就的体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好尚的引导之下，一时儒学名臣，如徐乾学、李光地、方苞、秦蕙田诸人，后先相继，于礼学皆有阐发，且进一步深化了礼学研究。其中，方苞历事康、雍、乾三朝，于《三礼》之学皆有深造，接武徐乾学、李光地之后，卓然自成一家言。其于有清一代三礼学之兴复深化，倡导探究颇为有力。兹试作梳理，以就教于前辈时贤。

生平及为学路向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之望溪先生，江南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桐城县）人。其先祖乃一方望族，向以宦达著称。然自其曾祖象乾后，家道中落。方苞祖帜尚为学官，而其父则仅一国子监生。

    而方苞于仕途一开始亦不顺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方苞以岁试第一名取得乡试资格，但于来年考试则名落孙山。直到十年后，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始荣登江南乡试榜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应礼部试，成贡士第四名，“届殿试，朝论翕然，推为第一人”。眼看成功在即，但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方苞骤闻母疾，遂不顾李光地劝阻，置个人仕途于不顾，毅然南归视母。不幸的事又继踵而来，南归后第二年其父病故，继因《南山集》案受牵连入狱。

    后在李光地多方搭救下，方苞始得死里逃生。《南山集》案后，圣祖就方苞的去向作出如下批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以此为转机，方苞于次日即应召入南书房。其奉命所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三文，深得圣祖赏识。由此，方苞得以以白衣入直南书房。

    当时，清廷为编纂乐律、数学等书，开馆于畅春园内蒙养斋，方苞奉命预修《律旨正义》。自是，方苞益受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并荣获《御制分类字锦序》校勘之任。世宗继位，赦免方苞全家出旗归籍，优礼有加。他曾对方苞曰：

   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朕得汝之情，故宽贷汝。然朕所原者，情也。先帝所持者，法也。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诸内廷，而善视汝，是汝受恩于先帝，视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觉先帝未察汝情，不惟亏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先帝遗德，则汝之忠诚见，而朕之孝道亦成。

此番话语，使方苞为之感激涕零。从此，方苞愈勤于所职，并屡受重用。方苞以雍正三年（1725年）复任修书总裁原职为基石，于九年（1731年）冬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第二年升任侍讲学士，十一年（1732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继以总裁、副总裁身份主持《一统志》馆及《皇清文颖》馆事。入乾隆朝，再入南书房，奉命编选明末及清初《四书》制义。

   三礼馆开，方苞以副总裁赞修《周官义疏》。其后，因为同僚所忌，其议多受阻格，亦由此引起高宗不满，遂于乾隆四年（1739年）被革去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专任《三礼》馆修书事。翌年，方苞以翰林院侍讲衔告老还乡。此后八年，他致力于《仪礼》之研究，至其辞世前一月，终于著成《仪礼析疑》一书，走完了其一生的坎坷历程。

    方苞虽然沉浮于宦海，然其为学则并没因之中辍；相反，随着职位的升迁，其学问愈有长进。方苞之学，启蒙于其父、兄。他于《与吕宗华书》中称：“仆幸童稚时，先君子口授经文；少长，先兄（即方舟，字百川——引者注）为讲《注疏》、《大全》，择其是而辨其疑。”

   本来，其父仲舒长于诗，与一时耆旧钱澄之等相倡和，但他并不想让儿子步其后尘，故以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必读书之深而后见道也明，取材也富，其于事变乃知也悉，其于情伪乃察也周，而后举笔为文，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来引导方苞。而其兄舟治时文应“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己出”的主张，亦深深影响了方苞。在其父、兄的引导下，方苞虽乡试落第，但其所为文却愈见深醇、朴健。

   与之同时，对于经学，方苞亦颇究心。苏惇元所作《年谱》云：“循览《五经注疏大全》，以诸色笔别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后昆山刻通志堂《宋元经解》出，先生句节字划，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会通之，二十余年始毕。唐、宋以来诂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偶举一节，前儒训释，一一了然于心，然后究极经文所以云之意，而以义理折中焉。”这为其此后研治《三礼》、《春秋》打下了基础。

   然而，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还是其所作文章。方苞早年受知于高裔，及后随高旅居北京，以文会友，其锋角渐露。而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立身旨趣，更赢得公卿显贵的注目。李光地曾论之曰：“当与韩、欧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

