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商会注定将成“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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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莞时报
作者｜余鹏
又到一年总结季，各种单位都在忙着搞年会，商会自然也不例外。一年一度的商会年会可谓盛事，会长致辞、监事长做财务报告、秘书长作工作汇报和领导压轴发表重要讲话，那都是常规动作。红红火火的商会年会持续近两个来月，甚至好几个商会同一天搞年会的。比如，最具有吉祥寓意的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因为含有“三个6”和“三个1”而众多商会的年会都选择了在这一天举行。这一天，刚笔者就收到了6个商会的邀请，好多商会的同仁都在赶场子。难怪有人叹言，“东莞的商会挽救了东莞的酒店业！”。
然而，轰轰烈烈的商会年会，不但只是东莞酒店业的回光返照，或许也只是商会自身的昙花一现。热闹之余，留给各商会领导人的将是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部分省一级的“大”商会都只能是勉强维持，少数商会举步维艰，基本处于“停摆”状态，更遑论新近成立的县市一级的“小”商会了。商协会似乎都在异口同声地感叹，“搞商会，好一个难字了得”，而会员则多有抱怨，“商会商会，简直就是伤会”。
连大锅饭都没得吃的“清水衙门”
对创建者而言，看着别人风风光光搞商会，自己也可以占有一个“地盘”，借以提高社会，实现衣锦还乡的人生梦想，同时也有着增加在商业谈判上的一些筹码的意图。对会员而言，商会是个很高大上的平台，中小微企业踊跃入会，多是寄望通过商会解决自身急迫问题。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对商会不切实际的幻想，终究是个稍纵即逝的泡泡。根据我国法律，商协会是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类事业单位，而又不是事业单位，更不是企业。从根本上讲，其实际上只是类似居委会的自治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商协会没有强有力的行政约束力，难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只能是凭借部分会员的热情和贡献来发展。对，商会就是一个讲贡献的地方，既不是来混官位的，也不是用来谋利的所在，还不能有严厉的规则。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松散的社会组织，要想在里面捞到实在的好处着实不靠谱。异地商会如果没有家乡政府的扶持，行业协会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成立起来固然不易，办好办久则是更难的事。这就注定了多数会员乘兴入会，败兴离开。
顶层设计鲜有新意
商会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最后要发展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多数商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都难以回答得清楚的问题。不少异地商会由“老乡会”演变而来，对商会核心使命缺乏清醒认识，对如何发展壮大缺少系统思考。有的虽明确提出了阶段性发展目标，但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个别商会寄望于“一口吃成个胖子”，提出联合开发工业区、设立担保公司、建商会大厦等“宏大”目标。有的商会满足于组织会员聚餐联谊，不思长远发展之计。有的商会压根就没有做过发展规划，有的商会有规划也就停在纸面上，落实起来困难重重。多数商会要么在杯光交错中沉沦，要么在激进的投资中烟消云散。
利益难得均沾
在众人的眼中，商会一般只有两个人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个是会长，一个是秘书长。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商会就是一个会员抬轿子，会长坐轿子的地方。顾名思义，会长是商会的法人代表和领导人，是商会的核心，自然也就是商会最大的受益者。能成为一会之长，尤其是创始会长，那是莫大的荣耀。君不见，商会会长在庆典上第一个致辞，在餐桌上坐最中间，回家乡一般都是当地一把手接待，其风光之炽真是羡煞旁人。而且，运筹得好的商会，可以借助商会的名义拿到更好更便宜的土地，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某某商会大厦或某某商会产业园之类的。秘书长是执行者，在干活的同时被人认可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依然有不少人“红眼”。于是乎，会长和秘书长成为商会矛盾的焦点。有些商会内部发动“政变”，闹到社会组织管理局，更有甚者因为内斗而游行和静坐，弄得多败俱伤。有些商会，新老会长之争，将会长的会费标准抬到天价。
为会员服务是个伪命题