   然万斯同却不以为然，训示方苞道：“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溺也！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并期以“明道觉民”为事。这一告诫，对方苞来说，乃一为学路向的转机。方苞称：“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前述其致力于宋元经解，亦因缘于此。

   此后，在刘言洁及刘拙修的激励下，方苞更专意于此。其自述前后思想的转变过程曰：

   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指刘拙修——引者注），劝以讲索，始寓目焉。其浅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则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谓自汉、唐以来，以明道著书为己任者众矣，岂遂无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蠧也。

这一思路的转变，固然启益于万斯同、刘言洁、刘拙修诸人，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致力于《宋元经解》的结果。不过，方苞研治经学的历程却非坦途。其《与谢云墅书》曰：

   仆以窘穷，授经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资求于人，不得任胸臆，鸡鸣而起，惫精越神，舍己所务，以事人之事。其得执古人书，沉潜反复者，计唯山行水涉、旅宿余闲，与夫向晦独坐，人事歇息之候耳。

这还只是外在因素。至其思想的磨砺，更甚于此。其叙删《宋元经解》经过曰：

   仆始从事于斯，以为一家之说未遍，则理或有遗而心弗能餍也，虽至肤庸，甚者支离谬悠，而一语未详，终不敢决弃焉。及遍一经，然后知三数大儒而外，学有条理者，不过数家，而就此数家之中，实能脱去旧说，而与圣人之心相接者，盖亦无几。因复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经之本文，其所得必有过此者；然积疑之义，未安之诂，发书终卷，必一二得焉，则又治经者所不可废也。……矻矻于车船奔返、人事丛杂中，盖二十余年，而后诸经之说粗毕。

即此来看，方苞于学，既艰且勤。

    而就其学术宗尚来说，方苞既有志“学行继程朱之后”，且多究心于宋元经解，故以程朱义理之学为宗。李元度称：“公论学，一以宋儒为宗，其说经，皆推衍程朱之学。”徐世昌亦称：“望溪学宗宋儒，于宋元人经说，荟萃折衷其义理，名物、训诂则略之。”揆之其所著述，这一评判当为不诬。

   方苞曾言：“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以此，他对与程朱异者，大为指责。其有言曰：“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

   由此可见，其于程朱，甚为推崇。不过，其虽宗程朱之学，却并不墨守。如其说《诗》，尝曰：“仆于朱子《诗》说所以妄为补正者，乃用朱子说《诗》之意义，以补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驰而求以自异也。程子之说，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谓非程子之意义可乎？”

    且其于阳明之学，亦不一概否定。他指出：“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

    又曰：“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征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鄙儒肤学，或勦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故余平生共学之友，穷在下者，则要以默识躬行；达而有特操者，则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标讲学宗指。”此一评判，还是较为持平的。即此，亦体现出方苞学宗程朱，不执一偏，以义理为准衡的学术取向。

治礼特色

    方苞的上述为学取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其对《三礼》的研治上。而其学术成就，亦以《三礼》学为著。其于《三礼》，肇始于授经生涯研治《宋元经解》之时，44岁后更潜心于此。嗣后，遂有《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义疏》、《仪礼析疑》之结撰。

方苞治礼，其特色有二：一则长于以义理说礼，而不专究于名物制度之考辨；当然，其所考辨亦有精到者。二则说礼意在贯通，于《三礼》参互印证，且能引他书证己见。他曾曰：“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又其《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曰：“余以《王莽传》辨《周官》所伪乱，循是以考《戴记》、《尚书》及子、史、传、注，然后知舍莽政之符验，《周官》无可疵者。”又其《与鄂少保论丧服注疏之误书》曰：“孔、贾作疏，惟宗郑注，后儒遵守，于《丧礼》之大经，承误而不知其非者，约有数端；犹幸其纲领尚存于《春官》司服，而散见诸官者，一一可征，参以《仪礼》、《戴记》，其谬悠可得而正也。”此即其治礼宗旨，亦是其治礼方法。

《周礼》之辨

    《三礼》之中，方苞于《周礼》用力最多，其成就亦最著。在他看来，现存之《周礼》乃周代六官程式，非专记礼之文，周公当另有《周礼》书，惜其散亡，故应复今书为《周官》。其辨之曰：“汉《艺文志》列《周官》五篇于礼家，后人因谓之《周礼》，其实乃成周分职命事之书也。《春秋传》曰：‘先君周公作周礼。’而所称则是书所无，盖周公监于二代以定五礼，必有成书谓之《周礼》，用别于夏、殷。散亡既久，其存者如《仪礼》十七篇，犹其支流。若是书，则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故复其旧仍曰《周官》。”

   而就六官来说，他认为诸儒掇取五官之文以补《冬官》，甚是无义理，并引李光坡之语曰：“李耜卿云：‘若本无《冬官》，则《地官》乡师职之匠师，《仪礼》大射礼之工人、士梓人，《觐礼》之啬夫，何代之官？当系何所？’足破群疑。今一仍其旧，即一官之属，偶有意为错简者，亦不敢割附他职。”按：李光地认为《冬官》不亡，而《周礼》乃周公未完之书，其弟光坡及其子钟伦皆承此意，故治《周礼》不掇取其他五官补《冬官》。方苞既曾问学光地，故其对《冬官》问题的看法，颇承李氏兄弟之说。

    方苞既辨《周礼》乃周代六官程式，故他认为《周官》即周公所作。此一认识肇始于其早年所作《读周官》，其言曰：

    呜呼！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其后，方苞再为《周官辨》以申其说。他指出：

   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盖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难合者。以公之圣而得之如此其艰，则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群儒多疑其伪；至宋程、张二子及朱子继兴，然后知是书非圣人不能作。盖惟三子之心，几乎与公为一，故能究知是书之精蕴，而得其运用天理之实也。

   进而，方苞再为《周官析疑》，申之曰：

   《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未尝一辞一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

   由此可见，方苞对《周官》，推崇亦可谓至矣。

    基于上述认识，方苞更进一步指出：《周官》本身不伪，其中与古不符者，乃刘歆所窜入。其言曰：

   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

   方苞又通过对与实不相符数事，即“《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禬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蛊，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的考辨，

   再次重申：“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

    又其辨《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为刘歆所窜，不无沉痛地指出：“呜呼！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乃为悖理逆天之语所混淆，至于二千余年而不可辨，则歆诚万世之罪人也。”

    事实上，方苞以上论断，并不准确。杨向奎先生曾指出：“《周官》所载制度，有确属宗周制度而无疑者，如井田。……若礼制包括礼仪、信仰及迷信行为，大体可信。以此，我们认为《周礼》可信，亦不可全信，也就是‘真伪参半’，‘真’是宗周是真，‘伪’是战国时人之所为，但与歆、莽无涉。望溪此说，实开清代今文经学之法门，此后刘逢禄遂倡刘歆伪造《古文经》说，如《周礼》、《左传》，清末康有为更张大其说，而有《新学伪经考》，泛滥无所止矣。”虽然如此，方苞对《周礼》还是有其独得之处的。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方苞又为《周官》作《集注》。其叙因缘曰：“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旨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之所以如此，他认为：“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源，知制可更而道不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

    此一认识，是方苞学宗程朱义理之学为学宗旨的运用，亦是其融会贯通《三礼》的结果。继此，方苞于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又担纲《周官义疏》的编纂，将其前此对《周官》的研究所得倾注在里面。《周官义疏》成前，方苞在辞礼部侍郎衔时有言：“窃思《三礼》之书，自前世未经釐正，而《周官》之翳蚀尤多。……臣用功四十余年，尚未能得其会通；若不及臣精神犹可勉强之时，早完此书，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讨论不能精密，前后或有牴牾。”

    及《周官义疏》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呈上，“上留阅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可见，其所见还是颇得时人认可的。不惟如此，三礼馆开之初，其所草《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亦成为纂修《三礼》的思想指导。其中，他所拟分六类，即：

   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

    三礼馆臣除于后增加“总论”外，上此六项均用方拟。且参与《三礼》纂修事者，如朱轼等人，亦颇引以为同调。朱轼曾为方苞《周官析疑》作序，亦自著有《仪礼节略》、《重订礼记纂言》，又重刊《大戴礼记》，加意表扬，于礼颇有考究。《清儒学案》称：“正一身以正家国天下者，其礼乎？清代名臣大儒，莫不以是为兢兢，健庵、味经其尤著者也。可亭为《仪礼节略》一书，一以《经传通解》为宗，而删繁举要，博采诸家，附以独见，所言皆明白洞达，可谓知本务也。”即此一端，可窥一时风尚所在。