会员抱怨得最多的莫过于，入了商会感觉除了吃吃喝喝就没有其他服务了，一种被忽视的感觉成为多数会员与商会领导的积怨。所有商会在成立之初就高调宣布，要做好会员服务，成立之后多倡议要不断加强会员服务。但是细细思考一下，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出来了，谁来服务会员，谁有能力服务会员，会员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会员自己不能服务自己吧，会长来服务会员？那是更不可能的事。一般来说，公认的商会服务团队是秘书处。进一步分析下，秘书长就应该为会员服务？超过半数的商会秘书长都是兼职的，有的兼任执行会长、或兼任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等等，也就是说，多数秘书长也是会员，甚至也是商会的领导，多数自己还有企业。这些兼职的秘书长，一样的交会费，一样的不拿工资，已经无私奉献了很多。在商言商，期望兼职的秘书长为会员服务，那也是不靠谱的事情。如果商会有专职的秘书长或者执行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之类的，自然他们是主要的服务提供者。但是，以商会巨大的服务内容和高难度的服务强度，如果专职人员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资源和商会内部的威望，根本上就难以做到“服务”二字。试想，一个能力超强，社会关系丰富的强人，能甘心在商会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并一直做下去？就算是有，又有几个商会有钱养活三到四个专职人员呢？像东莞异地商会的标杆——江西商会，拿二三十万年薪给秘书长，普通秘书也有好几千，还有绩效奖励，这样庞大的开支在其他商会基本上就不大可能。于是，更多的商会在办公室就只有一个拿着两三千大洋的文秘看门，更有个别商会为节约开支连专职人员都直接省掉了。在执行层面，一些商会选聘秘书长和相关工作人员时，更多看重的是否听话，以至于退休干部、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等从业人员较多，难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此一来，还能期望谁来为会员服务呢？诚如以上，多数商会不是不想服务、不去服务，而是根本就服务不了，最后只能忙于场面上的事。大事干不了、小事干不好，大多数会员心灰意冷，长此以往，乡情纽带难以维系，商会难免沦为少数人的“俱乐部”。部分会员一旦愿望难以满足，参与热情消褪，“小圈子”活动、“拉帮结派”等现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集资“造血”是把双刃剑
会费和捐赠是商会的主要经费来源。不少异地商会成立之初，更多依靠会长、副会长等骨干会员捐赠。为了吸纳更多会员，对其会费缴纳标准不高、要求不多，使其产生依赖思想，甚至少数商会提出会员免费入会。个别会长缴纳的会费超过商会总收入的90%，甚至还要承担办公场所租赁费用。相当一部分商会，其收入在举办完成立庆典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当骨干会员间产生矛盾或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其缴纳会费、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必然大打折扣。为了解决经费难题，各商会纷纷成立商会投资公司，吸收内外部项目资源，尝试“以商养会”，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赣商大厦和浙商大厦项目。出发点都是好的，投资公司一般由商会领导层发起，大部分采用众筹的方式吸收会员入股，投资熟人项目，将盈利的部分捐赠给商会，部分用于公益慈善，大部分用来分红。一般投资公司和商会合署办公，人员两用，这样又大大节约了商会开支。理论上，这确实是个好事。但也产生了两个不得不回避的问题，一个是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而且现在萧条的经济形势下是高风险的，一旦投资失败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将危及商会发展甚至生存；二是投资公司股东太多，股权分散，利益分配不均，容易产生内耗，这更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事实正验证了以上担忧，东莞某商会50多名会员合资承包某酒店亏损，带来纠纷不断；还有某商会集资建小产权房，结果因人口减少，项目不成，几百万押金无法收回，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有个别商会用全名入股的方式，实现公司化运作商会，初期轰轰烈烈，却出现了投资公司利益与会员企业利益相冲突的现象，不得不谋求转型。于是有商会领导人颇为伤感地总结道，“商会就不应该搞投资，做好资源平台就行了”。
后续乏力的公益慈善
参与公共事务、履行社会责任，是商会的内在要求和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目前不少异地商会局限于“帮老乡”、“帮老家”层面，很少能“兼济天下”，在帮扶其他弱势群体方面作为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商会的公益慈善有点变味，在所谓的慈善捐赠活动上，强行摊派，成为会员的一种负担，引起怨声载道。更有甚者，假意公益慈善，夸大其词，谋个人私利。有些地方政府，利用商会平台，不断地进行公益摊派，有些会长捐赠吧心痛钱，不捐赠吧，面子上过不去，造成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更为搞笑的是，有一些人慕名前来商会募捐，结果办公室的秘书不知如何是好，真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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