    方苞《周官》之论，其意义何在？于此，朱轼有言：

   张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于《周礼》则尊信而述之。朱子谓非圣人不能作。西山真氏极言其广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学乃能言。今概指为矫诈而訾弃之，此林硕、何休之妄，与《新义》之渎乱等耳。善乎，灵皋先生《六官析疑》之论曰：……既于《总论》畅言之，又逐节指出言之，而后信者、疑者，皆爽然自失矣。他如《天官》……

   凡历代经述家所传习谬讹者，莫不肌分理劈，经纬条贯一归于正。尤致严于王伯之辨天人理欲几微之介，何深切著明也。……《周礼》虽列群经，而学士能通其读者盖寡。自斯篇出，而后大典精义，昭若日星。明经之功，顾不巨与？……灵皋又手授编修邓子《周礼解》，其于古经微言，实有得于心，非苟而已。

   蔡世远曾评《周官辨伪》曰：“其说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经义，揆之事理，无一不合于人心之同然，此之谓言立。”四库馆臣亦论之曰：“是集（指《周官集注》——引者注）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其注仿朱子之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于初学颇为有裨。……后苞别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又曰：“是书（指《周官析疑》——引者注）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于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以上所论，基本上可概括方苞《周官》学之长短。

析疑《礼记》

于《礼记》，方苞著有《礼记析疑》。是书之作，系方苞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一年间（1712年～1713年）因《南山集》案拘于狱中俯仰思索所得。方苞自称：“自明以来，传注列于学官者，于《礼》则《陈氏集说》，学者弗心餍也。……始视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义，则多未审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

在他看来，“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举一端而始末不具，无可稽寻；其言或本不当义，或简脱而字遗，解者于千百载后意测而悬衡焉，其焉能以无失乎？……用此知古书之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学所能尽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径涂而言有端绪，然后继事者得由其间而入焉”。

有鉴于此，他一如治《周礼》，以贯通的方法，寻其义理，依据本文，辨析陈氏之说，且力避“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艰”之弊病。经过一番思索探究，其“义得于《记》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陈说而审详焉者十三、四”。

从此，他深以陈氏启己之益为感。然此时，方苞所得见者唯陈氏《集说》而已，故难以印证己见。及其出狱之后，他再以卫湜《礼记集解》相校，“去其同于旧说者，而他书则未暇遍检”。于此，他阐释道：“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岂必说之自己出哉？后之学者，有欲汇众说而整齐之，则次以时代，而录其先出者，可矣。”此一治学胸襟，可谓大矣。

四库馆臣曾就此书论之曰：“是书（指《礼记析疑》——引者注）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其论至为明析。于‘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

当然，方氏所论中亦有武断之处，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这还属枝节，无关宏旨。最让四库馆臣难以忍受的，是方苞在考定《文王世子》一篇时，“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莅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

于此，四库馆臣认为：“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惟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但就整体来看，方苞之《礼记》研究，还是多有见地的。

质疑《仪礼》

    《周礼》、《礼记》而外，方苞于《仪礼》亦有研究。他认为，治《仪礼》不应斤斤计较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应由此体会三代之治象，与圣人彷徨周浃之意。这是因为，《仪礼》虽“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

   “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甿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砻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后世淳浇朴散，纵性情而安恣睢，其于人道之大防，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矣；乃使笺笺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较于微忽之间，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汉以降，其用此必有变通矣”。

   且“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不明白于此，是不能体会《仪礼》所蕴含之义的。方苞这一具有“礼时为大”精神的体认，是颇有见地的。王源曾评之曰：“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源理路。”胡宗绪亦称：“望溪说经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尝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

    方苞本着上述思路，于晚年专意于《仪礼》的考究，用十余年之力，先后十治，终于辞世前一月著成《仪礼析疑》一书。其间甘苦，苏惇元于所辑《年谱》中记曰：

    先生以此经少苦难读，未经倍诵，恐不能比类以尽其义。又世所传，惟《注疏》及敖继公《集说》二书。其《永乐大典》中宋、元人解说十余种，皆肤浅无足观。国朝惟张稷若、李耜卿各有删定《注疏》，间附己意，发明甚少。先生大惧是经精蕴未尽开阐，而闭晦以终古。故七十以后，晨兴，必端坐诵经文，设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圣人所以制为此礼，设为此仪之意，虽卧病犹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笔记，十余年来已九治；犹自谓积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

   即此，方苞于《仪礼》用力之勤，用心之苦，亦可略窥一斑。且方苞前此已对《周礼》、《礼记》多有所得，此时再治《仪礼》，运其贯通诸书的方法，当有新的发明。

    方苞《仪礼析疑》，“大旨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详辨之，其无可疑者并经文不录”。虽其短于名物训诂，然于义理却多有阐发。四库馆臣论之曰：“然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于《士相见礼》，辨注谓宾反见即有燕礼之非。辨张侯下纲之文所以见于《乡射》，而不载于《大射仪》之故，皆由《周礼》以通之。……皆细心体认，合乎经义。其他称是者尚夥。检其全书，要为瑜多于瑕也。”四库馆臣发为此论，足见方苞《仪礼析疑》之价值了。

    方苞于《三礼》各著专书外，还著有《丧礼或问》。先是，方苞遭母丧，依古礼行丧次。后于狱中再加体会，遂著为此书。全祖望尝论及此书曰：“阁下《丧礼或问》，议论之精醇，文笔之雅健，直驾西汉石渠诸公之上，此经学中所仅有也。”

   当然，全祖望于《礼记》中“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问题与方苞所见不同，但据其上所评论，方苞所论当相当精到。苏惇元《年谱》记曰：“著《丧礼或问》。其后刘古塘为之序，称其于先王制礼之意，有灼知曲尽而非传、注所能及者，拨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于是书。”

   全、刘二氏所称，应有所据。方苞尝与鄂尔泰书论及后儒于《丧礼》之大经承误而不知其非者数端，又曲护旧说者数端，阐发其对《丧礼》有关问题的见解。其后，沈廷芳于雍正六年（1728年）就学方苞，方苞以《丧礼或问》授之，并期之以此为业，曰：“丧、祭二礼，事亲根本；世罕习者，生其研于斯！”可见，方苞于《丧礼》，还是多所究心的。

身体力行

    方苞不仅能于《三礼》学有所发挥，且能以礼持身，运之实事。乾隆元年（1736年），高宗谕令臣工就祖陵庙寝宜重加丹雘问题参议，方苞即据《礼记》、《周官》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又高宗居三年之丧，命群臣详议其礼。方苞遂据《三礼》，“详考经传，参互相证，择其无戾今制而可存古义者”，拟如下议：

    二十七日内，天地社稷之祭，皇上躬行，暂用吉服，终事而释。……既葬，宗庙时祀，前期以闻，命诸臣摄祭。……自朝日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闻，遣官致祭。……百日以后，皇上衣青绢，裹以缟，冠裹亦如之，加青纬，带从衣。……”但因格于众，遂不行。嗣后，方苞又“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分《诗》、……《三礼》为三科，而以《通鉴》、《通考》、《大学衍义》附之。……《三礼》附以《文献通考》，各以疑义试士。

    此议虽得朱轼及杨名时赞同，亦因违众而止。方苞所议虽屡挫于众，但这并没打消其对礼的执著。及其谢任归里，依然以礼准身，且教导子弟族人亦遵循礼。其《家训》所定之《教忠祠规》、《教忠祠祭田条目》，即其实践礼的体现。

    综观而言，方苞之于《三礼》，虽其疏于名物度数，但其以义理说礼，亦有不少发明。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深入治礼，亦欲藉朝廷兴起礼教。其《书礼书序后》曰：“是篇之义，盖痛古礼遭秦而废，历汉五世而终不能兴也。”又曰：“子长此序，非独痛时事也；其于终古礼俗之变，尽之矣。盖三代之礼，缘情依性，故能经纬人道，规矩无所不贯。”其用心亦深矣。然就当时情形来看，又是不大可能的。故方苞不无遗憾地道：“仆性质愚钝，不笃于时，抱章句无用之学，倔强尘埃中，是以言拙而众疑，身屯而道塞。”姑不论其间的是非曲直，而方氏的礼学成就则是值得称道的。其对礼学的倡导与探究，于有清一代三礼学之发展深入，甚有功焉。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2001年号。注释从略。）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感谢原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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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任雪山 卢坡 史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